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居之冠是祠堂

人们常常把建筑形容为“凝固的音乐”，而音乐的最大特点就是多种多样。在中国建筑大家族中，最多种多样的就是民居。那些经历了无数风霜雨雪保存到今天的祠堂则是民居中的精华。

电视剧《白鹿原》中，村子里的祠堂出现了近百次，每次都有重大事情要解决。祠堂自然也就成了村中最神圣、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从选址上看，祠堂所处的位置都很优越，既要便于大家到达，还要位置醒目。北方人建造祠堂时一是要选择村子的中间位置，二是要尽量选择面向阳光的朝向。在南方，祠堂一般都要面水临街，处在村子的最好位置上。

从体量上看，祠堂的造型都很气派。除了占地面积大，建筑的体量也要大一些。除此之外还有这样一些讲究：首先、大门比一般民居要建得高大气派，以显示祠堂是公共活动的地方。其次、正堂是祠堂的主体，是供奉列祖列宗牌位的地方，自然要布置得神圣庄重。最重要的是，祠堂是家族文化的厚重之地。人们会把祖上一些代表性的东西展示在这里，彰显祖先功名和精神品质，让后人学习继承。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从祠堂看到一个家族的历史和业绩情况。

祠堂也是家族文化的厚重之地。首先，祠堂中的血缘意识。在考察过甘肃的大地湾遗址、河南的仰韶村遗址、浙江的良渚遗址后我做出一个大胆推测，在没有能力营造大型地面建筑的年代，墓地就是先民们寄托哀思、怀念故去亲人的地方。也就是说，只有同血缘的人才能安葬在一起，不同血缘的人绝不能进入。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其次，祠堂中的家国意识。在中国，同血缘就是一家人，不论年龄大小、职业差异、地位高低，只要姓氏相同，大家就是亲戚。当年“天子”们也通过血缘来管理国家，不仅按照血缘分封土地，还将皇位由嫡长子来继承，试图以血缘的稳定达到财产尤其是政权的稳定。在中国古代，血缘不仅能构成家族，还用来管理国家，实现了“家”与“国”的一体。再次，祠堂中的祖先崇拜。清明前后，祠堂里的人最多。对家族宗亲来说，既是表达对祖先的怀念之情，也有对祖先保佑平安的一种祈盼。正式祭祀一般都安排在早上，由家族中德高望重者主持，推举出家族中最有学问的人当众宣读祭文，回顾祖上的功德业绩，陈述后人的感恩之情，展望氏族的美好未来。

在中国，祖先崇拜有一个由模糊到具体的演化过程。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年代，人们还没有明确的祖先意识。“盘古开天”的传说，则是社会由母系向父系转移的产物。男子在生育和社会创造活动中地位越明确，后人认祖归宗的意识就越具体，开始有了前辈祖先可以庇佑本族成员、赐福子孙后代的崇拜心理。除了每年的家族祭拜活动，家族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往往也会在祠堂里举行。面对祖先的牌位，人们心理上好像就有了一种寄托和踏实，举行的各种活动好像也具有了权威性。这就是《白鹿原》中每次都要在祠堂里处理大事情的根本原因。

这样看来，祠堂在民居中所以鹤立鸡群，所处的位置和建造形式给人的只是视觉上的冲击，更重要的还在于祠堂是家族血缘的维系之地，家国一体的结合之地，列祖列宗的供奉之地。正是因为承载了如此重要的信息，祠堂自然也成了最为神圣的地方。

祠堂还是最能体现营造水平的地方。与普通民居比较，建造祠堂不是一家一户的私事，而是整个家族的大事情，同姓宗亲们会请一些上好的工匠来制作。不过，由于地区不同，南北方祠堂营造的讲究还是有所不同。

北方祠堂讲究精工细作。主要体现在选材和工艺两个方面。先说选材。我到过关中地区的不少祠堂，仔细端详房屋主体上的大小梁柱，工匠们不仅选材精，在木料的干燥时间上也毫不含糊。

再说加工工艺。在陕西韩城的党家村，我被党家祠堂砌砖墙体的严丝合缝吸引了。一位老者对我说，过去的砌砖匠人不图速度，一天垒砌几层砖都有定数，多砌了也要被主家拆掉。由此可见，那些严丝合缝般垒砌起来的墙体，完全是工匠们慢工出细活的结果。

南方祠堂讲究美轮美奂。不仅外观造型上美，木砖石雕也让人过目难忘。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建筑主体和各个构件的精心设计上，既有砖石结构之巧，还有内涵丰富之妙。在福建武夷山地区的一个小山村，有一座远近闻名“邵氏宗祠”。“邵氏祠堂”的正立面，上下高低错落，迎面主次分明，加之砖石雕刻的对称分布，给人一种强烈的浮雕感。

当然，西方也有纪念先辈的场所，比如法国就有“先贤祠”。

不过，“先贤祠”是纪念各类著名人物的地方，像伏尔泰、卢梭、大仲马、维克多·雨果等，他们并不是一家人。而祠堂则只能供奉同血缘的人，能够进入“先贤祠”的必须是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是供后人学习的榜样，进入祠堂的则是家族中德高望重的所有前辈，是保佑后人的神灵，唯中国独有。

总之，祠堂既是一种民居，也是中华民族多种姓、多信仰的最好证明。在一定程度上说，祠堂不仅是维系家族血脉的地方，也对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枝繁叶茂起过重要作用。所以祠堂才可能在林林总总的民居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名副其实的“民居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