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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以美国人类学家F.U.博厄斯为首的美国历史学派在长期研究印第安部落的基础上，开始构建区域研究的相关理论。博厄斯的学生A.L.克罗伯在《土著居民的文化区域与自然区域》中整合了数百个部落的资料，一一标识于地图。之后美国人类学家G.P.默多克（George Peter Murdock, 1897～1985）设立人类关系区域档案，汇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民族志资料。 区域研究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当时急速扩张的战争机器成为美国区域研究发展的催化剂。战时的美国人文社科学者形成“政府智库”，组建专门机构，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W.L.兰杰（William Leonard Langer, 1896～1977）主持的战略情报局的研究分析处，而美国人类学家C.K.M.克拉克洪和R.F.本尼迪克特都曾在战时新闻办公室工作。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国民性格的名作《菊与刀》就是战时新闻办公室的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于其“世界战略”的需要，设立大型基金会，如福特、富布莱特资助大量区域研究机构，支持对远东、苏联及其盟国、印度、阿拉伯国家和巴基斯坦等国的研究。区域研究很快形成全国性格局，并于20世纪60年代期间达到鼎盛。其中，中国研究的施坚雅模式即成为美国区域研究的一个范式，它由中心至边陲将中国分为几大区系，对其人口、贸易、政治、宗族、地方社会组织等进行了系统分析。 20世纪60年代后，区域研究受到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挑战，被批评为是对美国例外论和美国中心主义的坚持，是一场支持霸权主义的政治运动。在此趋势下，西方人类学家将研究目光投向本国，开始西方国家的区域研究。当今，在地理、文化与民族疆界日趋一致的全球化时代，区域研究不再局限于区域历史文化，更关注区域间的互动联系，引发对族群和族群关系的重新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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