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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这个曾经罪恶累累的人来说，有什么能比特赦书上'确实改恶从善'这六个字更可宝贵的呢？党和政府给予了我多么高的评价呵！我激动得不能自已，任凭感激的泪水在脸颊上流淌．.....  这批特赦的人员有：李仙洲（原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范汉杰（原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罗历戎（原第三军军长）、胡临聪、陈金城（原四十一军军长和九十六军军长）、李以助（原第五军副军长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宋瑞珂、庞镜塘、我和夏建责，以及原国民党十五绥靖区司令部处长董益三等11人。  获赦代表庞镜塘发言之后，由徐远举代表未赦同学发言。这在一般人看来完全是一件小事，而在没有获赦的同学眼里，徐远举却是一个仅次于被特赦同学的值得羡慕的角色。因为在首批特赦时，庞镜塘代表没有获赦的同学发了言，在第二批就得到了特赦。同学们都认为徐远举被安排在会上致词，那一定能在第三批获赦了。连我和徐远举本人都是这样认为的。会后，徐远举和我两人高兴地抱着跳了一顿。他祝贺我获得新生，我预祝他第三批得到特赦。我俩激动地说：'过去我俩一起为国民党效忠，危害人民，以后我们要在共产党领导下携手为人民多作贡献。'  真要离开监狱了，我不免对这里有些留恋。留恋这里认真执行共产党宽大政策的管理人员，留恋谆谆教导我们、关心我们的公安干部，也留念那些一起劳动、学习、改造的同学好友。此时，我深刻地认识到，这11年的改造教育，对我来说，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在这11年中，我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得到了根本的改变，真正认识了自己的罪恶，体会到了共产党的胸怀广阔，气魄伟大！倘若1949年就将我释放的话，我还不知要犯多少严重的错误呢。  离开监狱时，我将自己的日用品都分送给其他同学。当我把毛巾等物送给原国民党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微寒时，他坚决不收，并诚恳地告诉我：'你还是带着吧，出去以后，也许不会如你想象的那么方便。你要有思想准备。'他的关心使我很感动，他自己尚未获得特赦，却先想到了别人。这正是我们这些人在共产党教育下，逐渐恢复了'人性'的表现吧！从他的话里，我也意识到自己有放松思想改造的苗头，这是不应该的。  特赦，并不意味着我思想改造的结束，而应该是进一步自我改造，进一步认罪服罪，为祖国、为人民作贡献的开端。 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共产党不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而且给了我自由，给了我幸福，给了我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特赦后，民政局一位责干部将我们安排在北京崇文门内的一个旅馆里。我和宋瑞珂两人住一个房间，条件非常好。这位干部告诉我们，政府决定每月给我们60元钱的待遇。先在京参观、学习三个月，再到人民公社劳动一年之后，才作长久安排。他还再三叮嘱我们：生活上要克制自己，思想上要彻底改变自己过去的立场、观点，完全站到人民这一边，一切都要从人民的立场出发，不要犯错误。  这位干部语重心长的话，使我非常感动。党和政府不但在生活上百般照顾，而且在思想上也给予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深感自己受之有愧，更加深了自已认罪服罪的思想。 特别是当罗历戎的妻子、儿女来接他时，我不禁想到过去反动派对革命人士大批杀害的情景，他们的亲属不要说见不到人，就是连尸首也见不上，这是多么鲜明的新旧对比呵！谁是仁义之师，谁是残暴之辈，不是一目了然吗？ 还有一次，在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北京市统战部三个单位为我们召开的座谈会上，我见到了曾在重庆时被军统追捕过的易礼容先生。易先生在重庆时，只因为他是一个搞工运的爱国民主人士，军统就要迫害他，幸亏他事先得到消息，提前转移了，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啊。当见到他以后，我感到很惭愧，连忙向他表示歉意和敬意，他却笑笑说：'过去的事，别提它了。'然而，我自己干过的罪行，我怎么能忘呢？内疚和自责之心久久不能平息。我没想到，来到新社会后，会处处见到军统的罪痕，会时时想到自己的罪恶。 在两批特赦人员中，只有我是唯一的特务机关的头目。我知道，特务过去对人民的危害是很深的，人民对特务是恨之入骨的。在一次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徐冰副部长告诉我说，有些人听到我这个大特务，都有点谈虎色变。后来徐冰副部长补充说：'人们的这些看法是难免的，但党是相信你的改造的。'听到这番话，我喜愧交集。心想，我一定要用最大的努力去赎过去的罪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扭转人民对我的看法，我应该加强思想改造，在我身上处处体现共产党的伟大改造政策的成功，不能让它由于我而受到任何损害。  新的生活开始了，我最担心的是到社会后，会受到人们的歧视。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在旅馆里，服务员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非常周到。在当时国家处于经济困难、物资紧张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每天1元2角的伙食费，能够常常喝到牛奶，吃上黄鱼。有一次，我患感冒，发高烧，不想吃东西，服务员老洪就特意为我做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挂面。每一个服务员待我们都非常和蔼热情。 政府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待我们更是关怀备至。民革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等单位领导曾多次设宴招待我们，勉励我们任何时候都应当相信党，相信政府。并指出，共产党过去没有抛弃我们这些人，今后，也不会将我们弃之不管。无论我们遇到了什么困难，党都会在各个方面帮助我们的。领导同志还诚恳地希望我们继续自觉地改造思想，自己思想上许多过去的脏东西，现在洗干净了，不要再染上污泥。今后，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都可以向领导反映。领导同志对我们的关心，使我深受感动。作为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我是多么幸福啊！当我第一次自由自在地走在大街上时，我真想狂奔大喊几声，或者是骄傲地告诉行人：我已经是一个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啦！ 我强捺住内心的激动，在附近的商店买了一瓶墨水。我要用新的墨水记下我新生活的历程。 参观学习开始后，我们先后参观了可容8万人的工人体育场、建筑宏伟的农业展览馆、富丽堂皇的民族文化宫和别具一格的军事博物馆。感触最深的是民族文化宫和军事博物馆。 当我看到民族文化宫西藏馆里农奴主用来残害农奴的各种各样的刑具时，我就联想到了军统在解放前迫害革命人士时所用的那些更为残暴、毒辣的刑法。过去我总认为军统是一个'革命'的集团。经过11年的改造，思想感情起了显著的变化，在许许多多铁的事实面前，我由衷地认识到了军统是一个最残酷、最法西斯化的反动团体，是蒋家王朝最得力的鹰犬爪牙。因此，我对自己的过去也就更加痛悔。 在参观军事博物馆时，首批特赦的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也从劳动的地方赶来了。看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那些展品，真是触目惊心。当年参加各个主要战役的国民党主要将领，如杜聿明、王耀武、李仙洲、罗历戎、陈金城等人的照片都陈列在那里。其中还有一张照片，是罗历戎在石家庄战役失败被俘后，聂荣臻将军接见他的场面。当事人参观亲历之事，真是羞愧交集，别有一番滋味呵！  参观回来之后，大家在座谈会上感想很多，都认为参观对我们的教育是很大的。每参观一次，就增加了一分对祖国的热爱；每看到一项新成就，就更加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光阴似箭。在轻松愉快的参观学习中，我们迎来了特赦后的第一个春节，这是我11年来最快乐的一个春节，也是我40余年来精神上最轻松、舒畅的一个春节。春节期间，政府安排我们聚餐，还安排我们到人大会堂去看了京戏。我真没料到能有机会坐在这举世闻名的大厅中来看戏！ 正月初四那天，中央统战部又邀我们和首批特赦的在京人员一起聚餐，李部长和徐冰、薛子正副部长，国务院童秘书长等人都参加了。餐后，徐冰副部长谈到对首批特赦人员工作安排的问题时说：首批特赦人员在农村劳动一年期限已满，政府决定安排他们在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待遇也会比现在高。这样优厚的安排，实在出乎我们的预料。对于我们这批人员去农村劳动一年的问题，也作了具体安排。家在外地的可以回外地去参加劳动。我和董益三等内陆没有家的，即留在北京参加劳动。徐冰副部长再三说明，让我们去劳动一年，是为了让我们在劳动群众中去体会劳动人民的感情，并不在乎劳动多少。他还关心地指出，回外地参加劳动的人员，可能会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希望他们有个思想准备，如果遇到问题，要及时向统战部门反映，政府是会帮助解决的。徐冰副部长还特意对我说：'过去你由于职业关系说了半辈子假话，今后应该学会讲真话。'他的谈话是这样的直率、真诚，使我分外感动。我决心在劳动中，在社会上向劳动人民学习，在我的后半生一定要学会讲真话。 最后，童秘书长说，周总理准备接见我们这一批特赦人员。这个消息使我们无比兴奋。真没料到，周总理日理万机，日夜繁忙，还抽时间来接见我们。这是对我们多么大的鼓励啊！ 初七这天上午，民政局王主任陪我们去见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里，周总理、陈副总理、罗副总理都一起接见了我们。周总理先过来个别地跟我们每个人谈了话，然后集合起来讲了一些国内外情况。在周总理跟我谈话时，我首先向总理请罪。因为周总理过去在上海、重庆、南京等地时，我曾亲自带领特务，或是指使一些特务，对周总理搞过侦察、跟踪、监视等活动。周总理听了，爽朗地笑起来，并且很有风趣地告诉我，说我们过去搞的那一套，从来没有对他起过作用，只是当了他的义务随从。他特别谈到，他那次去上海住在新亚酒店的情况。他说，他清楚地知道在他住房的左右和对面房间里，都有人监视着他，服务人员也是由特务来充当的，可是他每天都和在上海工作的同志见面、交谈、传递文件。他问我发现这些情况没有？我说，没有发现，如果发现了，你们的同志便会被特务秘密逮捕。他说，他在上海为共产党工作，与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去上海吃喝玩乐不同。他也经常看电影，那就是他与同志们见面的时候。周总理很高兴地告诉我，他发觉他每天出门，总有一大批特务在跟随着他，使他不便去找在上海工作的同志，他就利用看电影的机会来接见这些同志。当他一走进电影院时，特务们就把前后左右的门都守住，怕他前门进去，又从别的门出来，但是他的座位的前后左右位置上，都是他要约见的人。电影一开映，里面黑洞洞的，特务们找不到他，只能守在门口等候散场。他总是在散场时最先走出来，特务们又马上盯住他，其他同志就分散走开了，所以对他的工作从来没有什么影响。周总理说完这些之后，便又严肃地对我说：'共产党员只有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从来不计较个人仇恨，处处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的。特赦你们，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们今后一定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对周总理的这一段话，我是深有体会的。过去我为效忠蒋介石干过许许多多危害共产党和人民的事，并曾一直担心共产党会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来对待我。然而在我改造的11年中，从管理员到高级的公安干部，从昆明监狱到北京战犯管理所，都不曾有人用军统的某种刑法来对付过我；相反，他们都是认真执行党的改造政策，从生活上照顾、从思想上关心我们这些罪人，而且从不侮辱我们的人格，不计较个人仇恨。不过，对总理提出今后一定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这句话，有点茫然，我连忙问道：'我们还能做出对人民有益的事来吗？'总理说：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如实地写出来，不论是你自己干过的，或是看到和听到的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士等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揭露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使大家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几十年，牺牲多少人才换来今天的红色江山。你如实地把这些写出来，这就对后人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工作。接着，周总理再三叮嘱，写这些东西，一定要真实，不要有顾虑，过去没有交代过的，现在写出来，也等于补充交代，政府决不会追究，同时也不要害怕，不要避讳，知道什么就写什么。过去有些同志为了革命工作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同你们去打交道，那也是值得歌颂的，所以都可以把他们写出来。  谈到这里，谭副总理有紧急事要找总理，总理便离去了。陈副总理就接着对我说：写历史资料，要求真实，不求全面，知道一点便写一点。这不能像写小说一样，可以由自己创作出来，更不能把道听途说的东西也写上去，一定要写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真实材料。 那次接见，到12点多钟，周总理邀我们去后边餐厅吃饺子。他很有风趣地说，今天南方人多，但他还是按北方人的习惯请大家吃过年的饺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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