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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共6937字，阅读大约需要15分钟。 1977-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最初表现为世俗知识界发起的自由化运动，具有明显的温和倾向。早在1976年即巴列维王朝建立50周年之际，流亡政治家巴尼萨德尔在巴黎发表题为“背叛的五十年”的文章，列举巴列维王朝50年间的诸多罪状，包括1921年和1953年两次发动政变、践踏宪法、投靠西方世界、出卖国家主权、损害民族利益、镇压民众运动、杀害反对派人士、清洗爱国将领、推行一党制和个人崇拜。
巴列维国王 1977年5月，53名律师发表致巴列维国王的公开信，抗议政府侵犯司法独立和干预司法审判。同年6月，40名作家致信首相胡韦达、要求恢复1964年遭到取缔的作家协会，取消新闻审查，实行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 与此同时，前民族阵线领导人卡里姆·桑贾比、沙赫普尔·巴赫蒂亚尔和达里乌什·福鲁哈尔致信巴列维国王，批评君主独裁，要求尊重人权和释放政治犯，声称“恢复国家统一和民众权利的唯一方式是放弃专制、尊重宪法、遵守联合国人权宣言、废除一党制、允许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建立得到公众信任和履行宪法的政府”。7月，64名律师聚集德黑兰，起草宣言，要求尊重宪法和实行司法独立，包括作家协会、律师协会、大学教师全国委员会和保卫自由与人权委员会在内的诸多民间政治组织随之在知识界相继建立，业已遭到政府取缔的世俗反对派民族阵线和解放运动亦卷土重来。1977年秋，德黑兰学生走上街头游行，要求校园的政治自由。此间，反对派势力主要来自世俗知识界，教界尚未直接介入，民众运动仅仅表现为政治宣传和组建社团。反对派并无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严密的政治组织，只是强调恢复1906年宪法和立宪君主制以及限制巴列维国王的统治权力，斗争方式亦颇具温和倾向。民众运动的范围局限于首都德黑兰，并未波及其他地区。 1978年1月7日，复兴党操纵的官方报纸发表文章，诋毁什叶派欧莱玛是“中世纪的黑色反动派”，指责教界勾结国外势力破坏白色革命，诬陷霍梅尼具有外国血统和充当外国间谍。该文章的发表引起伊朗各地的轩然大波。教界由此开始放弃旁观的立场，加入反对巴列维国王的队伍。教界的介入得到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的积极响应，而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民众运动亦逐渐由德黑兰蔓延到诸多城市。该文章发表的次日，在宗教圣城库姆，数千名经学院的学生举行游行，抗议政府玷污教界，高喊口号“我们不要叶齐德的政府”“我们要我们的宪法”“我们要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归来”，进而与警察发生冲突，5名学生遭到杀害。1月10日，霍梅尼发表声明，称赞库姆经学院学生的做法是英雄的举动，谴责国王勾结美国、败坏伊斯兰教、损害伊朗农业和将伊朗变成外国货的垃圾场。另一著名的教界领袖沙里亚特玛达里抱怨政府诽谤欧莱玛，声称如果政府将要求恢复宪法视作是黑色反动派的标志，那么自己宁愿成为黑色的反动派。教界势力的介入以及巴扎商人和工匠的响应，标志着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民众运动开始由世俗的形式转化为宗教的形式，遍布各地的清真寺成为反对巴列维国王的重要据点。 2月18日是库姆惨案的四十天祭日，各地的巴扎和大学纷纷关闭以示哀悼死者，和平示威发生在德黑兰、库姆、伊斯法罕、马什哈德、阿瓦士、设拉子、拉什特和大不里士等12座城市。在大不里士，反对巴列维国王的和平示威演变为民众与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示威的民众一度占领警察局和复兴党党部，直至2天后被政府军镇压。3月29日是大不里士惨案的四十天祭日，各地的巴扎和大学再度关闭，55座城市举行哀悼死者的活动。在德黑兰、叶兹德和伊斯法罕等地，愤怒的示威者进攻警察局和复兴党党部及其他政府机构，叶兹德的民众甚至高喊“处死国王”的口号。5月10日又是一个四十天祭日，德黑兰爆发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巴列维国王被迫取消出访欧洲的计划，派出2000名军警封锁巴扎和大学校园，使用催泪瓦斯驱散示威的民众。在前后三次的四十天祭日示威中，官方宣布死亡22人，受伤约200人，而据反对派的说法，死亡人数为250人，受伤人数超过600人。
70年代的伊朗街头 白色革命期间，随着工业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产业工人队伍明显扩大。1966-1976年十年间，伊朗的产业工人从137万增至192万，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群体。与此同时，产业工人的工资收入急剧攀升。21个主要工业部门的平均工资，1974-1975年增长30%，1975-1976年增长48%。熟练工人的工资增长幅度尤为明显。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日工资，1971年时为220里亚尔，1977年增至850里亚尔。由于生活境况的不断改善，产业工人最初大都安于现状，并不热衷于反对国王的政治活动。进入1978年以后，经济危机波及工业领域，产业工人工资下降，失业率上升。1978年6月，德黑兰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政府取消年度分红。7月初，阿巴丹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供医疗保险、恢复年度分红和增加20%的工资。7月底，贝赫沙赫尔的1750名纺织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实行工会的自由选举。8月，大不里士的2000名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恢复年度分红、提高工资和改善居住条件。8月19日，阿巴丹工人区的一处电影院发生火灾，死者超过400人，而萨瓦克被认为是纵火的元凶。此后，产业工人的反抗活动由罢工演变为示威，政治要求取代经济要求而成为工人运动的首要目标，“烧死国王”和“推翻巴列维家族”成为产业工人的政治口号。随着产业工人接连举行的罢工和示威，反对巴列维国王的伊朗民众与巴列维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出现明显的变化。“工人、巴扎商人、学生和欧莱玛建立起广泛的联盟”，政治角逐的天平开始向反对派方面倾斜。 1978年8月，巴列维国王迫于民众运动的压力，解除首相阿姆泽加尔的职务，起用温和派人士沙里夫·艾玛米出任首相，采取安抚政策，许诺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度和民主制度，释放在押的政治犯，笼络沙里亚特玛达里、桑贾比、巴扎尔甘和福鲁哈尔等反对派领袖。然而，形势并未出现转机。 1978年9月7日，德黑兰50万人举行示威，高呼激进的政治口号“处死巴列维家族成员”“赶走美国人”“侯赛因是我们的向导，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独立、自由、伊斯兰”“我们要伊斯兰共和国”，巴列维国王则宣布在德黑兰、卡拉季、库姆、马什哈德、大不里士、伊斯法罕、设拉子、阿巴丹、阿瓦士、加兹温、朱赫拉姆和卡兹伦等11座城市实行军事管制。9月8日，德黑兰民众与巴列维王朝的军警发生冲突，死伤者不计其数，时称“黑色星期五”。此后，伊朗国内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 世俗的知识界无疑是挑战巴列维王朝独裁专制的重要政治力量，然而其政治纲领相对温和，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排斥下层民众的政治参与，主张恢复宪政，进而与国王分享国家权力，却无意推翻君主制度。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巴扎尔甘曾向美国驻伊朗大使表示：“如果国王愿意实施宪法的所有条款，那么我们便会接受君主制和参与选举。”巴扎尔甘后来说道：“我们原本企盼甘霖的降临，结果到来的却是洪水。”相比之下，霍梅尼尽管只是什叶派的多位阿亚图拉之一，在教界内部并无十分显赫的地位，却由于其长期反对巴列维王朝而毫不妥协的坚定立场和民主斗士的政治形象而在伊朗民众之中久享盛誉。“霍梅尼赢得了不同的社会群体，众多的民众把他视作期待已久的拯救者。在小资产阶级看来，他不仅是独裁的夙敌，而且是私有财产、传统价值观念和身陷困境的巴扎商人的保护者。在知识界看来，他尽管具有宗教身世，却颇似富于战斗精神的民族主义者，将会完成摩萨台的未竟事业，使国家从帝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得到解放。在城市的工人看来，他将实现社会公正和财富的重新分配，把权力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在乡村民众看来，他将带来土地、水源、电力、道路、学校和医疗机构，即白色革命未能带来的物质内容。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他象征着宪政革命的精神，在他身上寄托着此前的革命仅仅燃起却未能实现的希望。”
阿巴丹纵火案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民主与专制的激烈冲突，特别是“阿巴丹纵火案”和“黑色星期五”之后，世俗知识界之恢复1906年宪法的妥协倾向逐渐失去赖以存在的土壤；推翻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实现共和取代回归宪政，成为民众运动的崭新政治目标。现代伊斯兰主义由于超越以往各种政治要求的狭隘界限，强调平等和民主的原则，代表诸多不同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适应政治斗争的客观需要，提供了凝聚反对巴列维王朝的社会力量进而实现广泛政治联合的崭新理论工具。流亡巴黎的霍梅尼宣布，国王已经听到了革命者的呼声——他必须退位并接受伊斯兰的审判；民众与国王之间绝无妥协的余地，加入巴列维政府意味着背叛伊斯兰教；民众运动不会停止，直至将“卑鄙的君主制”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代之以崭新的伊斯兰共和国。“战斗的伊斯兰”体现民众的愤怒，具有强烈的革命倾向。 1978年10月底和11月初，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巴扎尔甘和民族阵线的领导人桑贾比相继从德黑兰前往巴黎，会晤霍梅尼。随后，巴扎尔甘代表解放运动宣布，目前的民众运动表明人民拥护阿亚图拉霍梅尼和要求用伊斯兰政府取代君主制。桑贾比代表民族阵线宣布，目前的君主制是独裁和腐败的制度，不能履行法律和沙里亚，不能抵抗外国的压力，需要建立以伊斯兰、民主和国家主权作为基础的民族政府。桑贾比、巴扎尔甘和霍梅尼一致认为，现存的君主制度与伊斯兰教的原则不符，是政治独裁、社会腐败和民族屈辱的根源所在。三人共同宣布，结束伊朗的君主制度，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借以保卫伊朗的独立和民主”。此次会晤标志着“霍梅尼成为伊朗革命运动之无可争议的政治领袖”，反对巴列维王朝的各个阶层实现空前广泛的政治联合。 1978年12月，巴列维国王指定前民族阵线成员巴赫提亚尔出任首相。巴赫提亚尔宣布国王将去欧洲休假，许诺解除军事管制和实行自由选举，取消与美国签署的70亿美元的武器交易计划，停止向以色列和南非出口石油，释放政治犯，解散萨瓦克，冻结巴列维基金会资产，称赞霍梅尼是“伊朗的甘地”并欢迎霍梅尼回国。反对派领导人对巴赫提亚尔政府态度各异。 沙里亚特玛达里和许多温和的教界人士宣布支持新首相，以免国家陷于混乱。桑贾比和弗鲁哈尔坚持国王必须退位。霍梅尼则声称任何由国王任命的政府均属非法，顺从巴赫提亚尔便是顺从撒旦。罢工和示威并未由于巴赫提亚尔的许诺而停止，越来越多的民众要求国王退位、巴赫提亚尔辞职、霍梅尼回国和废除君主制。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国王逃往埃及。2月1日，霍梅尼自巴黎返回德黑兰。
1979年3月，伊朗举行全民公决；在2280万选民中，2040万选民拥护国家采用共和制政体。同年5月，霍梅尼正式宣布废除君主制，实行共和制。 通常认为，教俗合一是传统政治模式的典型特征，而现代化与世俗化呈同步状态。巴列维王朝的支持者认为，伊斯兰革命发生的根源在于巴列维国王推行的现代化举措超越了观念保守和思想落后的伊朗民众所能承受的范围，巴列维王朝的统治是伊朗走向现代文明的象征，而巴列维王朝的覆灭标志着伊朗现代化进程的中断，伊斯兰革命的政治实践则构成伊朗现代化进程的逆向运动。亦有学者认为，伊斯兰革命的社会基础在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包括所谓的传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自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和激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尽管具有宗教政治的浓厚色彩，却非教界传统势力与世俗政治的对抗抑或什叶派欧莱玛与巴列维国王世俗政权的较量，而是宗教形式下诸多社会群体反抗独裁专制的深刻政治革命。 白色革命期间，新兴阶层与传统势力之间无疑存在着种种矛盾。然而，巴列维王朝的独裁专制与民众分享国家权力的政治倾向两者之间的尖锐冲突，作为伊斯兰革命前夕伊朗社会的主要矛盾，制约着其他层面的次要矛盾，导致反对巴列维王朝的诸多社会群体在争取民主的政治基础之上形成空前广泛的联合，巴列维国王则是社会矛盾的焦点、民众的公敌和反对派政治势力的众矢之的。经济社会的长足进步与政治体制的严重滞后两者之间的矛盾作为巴列维时代伊朗历史的突出现象，是导致伊斯兰革命的根本原因。 现代伊斯兰主义作为1977-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并非伊朗的特有现象，而是存在于伊斯兰世界的诸多地区，埃及和南亚则是现代伊斯兰主义的主要发源地。现代伊斯兰主义自70年代在伊朗的广泛传播，并非霍梅尼个人能力所致，而是根源于伊朗社会的客观需要，标志着崭新的政治文化借助于宗教的形式初露端倪。 如果说官方的什叶派伊斯兰教是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工具和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那么民众的什叶派伊斯兰教，特别是阿里·沙里亚蒂和霍梅尼阐述和倡导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和反抗巴列维王朝独裁专制的革命手段。巴列维时代伊朗教俗关系演变的实质，在于什叶派伊斯兰教从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转化为“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抑或从政治宗教化转变为宗教政治化。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无疑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发生转化的物质根源。巴列维时代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从根本上改变了伊朗教俗关系的传统模式，什叶派伊斯兰教由官方的学说转变为民众的信仰，由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转变为民众反抗的政治武器，进而由捍卫传统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倡导现代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 霍梅尼的政治思想表面上包含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双重内容，看似截然对立抑或水火不容，实则不然。霍梅尼主义借助于回归宗教的传统形式，阐述独立、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现代政治理论，强调以安拉的尊严取代国王的尊严和以伊玛目之神圣的宗教权力取代巴列维王朝的世俗权力，旨在否定传统的政治模式和君主独裁的政治制度，代表反对君主专制的诸多传统社会势力与新兴阶层共同的利益和愿望，是伊斯兰革命期间凝聚民众的主导思想和反抗巴列维王朝君主专制的革命理论。正是巴列维国王的独裁统治和高压政策，促使诸多社会群体走向霍梅尼的阵营。霍梅尼作为什叶派现代宗教政治的灵魂人物，俨然是伊斯兰革命的象征和民主的化身，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霍梅尼赢得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堪称克里斯玛式的革命领袖。”霍梅尼的克里斯玛式的领袖地位，根源于白色革命期间伊朗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尖锐的政治对抗。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塑造了霍梅尼作为克里斯玛式领袖的历史形象。 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并非“反现代化基调的和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反抗巴列维王朝独裁专制和实现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理论工具和革命手段。阿亚图拉霍梅尼与巴列维国王之间的对抗，并非宗教与世俗的冲突，而是民主与专制的对抗。民主主义与现代宗教政治模式的结合，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核心内容。 1977-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与1953年摩萨台领导的世俗民主化运动以及1963年教界掀起的政治风波尽管不乏相似之处，却有根本的差别。 1953年的世俗民主化运动以及1963年政治风波期间，教俗反对派貌合神离，社会环境尚未塑造出克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普通民众的介入程度相当有限。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和新旧社会力量的对比，决定着1953年摩萨台领导的世俗民主化运动以及1963年教界掀起的政治风波之目标的非同一性、纲领的温和性与基础的脆弱性。1953年摩萨台领导的世俗民主化运动和1963年教界掀起的政治风波表明，相对孤立的社会阶层抑或政治群体皆不足以抗衡巴列维王朝控制的国家机器。与1953年摩萨台领导的世俗民主化运动和1963年教界掀起的政治风波相比，1977-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突出特点在于教俗各阶层广泛的政治联合，是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区别于1963年政治风波直至取得胜利的至关重要的条件。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矛盾的加剧，导致反对派政治势力的广泛联合。教俗各阶层的广泛政治联合，改变了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巴列维王朝寿终正寝的历史结局。
弗兰认为，霍梅尼主义的社会基础是教界下层、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其他诸多社会群体则被霍梅尼主义所吸引，伊斯兰革命的性质在于传统势力抵制巴列维王朝现代化的逆向运动。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霍梅尼在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斗争中，与诸多政治群体建立了广泛的联盟，从而获得了从巴扎和教界到世俗知识界和城市贫民以及解放运动和民族阵线的有力支持。巴扎、行会和清真寺无疑提供了伊斯兰革命期间反对国王的重要阵地，然而正是新兴的世俗社会势力点燃了革命的火花并且给以巴列维王朝的统治致命的打击，最终敲响了巴列维王朝覆灭的丧钟。 有学者认为，伊斯兰革命的受益者只是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什叶派欧莱玛则是伊斯兰革命的唯一赢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政治斗争服务于经济目的。历史的进步，包括现代化进程中的改良与革命，均以追求财富作为根本动力。巴列维王朝借助于独裁专制的政治形式，混淆国家与王室的界限，进而极尽所能地控制和占有民众创造的物质财富。 至于反对巴列维王朝和参与革命的诸多社会群体，旨在通过伊斯兰的宗教形式，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而改变财富的分配原则。 伊斯兰革命的发生，不应简单归结为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狂热，而是根源于巴列维时代世俗领域的社会矛盾，其实质在于世俗的社会反抗与宗教的外在形式两者的结合。纵观20世纪的伊朗历史，宪政革命首开伊朗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革命的先河，伊斯兰革命则是宪政革命的逻辑延伸；特定的历史环境，尤其是新兴社会力量的脆弱，决定了宪政革命的失败结果，而巴列维王朝在经济社会层面的现代化举措，为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民主主义与现代宗教政治模式的结合，无疑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核心内容。巴列维王朝的覆灭标志着伊朗政治现代化的崭新起点；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伊朗传统政治模式的寿终正寝，进而为现代政治模式的诞生和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开辟了道路。霍梅尼作为克里斯玛的领袖地位和所谓阿亚图拉的统治，构成从传统政治模式向现代政治模式过渡的中间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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