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践古人言“尚意”

苏轼 《啜茶帖》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钱锺书先生曾说：“在苏轼的艺术思想中，有一种从以艺术作品为中心转变为以探讨艺术家气质为中心的倾向。”

作为诗人、书法家、画家，苏轼对诗、书、画有着独到的见解。至于苏轼在书法方面的成就，并不是将书法技巧提升到怎样的高度上，而是在晋、唐之后找到了书法审美的另一条道路——“尚意”，这促使人们重新认识书法，着重领略书法的“意蕴”。苏轼提出了新的书法审美观念和创作理论，并且通过实践证明了其可行性，对后世书法乃至其他艺术门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反叛唐人书风

宋初书风尽摹唐人，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褚遂良、虞世南等书家的书作被奉为“标准”，苏轼却独辟蹊径，自由挥洒，打破成规，后人对此评论道：“东坡每属词，研墨几如糊，方染笔，又握笔近下而行之迟，然未尝停辍，涣涣如流水，逡巡盈纸，或思未尽，有续至十余纸不已。议者或以其喜浓墨、行笔迟为同异，盖不知谛思乃在其间也。”（李之仪《姑溪居士文集》前集卷十七）

从书法审美的角度来讲，自古多喜瘦字，不喜肥字，而苏轼对此毫不在意，甚至有意为之。他所追求的是与颜、柳等法度森严的书体相迥异的风格，他试图越过唐人的藩篱，冲破“古法”，去建构一种新的书法审美标准。

不过唐人书法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就连苏轼的书法也是从颜体来的。尽管苏轼不愿墨守成规，希望写出新意、写出风格，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并未完全摆脱颜体的影响，只在遵循书法基本规律的前提下，进行了适当的创新。不过他以实际行动促成了书法审美标准的改变，这是他的一大贡献。

形成“尚意”观念

“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这是清人对历朝历代书法艺术主流特征的高度概括。苏轼倡导的书法审美，就是“尚意”的。所谓“意”，是作者与众不同的主体精神；“尚意”就是这种主体精神在书法中的体现。苏轼对书法的评价不拘泥于形体、不囿于成法，更注重其中蕴含的精神面貌，将对书法的审美上升到精神层面，主张“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他把“神”和“气”这两个精神层面的内容排在前边，把“骨”“肉”“血”这三个形体层面的内容排在后边，虽然五者不可或缺，但最重要的是“神”和“气”！这明确表达了书法创作与审美要“重精神，重气质”的主旨思想。

苏轼在《次韵子由论书》一诗中，完整表达了自己对书法的看法：“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好之每自讥，不谓子亦颇。书成辄弃去，谬被旁人裹。体势本阔落，结束入细么。子诗亦见推，语重未敢荷。迩来又学射，力薄愁官笥。多好竟无成，不精安用夥。何当尽屏去，万事付懒惰。吾闻古书法，守骏莫如跛。世俗笔苦骄，众中强嵬騀。钟张忽已远，此语与时左。”

其实苏轼并不反对学习古人，也不反对勤学苦练，但他认为这些都是次要的。苏轼认为，只有将主体精神与人、书密切融合、统一，才能领略到书法的真谛。

力求张扬个性

在苏轼的性格结构中，自由和任性占据很大比重，这从他的诗词、书法、绘画中可见一斑。“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犹如苏轼对固有成法所下的“战书”，将自己打破思想束缚的意愿强烈地表现出来，他认为外在的“形”会束缚人的天性。

苏轼的《题笔阵图》有言：“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内者，圣贤之高致也。”

尽管书法借助“点画”，即“笔墨之迹”来表达，但受“外物”有形之体的限制，不能完全真实地展现作者的主体精神。所以苏轼认为书法的最高境界是“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内”，在有形的点画中突出内在的、无形的思想与精神。在书写时要思想纯粹、心无杂念，方能达到自由的境界。

苏轼常说自己并不刻意作书，多是无意为之：“五言七言正儿戏，三行两行亦偶尔。我性不饮只解醉，正如春风弄群卉……寄语悠悠世上人，浪声浪死一埃尘。洗墨无池笔无象，聊尔作戏悦我神。”（《戏书》）如果刻意追求点画的形式，就会为形所累，所以苏轼要在极度放松的状态下，让自己的审美观与情绪自然流淌，如此，点画之间便有了灵性，“神”也就出来了。

苏轼的这种“任性而为”还体现在书写技巧上：“别人运笔骏快，他反而迟缓；别人结构精巧，他反而肥扁；别人强调中锋，他反而偃卧；别人用墨适中，他反而浓稠。”由此形成了别开生面的书法形象。

注重内在修养

苏轼虽然“尚意”，作书时任性而为，但他依旧注重对基本功的训练。他认为要想写好字，必须打牢基础，不能好高骛远、盲目求新。对此，他多有论述：“书法当自小楷出，岂有正未能而以行、草称也？”（《跋君谟书赋》）“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论书》）“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书唐氏六家书后》）苏轼认为学习书法应从小楷入手，循序渐进，逐步过渡到行书、草书。如果越过楷书，直接学习行书、草书，好似“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未能行立而能走”，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苏轼还对字的结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论书》）他的看法无疑是辩证的。

另据《乐静集》卷九载李昭玘《跋东坡真迹》：“昔东坡守彭门，尝语舒尧文曰：'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这里的“识”“见”“学”，即为上文苏轼所说的“道”，是辅以点画之间、与“意”一同展现出来的，也和苏轼一贯提倡的主体精神相一致。

尽管苏轼“尚意”，但他深知，坚实的基础于“意”的展现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