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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暗沉、四野静谧，茫茫远山勾勒着天际的轮廓，落日余晖将水天相接处晕染成一片朦胧的橘黄。 夕阳西下，北雁匆匆南飞，边塞的黄昏，雄浑高远却又一如既往的萧瑟荒凉。 秋风过处，吹起满地寒霜，更将男子的双鬓染得斑白，孤城上渐渐燃尽的烽烟，旷野中悠悠响起的号角，将每一个夜幕降临的傍晚都装点得无比漫长。  苍穹远阔，却辨不清家在何方，敌夷未靖，更不知归期几许！面对苍茫大地，寥廓山河，词人感慨万千，提笔写就对宋词风格影响深远的边塞名作《渔家傲·秋思》。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饮者的酒里，是浓浓的乡愁和对远方亲人的无限思念；将军的眼中，更饱含着功业未竟的惆怅以及对边关将士的垂怜。 公元1040年，宋夏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年过五旬的范仲淹，以陕西经略副使的身份远赴西北延州，开始了其短暂、艰辛却难掩辉煌的军旅生涯。 五年之后，经历“庆历新政”的改革失败，又被罢黜离京的范仲淹，在贬所邓州受友人所托，创作《岳阳楼记》，更留下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而这些被后世奉为圭臬的文字，皆是范仲淹在人生的低谷中创作完成，句句有感而发，却绝非一时兴起，而是其一生言行的积淀与写照。 “社稷、君王、家国、苍生”，这些代表着儒家“平天下”终极追求的概念，始终在范仲淹跌宕起伏、明暗交替的人生中重复出现。 而正是这些沉重的字眼背后，那些常人难以承受的责任与使命，以及千百年来都甚少有人企及的境界与胸怀，才锤炼出了两宋三百年，最无可挑剔的文人典范与精神高峰，才成就了千古范文正公这“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 “身世之迷”与人间苦难范仲淹，字希文，祖籍邻州(今陕西彬县)，北宋端拱二年（989年）十月，出生于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 也许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的缘故，几乎从其降生开始，苦难便始终伴随着这个日后注定不凡的孩子。  范家祖上世代为官，但并非大富大贵，到其父范墉这一代，家道已然中落，而范墉也只是个掌管文书信札的八品小官，俸禄微薄，仅能勉强养家糊口。 但哪怕是这种温饱生活，也没能维持多长时间，范仲淹未及两岁时，范墉突然病逝于徐州任所，其遗孀谢氏只得怀抱幼子，护送亡夫灵柩返回故里平江府（苏州）安葬。 正当孤儿寡母无依无靠之际，恰逢平江府推官朱文翰新丧妻室，谢氏便携幼子改嫁朱家，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悦），随后，因朱文瀚调任山东，朱氏一家遂于真宗景德元年（1004），迁居淄州长山。 朱文瀚与原配已育有二子三女，范母再醮之后，又为其诞下三名男丁，在这个由新旧十几口人重新组合而成的大家庭内，人际关系必然复杂难处，而这种“复杂”又极其尖锐地反映在“外来者”朱说的身上。 继父朱文瀚虽然将范仲淹视如己出，对其教育培养也与其他子女别无二致，但朱家的两个儿子，却总是刻意地边缘化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弟弟。 而且母亲对范仲淹也严厉得有些不近人情，同样是几个孩子一起犯错，或者是范仲淹与兄弟间发生矛盾时，母亲总是毫不犹豫的指责“朱说”。 范仲淹从未对身世、血脉产生过怀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怪异的家庭氛围和成长环境，却始终让其感觉有些难以适应却又不明所以。 直到某日，因劝阻朱家兄弟不应浪费不节，却反被回怼：“吾自用朱氏钱，何预汝事？”范仲淹才察觉出异样，在多方打听并向母亲一再追问下，年轻人终于解开了一直萦绕心头的身世谜团。 虽然继父并未亏待自己，但既然不是朱家子弟，心怀大志的范仲淹自然不愿再寄人篱下，何况此时其已年满二十三岁，也到了成就一番事业的年纪。 主意打定，范仲淹毅然拜别母亲，只身前往千里之外的应天书院，开始了艰难、清贫却无比充实的求学生活。 在此期间，范仲淹日夜苦读，疲乏时便将脸浸在冷水中提神，隔夜的冷粥还要分成四块，充作晨昏二餐的口粮，捣碎的咸菜，便是贫寒岁月里的佐餐佳肴。  即使同窗友人馈以精美餐食，其也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而谢绝，如此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范仲淹却甘之如饴、乐在其中。 谁在鲜衣怒马的年纪甘于忍受灰头土脸的生活？哪个如花的少年不被窗外的花花世界所诱惑？而二十三岁的范仲淹，却在应天书院冷水沃面、划粥断齑，甚至“五年来未尝解衣就枕”。 而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却成就了精神世界的无比丰腴，枯燥冗长的四书五经，也滋养出了笔下的锦绣文章和胸中的万千沟壑。 五年寒窗，深埋在尘土中的读书种子，终于在二十七岁时，迎来了绚烂绽放的时刻。 蜕变：从“朱说”到“范仲淹”大中祥符八年（1015）春闱，范仲淹以乙科第九十七名进士及第，随即被朝廷任命为从九品的广德军司理参军，由此开始了其接近四十年、辗转四方又跌宕起伏的宦海生涯。  入仕之后，范仲淹第一时间返回长山，此时继父朱文翰已经离世，但其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朱家的诸位兄弟作了妥善的安排，随后将母亲接到广得奉养。 可见范仲淹虽然性格刚毅，却也是至情至性之辈，对没有血缘却养育自己一场的朱家，即使最终的结局并不愉快，但其依然怀有反哺感恩的念头。 当然，也正是这份赤子之心，为范仲淹浩气长存、大义凛然的圣贤形象增添了些许人间烟火气，也使得我们对“北宋第一名臣”的了解，更加的有血有肉且细腻丰满。 不久，范仲淹升迁至文林郎，虽仍旧是品秩低微的小官，但毕竟是当朝进士，且又临近而立之年，认祖归宗的念头愈发强烈，遂决意复姓更名。 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在奏明朝廷更名之意、并获得恩准后，伴随其二十余年的“朱说”成为历史，而一个的崭新名字——范仲淹，则从这一刻开始，踏上了光耀千古、德被后世的璀璨旅程。 四年之后，范仲淹被调往泰州出任盐仓监官，负责监督淮盐转运，在任期间，其发现当地海堤因年久失修，已坍圮不堪，不仅盐场亭灶失去屏障，而且农田民宅，也屡受海涛威胁。 此乃多年遗留旧事，也与范仲淹职守无关，但虑及民生安危，其毅然上书痛陈利害，建议重修护海堤坝，并在不久后，被朝廷委任为兴化县令，全权负责治堰工程。 天圣二年(1024年)岁末，范仲淹携数万民夫奔赴海滨，时值隆冬，雪雨连旬且潮势汹涌，令修坝筑堤极其困难，而范仲淹率领众人顶风冒雨、宵衣旰食，历经三年时间的艰苦施工，一段由盐城至南通、绵延五百余里的捍海堰终告竣工。  大堤既成，往昔受灾流亡的民户，又纷纷扶老携幼重返家园，百姓感恩戴德，遂将此海堰称为“范公堤”，而兴化县更有不少灾民，由此转随范姓，以示感念之意。 因修堤积累的口碑声望，范仲淹再次获得升迁，被宋廷委以大理寺丞之职，步入京官行列，但不久以后，因其母谢氏病故，又不得不辞官丁忧守制。 天圣六年(1028)，范仲淹服丧守孝结束，经过晏殊的推荐，荣升类似皇帝身边文学侍从的秘阁校理一职。 因为职务的关系，范仲淹不仅能时常伴随皇帝左右，而且也获得了更多悉知朝廷大事的机会。 公元1028年，距其金榜题名已过去一十三载，多年的等待，命运终于为其打开了一条通往飞黄腾达的捷径。然而，为君分忧的使命与刚直不阿的性格，却让年届不惑的范文正公，毅然选择与命运的安排背道而驰……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此时，宋仁宗赵祯已年满二十，早已到了亲政的年纪，然而军国大事，却仍然听凭太后刘娥一手处置。  而公元1029年，以仁孝著称的赵祯，更准备在冬至来临之际，率百官为皇太后祝寿，并行叩拜之礼。 这样的举动，显然有损天子颜面，然而举朝文武却只敢私下议论，竟无一人出言阻止。 只有范仲淹闻讯立即上奏，直言家礼与国体，不容颠倒混淆，皇帝为表孝道，可私下行儿孙之礼，但身为九五至尊，却万万不能当众执人臣之仪。 范仲淹此举，令举荐他的晏殊大为恐慌，责备其言行轻狂，似有哗众取宠、沽名钓誉之嫌。 然而范仲淹却回复道：正是因受晏殊举荐而得入馆职，时时不忘提拔之恩，深恐不能尽职尽责而有负恩公栽培，没想到现在却因忠直而被怪罪，更何况为君分忧，乃是臣子本分，自己身为大宋子民，又岂能眼见天子威严受损而坐视不理？ 义正言辞的申辩，令晏殊惭愧之余更生敬佩，而范仲淹则在第一封奏折石沉大海之后，又鼓起勇气再次上表，而这次的进言更加犀利，是直接要求太后撤销临朝称制，还政于早已成年的仁宗。  朝廷仍然毫无反应，只是在1029年底，一道诏命调其出任河中府同判，实际上就是将其贬谪出京。 不公的待遇并未熄灭范仲淹的报国热情，在地方为官期间，朝中凡有不平之事，其仍然屡屡上疏劝谏。 三年之后，皇太后病逝，仁宗再次起用范仲淹，不料其刚刚回京不久，又因为仁宗郭皇后废立之事，与时任宰相吕夷简暗生龃龉。 当年冬天，郭皇后与宠妃尚氏发生争执，失手伤及仁宗，皇帝龙颜大怒，要趁机废掉早已失宠的郭皇后。 宰相吕夷简平素便与郭皇后有隙，此时便趁机力主废后，但此举遭到范仲淹的极力反对。而吕夷简为讨好宋仁宗，竟明令禁止百官参议此事。 按理说后宫之争，本是天子家事，朝臣不应过多参与，然而范仲淹身为谏官，认为皇后乃是六宫之主，母仪天下，若无重罪而轻言废立，于礼法不和，况且废后也绝非太平盛世之像，于是率领数名谏官前往垂拱殿，叩门请愿。 范仲淹的执拗与“多事”，再次让其遭到反噬，很快圣旨传来，调其出任睦州（浙江建德县）县令。 虽然再次被贬，然而这种敢言直谏的性格与不畏强权的风骨，已然使其成为垂范朝堂的表率，见其被逐出京，不仅大批官员自请一同贬降，当范仲淹孤身远赴浙江之际，送行众人更是无不感慨“范君此行，愈为光耀！”  屡遭贬谪，远离京城，但范仲淹仍心怀天下，处处想着为国效力，1034年，其由睦州移知苏州，在当地兴修水利、疏浚河渠、又自费购置土地，创建学舍，广招天下学子，而此举更催生出了仁宗时期，全国兴建学院的风潮，可以说中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兴盛，范仲淹也是功不可没。 1035年3月，因在地方上的优异表现，范仲淹被再次召回京师，并荣升开封知府，但其很快便发现，宰相吕夷简结党营私、任人唯亲，致使朝堂腐败不堪，因此四度上书，对宰相的所作所为提出尖锐的批评。 吕夷简又岂是易于之辈，反诬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最终在吕夷简及其党羽的中伤之下，范仲淹第三次遭到罢黜，被贬饶州知州。 此时，范仲淹已年近五旬，半生官场沉浮，三起三落，但无论境遇如何，其心态却始终坦然而无所畏惧，在饶州期间，更创作《灵乌赋》以明心志，其中更留下震烁千古的名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临危受命，远赴边塞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在银川称帝，建立西夏国，随即与北宋反目，并调集十万兵马，大肆侵扰西北边境。 而自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签订以来，北宋承平日久，边境防御松懈，士兵未经战阵，外加主持军务的宋将范雍胆怯无能，在与李元昊的较量中，屡遭败绩，致使西北局势日渐紧张。 面对危局，仁宗火速派遣熟悉西北形势的夏竦出任前线主帅，全面负责对夏战事，又采纳副帅韩琦的意见，调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  范仲淹虽然是一介文臣，此前也从未有过从军经历，但他却对军队的弊病，以及国防空虚等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天圣三年，范仲淹便向仁宗呈献《奏上时务书》，直指北宋文饰浮华、武备废弛的隐患，主张加强军事训练，提高部队作战能力，防患于未然。 天圣四年，又再奏《上执政书》，其中“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的观点，便彰显了其杰出的军事天赋和深远的政治谋略。 甫至西北，范仲淹便根据战场形势和宋夏双方的实力对比，提出“屯田久守”的策略。 与此同时，针对北宋军队中的种种弊端加之改革，废止旧制、选拔人才、分部训练，轮流御敌，修筑防御基地，屯田养兵，且耕且战，节省军费开支，在其努力之下，西北边境宋军的军容军貌和防御能力都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然而，这些挽救时局的举措并没有最终阻止北宋的颓势，因为西北的局势并不是完全由范仲淹掌控。 康定二年（1041），西夏对边境的侵扰愈加频繁，副帅韩琦奏请出兵反击，而范仲淹则认为不宜深入敌境大举进攻，执意固守。 两位副帅意见相左，主帅夏竦又不置可否，争执不下之间，急于求成的宋仁宗，最终采纳了韩琦的出兵方案，结果好水川（宁夏隆德）一战，宋军为西夏铁骑所伏，死伤惨重。  好水川的惨败，再次证明了范仲淹军事眼光的独到之处，也使得战后仁宗支持其继续在西北推行全面战略防御措施。 在范仲淹的严密防守之下，西北战局日趋稳定，宋夏双方也逐渐形成对峙，而西夏因为连年作战，国力大不如前，同时李元昊也认识到，要战胜地广人众的宋朝绝非易事，于是在庆历四年（1044年）主动向北宋称臣，两国达成和议，宋夏之争，暂时以表面的和解而告一段落。 昙花一现的“庆历新政”庆历三年（1043年），李元昊请求议和，此时西北边事稍宁，仁宗则召范仲淹回京，拜以参知政事之职，至此，官场沉浮近三十载的范仲淹，第一次位列中枢，成为当朝宰执。 但此时的北宋，由于长年与西夏作战，军费开支急剧膨胀，而宋廷为扩大收入，又不得不增加百姓的赋税，冗官、冗兵、冗费的情况日益加剧，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 仁宗忧心忡忡，问策于朝臣，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与首相富弼联合草拟《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举措，为变法张本，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就此展开。 庆历新政的全面推行，使得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局面焕然一新，范仲淹也迎来了政治生涯的巅峰。然而，改革的举措严重触及了大多数高层官员的利益，守旧势力开始反扑，并抨击、污蔑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结党。 1045年年初，曾经慷慨激昂、一心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下诏废弃所有改革措施，主持变法的范仲淹和富弼等人也被撤去军政要职。 此后，范仲淹黯然离京，终生都再也未能重回朝廷任事，而是转徙各地担任地方长官，直到终老。  1052年，64岁的范仲淹在徐州任上病逝，死讯传来，朝野悲恸，各地百姓纷纷为其建祠画像，仁宗手书“褒贤之碑”，并追封其为楚国公，更御赐最高谥号“文正”。 他是敢言直谏的文臣、也是临危受命的武将；他是文韬武略的改革先锋，更是心怀天下的一代圣贤。 他的人生，明暗交替又几经沉浮，一心变法图强却最终黯然离场，然而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品德，必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闪烁璀璨的光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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