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本期我们推送段德敏教授论述马基雅维利的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段德敏教授审慎思考了学界所提出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的观点。在分析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史》一书后，段德敏先生认为马基雅维利并不主张一种“平民化”的论点，这种“平民化”的论点与马基雅维利本人对平民统治能力的一贯怀疑并不符合。段德敏教授进而提出了“包容性冲突理论”，以便更全面地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理论。本文原载于《浙江学刊》2022年第2期。 《佛罗伦萨史》与“马基雅维利式民主”的再考察 段德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长聘副教授 很多论者指出，马基雅维利对“人民”有着非常正面的评价与期待，从而将马基雅维利与某种民主政治理论关联在一起，甚至认为马基雅维利是“现代民主理论的先驱”，提出一种所谓“马基雅维利式民主”（Machiavellian Democracy）理论。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主要是马基雅维利关于共和政治的论述，特别是《李维史论》一书中马基雅维利从平民立场角度对贵族政治的批评。在这一视角之下，马基雅维利被描述为平民政治的热情支持者，他的共和理论似乎都和维护与扩张平民的诉求有关。然而，如果我们综合判断马基雅维利的著述，这一“平民化”的立场与马基雅维利本人对平民统治能力的一贯怀疑并不符合；相反，他在很多地方都强调贵族在统治或领导方面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民主化马基雅维利”的研究对《佛罗伦萨史》中的分析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事实上，成书较晚的《佛罗伦萨史》代表了马基雅维利对共和国中平民立场的最系统的质疑和反思，从而与《李维史论》中的明显的平民立场构成对比。然而，这又并不表示相对于《李维史论》而言，马基雅维利后来完全改变了立场，我们需要做的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统一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立场背后的一般性政治理论。 一、马基雅维利与“人民” 大多数将马基雅维利与某种民主理论关联在一起的努力所使用的依据主要是《李维史论》中许多有关人民（或平民）的正面分析与评价，由此引申到现代民主政治中“人民”的诉求，特别是人民对精英的制约或抵抗。这一工作的典型是麦考米克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麦考米克认为马基雅维利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供了大量平民如何与贵族斗争方面的教导，这非常契合现代民主政治中人民自治的期待，以及对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精英试图利用、压迫民众的警惕与怀疑。在这一意义上，马基雅维利被看作是最早帮助民众对抗精英、维护自身利益的思想家。较为间接地讨论马基雅维利的“民主”倾向的是巴隆（Hans Baron）以来的共和主义者们，包括剑桥学派的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波考克（J.G.A.Pocock）、维罗里（MaurizoViroli）等，他们认为马基雅维利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布鲁尼（Leonardo Bruni）等人一样，具有典型的人文共和主义思想动机，期望在当时的意大利北部地区——主要是佛罗伦萨——实现某种共和政治，保护公民的自由，反对如米兰公爵那样的君主制。这一立场显然包含了对民众的承认与支持，公民共和的政治理想自然会倾向于保护民众的诉求；人文主义者对“公民自由”的重视也包含着对普通民众的承认。 这一“平民化”马基雅维利的主张是有其道理和依据的。正如巴隆在其开创性著作《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危机》（The Crisis of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一书中所记录的，马基雅维利以及更早的公民人文主义者写作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维护托斯卡纳地区自治的共和国的独立自主，并反对各种形式的君主或专制统治对其自治生活的威胁。当时意大利政治中传统的、以支持教皇还是支持皇帝划分的派别斗争——圭尔夫派和吉伯林派之争，逐渐让位于支持共和国还是支持君主国之争。而在佛罗伦萨，这一转变又与国内政治中的平民和贵族斗争重合，到了14世纪中叶左右，经过无数场较量后，平民终于占了上风，佛罗伦萨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平民共和国，尽管平民内部仍然有底层庶民和平民上层的区分。因此，巴隆有理由认为，从布鲁尼到马基雅维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总体上来说持有支持平民的立场。  马基雅维利完成于1526年左右的《佛罗伦萨史》对此有明确的反映。他在书中借用共和国执政团一位成员之口向具有明显专制倾向、受到许多贵族支持的雅典公爵说：“您试图将一个一直以来都生活在自由之中的城邦置于卑躬屈膝，……您是否考虑过，这对于这样一个城市意味着什么？自由这个名字是如此之强烈，任何强力都不能使之屈服。”如何保存一个共和国的自由，在持续不断的外部战争威胁的环境下，增强共和国对抗外敌的武力是一个当然的选择。在这一问题上，马基雅维利坚决认为共和国应该培养和建设由自己的公民组成的军队，而不是依靠雇佣兵。在当时的意大利，雇佣兵是更加流行的选择，也是一种带有“贵族”特征的流俗，贵族富室或专制君主皆可用金钱雇得武力，甚至可以用此对抗平民的反抗。而马基雅维利则认为，对于一个共和国的自由来说，武装自己的公民（特别包括平民）是最可靠的选择，他为此专门写了一本《战争的技艺》，此书在他生前就公开发表。这一立场也在他的其他主要著作——如《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中得到一以贯之的坚持，而且他认为一个君主如果想要更好地维持其地位，就应该组织由臣民组成的军队，他们打仗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对他的效忠，这一“公民战士”的立场同样带有极强的平民化特征。  马基雅维利的“平民化”立场在《李维史论》中表现得尤其充分。古罗马共和国自从平民“撤离运动”以降，便一步一步地走向平民化的方向，平民逐渐争取到了各种参与城邦政治的权利与空间，在公共事务中的分量越来越重。马基雅维利认为这一趋势正是罗马之所以能够保存其自由，以致变得成功和伟大的重要原因之一。马基雅维利提出一个很著名的观点，即共和国中存在两种“脾性”（humor；umori）：贵族（或“大人物”，grandi）倾向于统治和压迫其他人，而平民则主要是希望免受压迫。从这两种倾向本身，我们可以看出，哪一方对共和国的自由威胁更大。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一旦有机会，贵族就会主动地利用自己的正式权力或非正式资源优势，在共和国中提升自己的地位，为此不惜牺牲平民的利益，甚至牺牲共和国的福祉。因此，他认为，维护共和国自由的任务应该更多地交给平民而不是贵族，因为“对某物的守护之责应该交给那些对侵占该物欲望较小的人”。他进而还建议：“大人物的野心是如此大，如果在一个城邦里不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摧毁之，它很快就会使那个城邦毁灭。”他甚至认为，“把人民的声音比作上帝的声音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可以看到，一种普遍的意见具有奇迹般的预测能力，就仿佛借助于某种隐蔽的能力，它能预见祸福。” 正因诸如此类的证据，麦考米克主张，马基雅维利在政治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即是从平民或下层阶级的立场看待共和国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系统性地给出平民与贵族或现代意义上的精英对抗的可能渠道，比如古罗马共和国排斥贵族参与平民大会这样的制度设置。麦克米克认为，这一思考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因为在今天精英仍然、以后也一直会以种种方式压制平民。与此相应，他也据此指出斯金纳等剑桥学派的“局限性”，认为他们过于热衷将马基雅维利放在当时所谓的公民人文主义传统之中，以致忽视或淡化了公民人文主义内部的巨大差别。事实上，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人文主义者中，从圭恰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到布鲁尼，实际上大多是带有显著贵族倾向的共和主义者，他们都主张贵族、平民上层或中产者在城邦政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对普通平民或底层庶民则持一种怀疑甚至鄙视的态度。也正因为此，麦考米克指出，波考克所说的北大西洋现代国家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并不准确，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圭恰尔迪尼时刻”，因为这些国家仍然存在着大量的不平等和精英对社会政治权力的控制，而马基雅维利则应该被看作平民立场的最早支持者。 二、马基雅维利的“保守转向”？ 然而，马基雅维利真的是平民立场的无条件支持者吗？恐怕并不是。首先，我们需要承认的是，麦考米克所谓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确实有其依据，马基雅维利毫无疑问采取了一种较同时代人更为激进的民主主张，特别表现在他对平民在一个健康、自由、有活力、具有对外战争优势的共和国中所起关键作用的强调上面。他这样看待罗马共和国的强盛壮大的历史，同时也以此标准来衡量他所处时代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希望意大利的共和国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追随古罗马的足迹，变得自由而伟大，无论这一理想在强大的君主国环伺之下多么困难。但是，如果我们细读马基雅维利的文本，就会发现他并不是单一的平民立场的支持者，也谈不上专注于从平民立场出发分析限制精英的方法。相反，他在很多时候、在很多重要的文本中都提到了平民的局限性，以及贵族或大人物在共和国中能够或应该扮演的积极角色。 我们不妨从马基雅维利所属的时代说起。如上所述，麦考米克的主要论点之一是，马基雅维利在其同时代的公民人文主义者中，可以说是最偏向平民立场的一位，布鲁尼、圭恰尔迪尼等都更加贵族派。国内有学者也比较了马基雅维利和布鲁尼所著《佛罗伦萨史》，指出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更偏向平民立场，而后者则更具有传统的贵族立场。这些论点都有其合理性，当时主流的共和主义主张都是将威尼斯式的贵族共和国看作应该模仿的对象，而马基雅维利显然更青睐他所描述的古罗马共和国，并且最看重其中平民力量相对于贵族的崛起，以及由此产生的平民和贵族之间的冲突。然而，即便是在布鲁尼、圭恰尔迪尼等人那里，对“贵族”的重视也需要放在当时意大利的历史语境中理解，而不能简单地参照亚里士多德、波利比乌斯以降的传统共和主义理论。如上所述，佛罗伦萨在14世纪中叶即已决定性地导向平民的力量，基于血缘关系的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大大让位于基于共和国人民整体利益的正当性，无论是圭恰尔迪尼还是更早的布鲁尼，都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之下写作的。尽管曾经为梅迪奇家族效过力，圭恰尔迪尼在其政治著作中仍然对该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持批评态度，他说：“民众的政府应该采取一种完全不同于有利梅迪奇家族的路径，从总体上来说佛罗伦萨的人民喜爱民选政府，……民选政府就应该获得民众的支持，如果它想要维持自身的话，……它应该采取正义和平等的路线。”他还对佛罗伦萨做了如下现实的估计：“1494-1512年间民选政府的记忆在人们脑中如此深刻，以至于除了那些希望在专制政府之下能具有优势的人之外，其他人都会对控制国家的人怀有敌意，因为他们会认为这个人占有了属于他们的东西。” 更早的布鲁尼同样可以如此看待，他写作的基本立场是站在人民一边，韩金斯即认为他在写作《佛罗伦萨人民史》时，“不仅是人民的史学家，而且是人民派的”，意即他的政治立场和史观都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上，并不认为统治者出身的高贵即是政府好坏的标准之一。不过同圭恰尔迪尼类似，对于一个共和国统治的好坏，他也得出了和马基雅维利颇为不同的结论，或者更准确地说马基雅维利非常标新立异。可以说，布鲁尼和圭恰尔迪尼的人民立场和他们的政府理论有着一定的区别，他们虽然都认为政府应该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之上，应该是“民众”的政府而非少数人控制、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政府，然而在政府理论上他们大体上都认为政府本身需要理性和智慧，而这又一定是少数杰出的人才能拥有的。因此，他们在政府如何组织这一问题上的主张就变成了皮纳利所说的“精英父权主义”（elite paternalism），即主张少数来自民众的精英掌握政府的权力，在民众的监督——主要是选举监督——下为民众利益进行统治。圭恰尔迪尼说：“民选政府之下民众之间的平等并不会因为某个公民享有更高威望而受威胁，前提是这一威望来自所有人的爱戴和尊敬，并能够由人民根据其喜好控制。”从城邦的构成来说，他们认为贵族富室和底层民众都不适合掌握政府权力，中产阶级最适合掌权，也最有可能从共和国整体利益出发做出决策。这一观点与亚里士多德主张城邦应该更多地依赖中产者相似，同时也与马基雅维利的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与布鲁尼和圭恰尔迪尼相比，至少从表面上看，马基雅维利确实更赞成更加广泛的民众参与。除前文所述证据外，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圭恰尔迪尼和马基雅维利作为朋友，他们之间的观点分歧之一即是所谓“多数人政府”（governo largo）和“少数人政府”（governo stretto）之争：圭恰尔迪尼倾向少数人参与的政府，而马基雅维利则更支持更多的民众参与到政府决策之中。这一区分通常被当作马基雅维利支持平民民主的代表性证据，它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谓消极公民和积极公民的区分，皮纳利颇有启发地称之为“作为安全的自由”（safety-liberty）和“作为参与的自由”（liberty-as-participation）之别。然而，吊诡的地方在于，正是因为马基雅维利相较于圭恰尔迪尼支持更广泛的政治参与或更积极的公民，他同时也意识到，民众——无论是下层平民还是上层精英——都是易“犯错”的，他们不一定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往往采取短视而具有毁灭性的行动。也正因为如此，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的主要论点之一，其实是贵族在佛罗伦萨城内斗争中的彻底失败恰恰是佛罗伦萨难以建立起一个强大而自由的共和国的关键原因。这其中一个直接的原因在于，在贵族几乎彻底失去担任公职或领导者的机会之后，“贵族身上原有的尚武精神和宽宏气质也就丧失殆尽，平民从来就不具备这些特性，今后也不会恢复，因此，佛罗伦萨总是变得越来越孱弱，越来越卑鄙无耻。”马基雅维利多次提到，平民占据绝对上风后，在军事方面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领导，使得佛罗伦萨总是受到外部的威胁。然而，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内部政治生活中的问题。在这方面，马基雅维利一改他在《李维史论》中对平民的溢美之辞，对平民的缺点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和分析。  事实上，正如马基雅维利指出的，自从平民在14世纪中叶获得决定性胜利后，佛罗伦萨城并没有从此过上稳定而自由的生活。最大的表现是，党争并没有结束，而且呈愈演愈烈的态势，其中充斥着阴谋、流放、杀戮等残酷行径，甚至直接催生了雅典公爵的专制统治。可以说，《佛罗伦萨史》整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这些党争的叙述和分析。往往平民用暴力推翻了一个政府，但很快其内部又分裂成不同的派系。他对其中一位先是领导平民暴力行动、后来又成为新政府领导人的米凯莱进行了十分有趣的分析。出身平民的米凯莱掌握权力后，很快也被平民下层怀疑，并进而面临被暴力清洗的局面，但他在意识到让步和劝说无效后，勇敢地用刀把几位针对他的起义人士砍伤，击退了那些人，而不是像大多数领导人那样选择屈辱地逃跑。马基雅维利对米凯莱的行动极尽赞美之词，说“此人勇猛果敢、审时度势、宽厚仁慈，在那个时代的公民当中罕有匹敌者，不愧为少数对他们的祖国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之一”。可以看出，这基本上是对贵族精神和美德的赞美。  因此，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佛罗伦萨史》，就会发现马基雅维利在这里明显改变了他过去对平民的乐观看法，佛罗伦萨的平民不是自由的维护者，而是施暴者和自由的破坏者，平民中充满着“暴政的气息”。自14世纪中叶以来，佛罗伦萨并没有像很多共和国那样在自由和奴役之间摇摆，而是“在奴役和放肆之间摇摆”。马基雅维利在该书第三卷开头分析了古罗马平民抗争和佛罗伦萨平民抗争之间的主要区别： 在罗马一开始存在的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对立是通过争论来解决的，而在佛罗伦萨这种对立是通过战斗来解决的；……罗马的平民希望与贵族一同享有最高的荣誉，而佛罗伦萨的平民奋起斗争，只是为了能够独揽大权，不让贵族分享权力。罗马平民的愿望更合理，对贵族的冒犯更加容易忍受，因此，贵族更易于做出让步，而不诉诸武力，这样，经过一些争执之后，他们共同制定了一套法律，既满足了平民的要求，又保全了贵族的尊严。另一方面，佛罗伦萨平民的愿望是侮辱性的和不公正的，以致贵族只能全力以赴，随时准备保卫自己，因而接下来的是公民的流血和放逐，随后制定的法律并不是为了城邦的共同利益，而完全是为了胜利者的利益。 显然，马基雅维利认为佛罗伦萨的平民化并没有为城邦带来自由，而贵族被彻底打倒这一事实反而成了共和国内部无休止的党争导致城邦衰落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并没有得到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麦考米克在《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一书中仔细处理了《佛罗伦萨史》一书，但其焦点主要还是放在马基雅维利对多数人政府等机制的分析上，尤其是将他看作圭恰尔迪尼等人所支持的威尼斯模式的对立面，对马基雅维利所提到的佛罗伦萨平民的出格行为，他虽有提及，但并没有严肃对待。巴特斯认为马基雅维利在写《佛罗伦萨史》时面对上述平民的表现，有一种“贵族转向”，可以说比麦考米克更为高明。但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转向”？ 写于较早时期的《李维史论》一般被认为是马基雅维利平民立场的最直接表现，但我们仍然能够找到许多对贵族重要性的强调。他提到罗马人民讨厌执政官的称号，并希望平民中有人能够当选执政官或者削弱执政官的权力，贵族最终妥协，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同意任命四个行使执政官权力的军团长官，他们可以是贵族，也可以是平民，平民对此满意，但当要选出这四名军团长官时，“虽然可以全部选平民，但结果罗马人民选的全是贵族”。马基雅维利引用李维的话评论道：“那时候全体人民所表现的这种克制、公正与高尚，如今哪怕在一个人身上都见不到！”在另外一个例子中，卡普阿的平民与元老院发生严重对立，担任最高长官的卡拉努斯为了平息平民的怒火，把元老院议员关在宫殿里，假装答应平民可以杀死他们，但需要找到元老们的替代者。当他从袋子里抽到一个元老的名字时，平民群情激愤，但当他要求平民找到替代者时，会场一片寂静，当有平民被提名替代之时，人群中“便有人开始吹口哨，有人开始笑，有人说他这不好，有人说他那不好”。最后，没有哪个平民通过提名，平民得到元老院的妥协，元老们也保留了他们的位置。马基雅维利还提到，在罗马建立专制的原因“与在各城邦里绝大部分专制产生的原因相同，这产生于人民对自由的过多欲望和贵族对统治权的过多欲望，……当他们不能一致同意制定一项有利于自由的法律，而他们中的任一方转向支持某个人时，专制统治很快就会产生”，正如罗马十人立法委员会专制时期那样。 因此，即便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也没有只从平民的角度思考共和国的政治生活。《李维史论》之所以具有非常明显的“平民立场”，恰恰是因为在罗马共和国大部分历史中，贵族占有优势地位，平民处于较弱的一方。在这种环境下，平民对自身利益的争取所引发的持续性抗争，就更接近于城邦的公共利益。这时的罗马平民也最接近于马基雅维利所说的“自由的维护者”形象，他们主要希望免于被支配和压迫，而不是压迫别人。罗马的贵族则因为其优势更多地表现为自由和公正的破坏者，因此需要来自平民的不断对抗。然而，马基雅维利也提到，在共和国晚期，土地法引发的抗争使得这种抗争走向极端化，原因正是平民不满足于和贵族分享官职和荣誉，而希望更多地剥夺富人的土地和财产，这导致贵族异常激烈的反抗，由此使得共和国根基不稳，埋下了走向专制的隐患。反观马基雅维利对佛罗伦萨共和国历史的分析，可以说他其实并没有“反转”，而是看到了佛罗伦萨贵族的惨败乃至“平民化”这一境况使得平民一方面失去了尚武精神和宽宏气质的引领，另一方面又变得暴戾、不宽容、不妥协，平民不仅没有成为自由的维护者，反而成了周期性暴力的推动者。可见，马基雅维利没有改变立场，只是他分析的对象变了。 那么，我们应该进一步追问的是，马基雅维利不变的立场又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他囊括这些不同分析对象的一般性政治理论？ 三、包容性的冲突理论 马基雅维利在讨论罗马共和国时更强调平民的作用，而在讨论佛罗伦萨共和国史时却又更多地提及贵族的重要性。我们把这两点综合起来看，可以发现他的政治理论导向有些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尤其是其混合政体理论，也与波利比乌斯的混合政体论看上去有些许共通之处。马基雅维利似乎持有这样的立场：在贵族占据优势地位时，应该让平民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承认他们的声音和诉求；而在平民占据主导地位时，应该给贵族或精英一定的空间，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拥有绝对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这一理论看上去正是亚里士多德政体理论的核心。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任何一种政体——无论是平民主导还是贵族主导——都有向有利于自身方向极端化的趋势，平民希望更加平等化，而贵族则希望进一步提升富室在城邦中的地位。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一种政体要从长远角度保存自身，不至于发生重大革命，都需要向异于自身政体性质的方向让步，即平民政体需要照顾到富室贵族的需求，而贵族政体也需要让平民在城邦公共事务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亚里士多德也指出，城邦中总是有两个派别：平民和贵族，“这两个派别，在同一城邦中，倘若对于赋予的政治权利不能符合他们的愿望时，就各各起而煽动变革。”他对这种党争的解决方法，是让城邦的各要素——主要是贵族和平民——在政治生活中各占有其位置，各居其所，互相补充，形成一种“友爱”的关系。“消除内讧最有赖于友爱所以大家总是以友爱作为城邦主要的善德。”这其实也是一种混合政体学说，即让平民政体、贵族（寡头）政体以及王制相互结合，后来波利比乌斯用来解释罗马为什么强盛的也是这种混合政体理论。那么，马基雅维利的解释是否和他们的观点一致呢？  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马基雅维利实际上在他们主张的基础上做了极大的修正。这其中最大的修正是他不再从一种道德主义的态度看待城邦内部的党争及其解决之道，而是采取了一种非常现实主义的立场。这一立场即是他在《君主论》中所说，“我觉得最好论述一下事物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论述事物的想象方面。”从马基雅维利的角度看，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城邦是一个静止的世界，就像人自然分为自由人和奴隶，人的身体会有心脏、躯干、手足等一样，城邦公民内部也自然会有贵族和平民。这些“部分”应该在自己本来“应得”的位置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要越位，否则“身体终必死亡，譬如说有人脚长四肘而躯干却只及两掣，这样既失去自然形态，一定难以存活”。就像部分应该服从整体一样，对于每一个部分来说，应该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激情，“就灵魂而言，具有理性的部分是较高较优的部分”。因此，亚里士多德建议加强中产阶级的统治，因为相比于极富和极贫的人，他们最倾向于维持城邦的稳定。 然而，对马基雅维利来说，“人类的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之中，不能保持静止不动，它们必然要么上升要么下降，许多事情是理性没有促使你去做，而必然性却促使你去做的。”因此，期待人们安守自己应得的位置，不去侵犯他人的领地，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与现实有着较大的距离。他对人性的现实估计在《君主论》中即已为人所周知：“人们忘记自己父亲的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来得更快一些”。在《李维史论》中他也说：“除非必要，人从来不做任何好的事情。”这种估计在贵族和平民的关系中同样适用：“在人们心中野心是如此强大，以至无论人们爬到哪一个级别，它都绝不离开他们。……一方面有些人欲求拥有更多，另一方面有些人害怕失去他们已经获得的一切，最终走向敌对和战争。”因此，“对于罗马平民来说，仅仅通过设立保民官以保护他们自身不受贵族的分割是不够的（这个欲求是迫于必然性），而且还要在取得这个建制之后立即开始为了野心而战。”“战斗”对马基雅维利来说是一个很正当的词汇，这完全是基于对人性的现实估计。“对平民来说，大人物的野心是如此之大，如果在一个城邦里不通过各种手段摧毁之，它很快就会使那个城邦毁灭。”即便在《李维史论》中，这种分析也并没有只针对贵族，“人民和贵族中当有一方谦卑时，另一方总是骄傲自大，……因此，捍卫自由的愿望使得每一方都要获得足够的优势以压制另一方。” 正因为如此，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寄希望于人们主动克制自身的欲望，而是预设人们都有着强烈的满足自身欲望的冲动，包括贵族和平民。不过，他并没有对人的美德完全失去希望，在他描述中的古罗马共和国中人们有着高贵的品质，并享受着自由，并且因此而具有强大的对外扩张的力量。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呢？他认为这是因为共和国内部的不同要素——主要是平民和贵族——互相之间的冲突限制了对方过分的欲望，使得对方变得“谦卑”，从而具有了一些公共的美德。因此，他说： 那些斥责贵族与平民之间纷争的人，在我看来，他们斥责的是作为保持罗马自由的首要原因的那些因素，这些人更多地考虑由这些纷争产生的争吵和喧嚣，而不是考虑这些纷争所收到的良好效果；并且他们没有考虑在每个共和国都有两种不同的派性，即民众派和权贵派，所有有利于自由而制定的法律，都源于这两派之间的不和。 马基雅维利对“冲突”“不和”的赞扬与亚里士多德对“友爱”的强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怪乎斯金纳和维罗里都认为对“冲突”的强调是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与亚里士多德式古典共和主义之间的关键区别。古代的西塞罗认为罗马的强主要是因为其内部的和谐，但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恰恰是因为在罗马始终存在着平民和贵族的冲突，才使得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压倒另一方，罗马才因此保存了自由，从而能够向外投射巨大的力量，成为旷世强国。平民和贵族的不和也许经常制造不和谐的声音，但在这种表面的不和谐之下隐藏着真正的和平与稳定；反之，对这种不和谐的刻意掩盖，却是更大、更具有破坏力之冲突的根源所在。马基雅维利关于佛罗伦萨共和国史的分析正是典型的负面案例。如上所述，在佛罗伦萨的党争中充满着极端和过分的举动。马基雅维利从总体上说同情平民对上层大人物的挑战，但他同时也痛心于这一原来正义的挑战越过了界限，导致滥杀无辜和流放。这一方面使得失败一方心怀极大的仇恨，伺机颠覆共和国，为此不惜引入外敌；另一方面，即便在平民内部，也无法在取得胜利后维持团结，往往恰恰是因为胜利，原有的内部一致无法维系，很快分裂成若干派系，而这些派系之间的争斗又开始新一轮的党争，由此循环往复。 因此，如果说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对“冲突”有颇多溢美之词的话，那么在《佛罗伦萨史》中，他对冲突则有明显的批评，他在其序言中即说道，“没有任何其他共和国遭受的党争状况比佛罗伦萨更显而易见，……这些党争的结果是众多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在迄今为止任何其他邦国的历史中都罕有出其右者。”然而，这并不表示《佛罗伦萨史》与《李维史论》之间有着根本的矛盾，他在《佛罗伦萨中》中解释过这个所谓的“矛盾”：“真实情况是，一些纷争对共和国有害，而另一些则有益。”并且，他有意识地比较了古罗马共和国的纷争和佛罗伦萨的纷争：“在罗马一开始存在的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对立是通过争论来解决的，而在佛罗伦萨对立则通过许多公民的流放和死亡收场；罗马的对立总是增强其尚武精神，而佛罗伦萨的对立则彻底消灭了尚武精神。”“争论”是语言的使用，武力则是争论的反面，他希望党争最终的结果是引入新的法律和新的制度，而不是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前者有利于共和国的自由和强大，而后者则引发自我毁灭式的向下旋转。 这里仍然需要指出的是，马基雅维利的这种“包容性冲突理论”既是对历史的诊断，也给现实问题开出了药方，这些都同布鲁尼和圭恰尔迪尼等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前文所说，布鲁尼和圭恰尔迪尼认为在平民获得胜利的佛罗伦萨，最好让小部分精英控制政府，由他们为整个城邦做出最重要的决定，而他们则由人民来集体选举和监督；这是从佛罗伦萨党争历史中吸取的经验教训，过多的底层庶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非常危险，往往会形成暴民统治。但马基雅维利显然拒绝了这一历史观点，同时给出完全不一样的解决方案。他认为恰恰是对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排斥导致了纷争，而纷争的结果又导致了更多另一种形式的排斥。更好的做法应该是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让城邦不同的部分都参与进来，既形成“对抗”的态势，从而人们可以学会谦卑，同时又能在妥协中产生对话，使得制度和法律往更有利于公益的方向更新。如果说圭恰尔迪尼所支持的“少数人政府”方案更像是亚里士多德的“理智-欲望”统治序列的话，那么马基雅维利对政治的理解显然更现代、更具开放性和竞争性。 四、结语 长久以来，马基雅维利被与统治术、“马基雅维利主义”等联系在一起，或者被视为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等“现代性疾病”的始作俑者。马基雅维利对现代政治思想的贡献并不太为人所知或认可。近年来，在剑桥学派的影响和刺激之下，有了麦考米克等人对马基雅维利“民主思想”的严肃对待。但麦考米克为代表的论述太过注重《李维史论》表现出来的平民立场，将他看作平民政治的最早代言人，进而以此为基础对现代政治中几近永恒的精英影响提出批评，并且盘算解决之道。这一努力可以说既有其文本和历史依据，也有理论上的意义。然而，我们如果仔细分析马基雅维利的文本及其语境，其最核心的贡献恐怕并不是一种平民政治。如上文所析，马基雅维利本人的平民立场在他后期写就的《佛罗伦萨史》中有非常大的改变，他在《李维史论》等早期著作中也并非没有对贵族的正面肯定和对平民的批评。我们发现，马基雅维利对政治的理解并非是平民主义这么简单，而更多的是一种包容性的冲突政治。这并不是说他放弃了平民主义立场，而是说他希望将政治体中的各要素都纳入公共事务的讨论，并认为他们之间的良性冲突恰恰是保持自由的核心机制。马基雅维利对传统道德主义的放弃反而使得他的理论更具包容性，这一相对于古典共和主义的发展才是其政治思想更具现代性、更具积极意义的原因所在。 本文选自《浙江学刊》2022年第2期。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文字编辑：耿 直 技术编辑：曹政杰 责任编辑：孙宏哲 友情推荐： 政治学基础研究 致 力 于 推 动 中 国 政 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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