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敏||唐朝胡汉融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

作者简介

冯敏，汉族，历史学博士，宁夏师范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丝绸之路文化”与隋唐五代史，发表学术论文42篇，出版学术著作两部《唐代学者的地理分布》（黄河出版集团阳光出版社，2013年）、《固原古代佛像与石窟寺概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主持完成科研项目10余项，2016-2021年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隋唐时期西北地区入华粟特人的中华文化认同研究》1项，结题良好等次；主持完成宁夏哲学社科规划项目1项，在研1项；主持完成地厅级4项；主持完成宁夏师范学院重点科研项目3项；主持完成教学质量改革项目3项等。2022年获立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纹饰文化交流及华化研究(项目编号：22BZS026)。2016年自治区考核“优秀”；宁夏师范学院首届优秀科研成果“著作类”“论文类”二等奖；2017年入选自治区“青年拔尖人才”，中期考核优秀；被学校授予“科研突出贡献奖”；2017年被评为“优秀毕业生论文指导教师”；2019年获“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2020年获第三届“教学名师”荣誉称号；2022年学术论文获宁夏哲学社科奖一项等。

 摘 要唐朝军事实力猛增，政治、经济上的强盛和富庶，国际影响力与号召力的持续增强，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快速形成。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胡汉民族之间的高度交流与融合的新发展，唐朝的胡汉融合，所涉及民族的范围、地域的广度及融合的深度都是空前的，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关键历史时期。期间虽然也有类似“安史之乱”一类的反复和曲折，但总体上，这一时期胡汉融合的趋势和方向是鲜明的，其发展进程有巨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和巩固的关键历史时期。

 关键词唐朝；胡汉融合；中华民族共同体

本文来源：《中华文化论坛》2023年第2期

一民族融合的新拓展

唐朝民族融合的新拓展，最大的特征就是“胡人”与中原主体民族——汉族之间民族融合的高度发展。“胡人”的概念和其具体所指的民族或族群，在古代中国是有很大变化的。在前期民族融合的基础上，“胡人”的概念在唐朝有了新的变化，“胡人一般是指处于唐朝西北部的游牧民族与绿洲定居居民” ^{(1 荣新江：《中古入华胡人墓志的书写》，《文献》2020年第3期)} ，也泛指体貌特征具有深目高鼻的来自西域、中亚及以西地区的异域人群。包括北方游牧草原部落，天竺人、波斯人、粟特人、拜占庭人等统称胡人，唐朝的“胡人”强调的是异域外国人群体。比起自先秦、两汉以来主要指北方游牧民族来讲，唐朝的“胡人”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很大拓展。

（一） 农牧交融扩大了帝国版图

唐朝的统治集团是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产物，“从地缘来说，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迁，造就了中原地区胡汉杂居之局面” ^{(2 范香立：《唐代和亲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6页)} 。被称为黄金时代的唐朝是由一个带有部分草原“野蛮人”血统的混血人开创的，因此，这一时期的农牧交融是自然而然发生。如，唐太宗特别乐于接受异域族群及其文化，他曾专门制定政策，确保联合军队中的汉族士兵和外族士兵能团结一致，并肩作战。善于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民族与力量，能够成功利用外族力量是唐朝军事胜利的关键。特别是唐高祖、唐太宗父子都是非常善于处理与北方草原强敌突厥人的关系，他们非常熟悉中国和突厥的习俗。唐太宗是真正意义上统治农牧联盟的中原和北方游牧族群的君主，同时拥有天子和天可汗的称号更是史无前例。天可汗的头衔，令唐太宗正式成为长城以北广大地区的统治者。“在唐太宗统治时期，没有哪个帝国能在版图、人口和军事实力方面与之争雄” ^{(3 〔美〕艾米·蔡著：《宽容、狭隘与帝国兴亡——超级强国从称霸到没落的文化基因》，刘海青、杨礼武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9年，第117页，第125页)} 。唐高宗和武则天及唐玄宗统治时期，进一步开疆拓土，在民族交流与胡汉融合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二） 开放多元的外交政策促进了民族交流的发展

唐朝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国际性，对各种文化的包容性，以及前所未有的对异域族群和外国人的开放性。唐朝前期的帝王们持续了一贯的开放政策，继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睿宗之后的唐玄宗在位前期，尤其是开元年间，在对外开拓及发展方面颇有成效。“在其治下，中国在国外的影响达到了顶峰，从克什米尔到朝鲜，从伊朗到越南，这些国家都承认了唐朝的霸主地位” ^{(3 〔美〕艾米·蔡著：《宽容、狭隘与帝国兴亡——超级强国从称霸到没落的文化基因》，刘海青、杨礼武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9年，第117页，第125页)} 。而同一时期，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最大帝国在宗教问题上的僵化思想与唐朝奉行的宽松而不太教条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唐朝可能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最具活力和最多元的文化繁盛时期。

开放多元的外交政策促进了民族交流与发展，唐代前期在对外治理与经营西域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其在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兴盛也离不开各阶层外族人士的参与。但也必须认识到，这种空前开放和积极吸收异域文化的方针政策形成了一定的反噬，“安史之乱”的爆发显示，唐朝针对外族人的开放政策反而引发了分裂、动荡和暴乱。

（三） 对外交流的发展促进了胡汉交融

隋炀帝时不遗余力地开展中西经济与文化交流，并亲自深入河西走廊，开展民族交流与国际贸易博览会，这为唐朝的对外交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登基之初，唐太宗就意识到丝路贸易及对外交流的潜在好处。当时的唐王朝还处在战乱后的恢复期，但仍倾尽府库修复“丝绸之路”。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征服了西突厥汗国，再次掌控丝路，开启了丝路贸易史上的黄金时期，当时向唐朝派遣使者的国家最西可以远至拜占庭和萨珊波斯帝国。外国商品、审美风尚、乐舞技艺等也经西域到长安乃至中国各地。唐朝出产的丝绸绢帛等“唐物”更是受到西方世界的瞩目和追捧，输出渐盛，甚至取代黄金，成为主要的贸易品 ^{(4 〔日〕宫崎市定：《宫崎市定中国史》，焦堃、瞿柘如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第483页)} 。

唐朝官方与西域之间的商品交流大多源自朝贡制度，外国传教士和商旅常常结伴而来，极大地丰富了国内的商品种类，也令异域来华的人群对大唐帝国的繁盛痴迷不已，来往丝路的商队络绎不绝，为此，唐朝设置了专门的行政机构——鸿胪寺，主要用于管理外交事务。唐朝用开放自信的眼光审视辽阔的世界及丰富的异域文化，而不局限于华夏文化所及之处。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积极吸收借鉴异域文化，如骑射时使用突厥和波斯的服装、帽子，效仿使用突厥人的帐篷等 ^{(5 〔美〕艾米·蔡著：《宽容、狭隘与帝国兴亡——超级强国从称霸到没落的文化基因》，刘海青、杨礼武译，第118页)} 。来自南亚的罕见木材运到中国后，被用于制作家具、装饰和雕塑等。外国药品、食物和香料特有的药用价值和神奇功效，吸引了很多中国人争相购买。优质的印度香料成了人们追逐的对象，被宫中女眷追捧。

而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原内陆的异域族群，也积极学习中华文化，了解中原内陆的风土人情，适应和熟悉中华民族的喜好和禁忌等，以便于更好地开展商业贸易获取高额利润。当时比较普遍的胡汉交流的方式就是基于商品贸易和物资交换展开的，这也是胡汉双方都比较能接受的交流方式，其对胡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边疆地区族群的中华民族认同

北方游牧世界与中原内陆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往和交流，主要是在中华民族的北方资源界线或边界展开的。农牧交接地带的民族，农业部族和游牧部落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甚至血缘也更相近。移动化、畜牧化及武装化游牧族群在黄土高原的北方边缘地带越来越活跃。汉人族群向北扩张资源领域并加以维护，使得农业资源边界外的北方人群，有一部分也投入游牧生计之中。这条东西绵延的资源界线，造成中原帝国与其北方、东北方诸游牧部落间的互动 ^{(6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98页)} 。这种边疆地区的互动，有经济上的互通有无，物资往还、贸易甚至掠夺、战争等，也有文化上的交流学习和政治上的联盟、军事争霸等。这种农耕与游牧的频繁互动交流，客观上促进了游牧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深刻交流与融合。

（一） 将边疆民族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

草原文化具有很强的流动性，是民族大混合的地区，因为骑马民族的活动性非常强，加上逐水草而居、畜牧为生的生计方式，会顺应气候变化而迁徙流动，战争和掠夺也是造成草原民族迁徙的重要原因。草原游牧民族逐水草迁移的生活方式，促使部族间经常性的往还，草原发达的骑兵和较强的流动性，不会让地理上的距离造成文化上的隔离 ^{(7 张文玲：《黄金草原——古代欧亚草原文化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游牧民族的迁徙与流动造成了文化交流，也产生了民族融合。当游牧部落与定居城镇、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时 ^{(8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276页)} ，农牧之间也会形成文化交融。考古研究证明草原区域内人种混合的错综现象，便是交流迁徙频繁的农牧文化交流的结果 ^{(9 张文玲：《黄金草原——古代欧亚草原文化探微》，第6页)} 。

唐朝通过一系列的行动将边疆民族纳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并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首先是降服了东突厥。突厥起源于金山（阿尔泰山）地区，以善长锻铁而闻名 ^{(10 〔美〕巴菲尔德著：《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7页)} ，并迅速建立了庞大帝国——世界史上第一个涵盖欧亚大陆东、西及南、北方的庞大政治势力 ^{(11 〔日〕杉山正明著：《游牧民的世界史》，黄美蓉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第139页)} 。突厥统治下的北方草原，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维持了和平，为欧亚大陆内部的交流确立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12 张绪山：《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 。但是唐太宗贞观年间，大唐军队击败东突厥汗国并生俘其首领颉利可汗，其旧有领地居民及旧属各部族，均臣服于唐朝。唐太宗被亚洲内陆君长们奉为“天可汗”，突厥因此得到很多好处，因为唐朝经常利用草原骑兵处理军事问题，并回报以巨额丝绢等汉地财富。

其次是令青海地区的吐谷浑屈服，打通了中原与域外贸易的另一条重要的通道。并与松赞干布领导下的吐蕃和亲，与青藏高原之间的密切交往具有开辟性的伟大历史意义，将唐朝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了整个东亚世界，极大地拓宽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地域和民族范围。

最后是建立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唐朝胡汉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进一步增强，漠北铁勒诸部，先后归附。吐蕃、南诏与唐王朝之间虽长期军事征战，但文化往来不断。民族交流与融合进一步发展，如广袤的北方草原及北方长城沿线混杂了突厥、汉族、契丹、女真及高句丽遗民等。交错杂居的农、牧民族分布格局对双方之间的文化和习俗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农耕民族也积极向胡人文化学习和借鉴，甚至形成了所谓的“胡化”现象 ^{(13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41页)} 。同时由于中华文化的广泛影响和超绝魅力，北方及西北地区的游牧族群积极向中原汉地的文化靠拢，形成了从生计方式到思想文化等综合领域比较全面的“汉化”潮流。所以唐代的农牧交接与民族文化的融合是双向互动交流的，当然其中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还是广大游牧族群的“汉化”发展。“'汉化’与'胡化’较大范围内同时并行，是这一时期多元文化的基础和重要时代特征。” ^{(14 张晓霞：《天赐荣华——中国古代植物装饰纹样发展史》，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124页)}

唐朝在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都设立了羁縻州府。在边疆地区，众多异域地区的民族融入中华，唐朝共设置了安东、安南、安北、单于、安西、北庭六大都护府，将边疆地区民族群体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加强了边疆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向更深层次发展。都护制的建立促进了边疆与中央、华夏与夷狄的民族大融合、文化大整合，加强了边疆与内陆的一体化趋势，对中华民族观、疆域观与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15 张碧波、庄鸿雁：《华夷变奏——关于中华多元一体运动规律的探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第200页)} 。因此，唐朝华夏与夷狄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天下一家”“华夷一体”的观念成为社会主流，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发展与中华疆域界限的拓展，并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16 刘鸿武等：《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

（二） 文化自信与中华文化及价值体系的向西传播

唐朝时期的中国商旅沿“丝绸之路”不断西行，客观上加快了中国文化的向西传播。中国器物与技术大多直接传入东南亚，也有部分流向中亚、西亚，间接传至欧洲，如丝绸、造纸术与印刷术等 ^{(17 〔英〕爱德华∙伯曼著：《长安向西，罗马向东：骏马、丝路与探索者》，纪永滨、齐渭波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6页)} 。这些中华技术和器物向西方世界的广泛传播，对广阔的西方世界产生过巨大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化的进步。

对游牧民族及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中华文化体系中，礼仪、儒家诗书文化等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礼”被视为中华文化和华夏民族的象征，礼仪是中华文化区别于异域文化的标志，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传统。“它融会在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无论是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还是器物文化都打上了礼的烙印，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制度规范和精神心态融于一体，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根本特征” ^{(18 李宗桂主编：《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4页)} 。“中华礼仪”形成了文雅内敛的华夏气度，并在东亚世界里维持了持久的传播和繁荣，对异域、异族入华的族群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亚欧大陆分布的几大古老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更加频繁的交往，使唐朝成为东亚受益最大的文明枢纽” ^{(19 葛承雍：《大唐之国——1400年的记忆遗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40页)} 。唐文化并不固步自封，盲目自大，而是不拘一格，海纳百川，不断地吸收周边各民族及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这一点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都堪称卓越典范。中华帝国胸襟博大，门户开放，首先来自于强大的国力和文化自信。惟其信心十足，才能对异域文明“绝不介怀”，惟其魄力宏大，方可“自由驱使” ^{(20 杜道明、许明著：《华夏审美风尚史》第五卷《盛世风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不为狭隘的民族与地方意识所囿，始终敢于大规模地重用胡人，让他们任职于各级政府，成为行政官员军事将领和各色技艺人才，并给予极大的信任和权力，如李光弼、哥舒翰、高仙芝等 ^{(21 王文剑：《弓与犁——草原与中原的和与战》，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8年，第116页)} 。

唐王朝在处理外交事务上的自信和绝对主动地位来自于其在文化上的高度自信和政治、军事上的巨大成就。唐太宗在贞观四年（630）灭了东突厥，整个北面的游牧民族都归唐朝管辖 ^{(22 荣新江：《世界主义的唐帝国》，《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7页)} ，包括天山南北、葱岭以西的吐火罗斯坦和北边的索格狄亚那，波斯最东界的疾陵城是唐朝最西边的一个羁縻州都督府。羁縻府州的设立直接促进了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羁縻府州是唐朝为安置突厥等民族势力采取的行政性措施，并将其制度化且普遍推行。唐朝的创新就是顺其土俗，既保证他们旧有习俗的延续，又将其纳入朝廷的监控之下。他们的王统不断绝，但同时又是唐朝羁縻州的官员，这些民族政权要扶立新王，必须由唐朝下册书才算合法，这就是册封体制。通过羁縻府州、朝贡册封等方式，唐朝的统治疆域一直延伸到中亚地区。这种羁縻制度能从少数民族的特点出发，“对于加强民族联系，促进民族融合，安定边疆、巩固国防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23 瞿林东、李鸿宾、李珍：《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第二卷《历史文化认同的深入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8页，第170页，第172页)} 。但同时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华文明的优越性才是中西交流繁盛的关键和核心。没有文明的优越性，就没有充满活力的盛唐气象，单凭开放性并不能形成国际化的特性，也不可能吸引和影响周边邻族和东亚诸国。

（三） 大一统王朝促进了管辖境内各民族意识上的趋同

唐朝各民族对中华大一统格局缔造持续进行，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已经共同参与创造大一统的进程。唐朝对大一统的政治、军事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以鲜卑、突厥族为最。当然，各少数民族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与推动了大一统局面的重新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壮大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融，促进了先进生产力在更广大范围内的传播，从而为新的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奠定了民族基础。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影响广及大江南北，无论胡汉，均认可同一种政治正统与文化价值观，为各民族对汉民族认同意识的增强，提供了思想基础。汉族王朝也不断吸收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认可他们的历史地位，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文化与制度基础。各民族共同参与统一“中国”的战争，直接推动了新的大一统局面的出现 ^{(23 瞿林东、李鸿宾、李珍：《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第二卷《历史文化认同的深入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8页，第170页，第172页)} 。

唐朝政权是由鲜卑化的汉人建立的，其最高统治集团又有颇多汉化的鲜卑人及其他胡戎化的人士。建国初期，统治者即着手复兴汉魏制度和“华夏正音”的改革。参加这些活动的既有汉人也有汉化的各族人士，尤以主持《贞观礼》《显庆礼》的汉人房玄龄、汉化鲜卑人长孙无忌最典型。这种复兴与改革并不是对旧制的恢复，而是基于南北朝以来的变化做些损益。总体上说，唐朝继承的是北朝统序，而各种制度礼乐，以继承秦汉魏晋的南朝制度为基础，同时也参照吸收了北朝制度中符合传统汉文化的部分。因此，唐朝大一统国家的建构，不但超越了秦汉北方边地，而且将北方和西北地区的众多游牧民族也整合到大一统王朝之内，东西南北均处在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多民族联系的规模和深度都是空前的。

唐朝的强盛也是它涵盖了众多民族和统辖了广阔疆域的大一统的结果。这一时期的大一统格局，在地域上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农耕地区，而且包括长期与中原分隔的北方游牧（或半游牧）区域。与东部对应的西部，也被纳入到统一的范围之内。因此，这个统一王朝中区域的广泛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并存，多元的民族文化随着这些族群的内向发展逐渐与中原文化结合，形成了新兴的、蓬勃的文化气象。其本质是周边地区的群体和文化与中原之间的密切结合，并以认同中原汉地文化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正是中国历史文化认同的主流趋势 ^{(23 瞿林东、李鸿宾、李珍：《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第二卷《历史文化认同的深入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8页，第170页，第172页)} 。唐朝的疆土范围和人口规模都是空前的，在此基础上强盛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实力，才能持久发展。而王朝的强盛，导致其中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和认同，也得以彰显和强化。

唐承隋制，其社会体制和结构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动。唐高祖致力于收服和整治隋末出现的各种政治势力，进而稳定核心与腹地。唐太宗在稳定中原的同时，向周边拓展和进取。特别是征服东突厥之后，中原王朝的威权从农耕地区扩展到游牧势力的纵深之地。唐朝统治者的眼界也随着与外界频繁的接触、伸展而不断地扩大。边地的各族人口进入中原内陆呈上升趋势，外来的文化因素亦纷纷进入内陆。周边地区的使节、商贾、各类专业人士等相继前往长安、洛阳和内陆，河西走廊更是充满了各色人等。如东突厥降户南下，是在被唐朝征服的情况下内迁到河套南部地区的。文献记载有10多万突厥降户，入居长安者近万家。仅在唐太宗贞观年间，东突厥、铁勒诸部、粟特、薛延陀、高丽、契丹等向中原北部边地移民的数目，大致就有六七十万人 ^{(24 葛晓音：《论唐前期文明华化的主导倾向——从各族文化的交流对初盛唐诗的影响谈起》，《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这些移民成为大唐王朝的子民，长期共同生活在唐朝辖境内，在思想观念和文化意识上越来越向中华民族靠拢。

（四） 思想观念的空前解放与对边疆民族的讲信修睦

唐朝人的思想和观念更加开放，特别是对不同种族与族群的区别更多是基于文化上的差异，而非仅限于种族与血缘的区别。如唐高宗改元的诏令云：“岁稔时和，人殷俗阜，车书混一，文轨大同，检玉泥金，升中告禅，百蛮执贽，万国来庭，朝野俱娱，华夷胥悦。” ^{(25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三《改元总章诏》，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4页)} 唐中宗曾说：“混六合以为家。”作为最高统治者，要做到“华夷胥悦”，内外无别，才能实现“混六合以为家”的理想。唐肃宗也指出：“道无隔于华夷，义存有孚，信必全于终始。”这种最高统治者对游牧民族一视同仁，且能对其讲“信”“义”的做法实属难能可贵。华夷无隔、内外一体的开明观念更有助于天下归心与和睦相处。唐朝统治集团采取满足胡汉民族不同文化的需求，照顾各方利益集团，汇合了胡汉因素，其文化特质也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相互渗透 ^{(26 瞿林东、李鸿宾、李珍：《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第二卷《历史文化认同的深入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第180-181页)} 。因此，唐朝在思想和文化上也颇得南北东西各方的欢迎和归附。在大一统旗帜的指引下，唐朝大多数帝王秉持海纳百川的民族思想，并使之成为王朝的凝聚核心和主流观念。其对各异域民族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接纳，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并能不拘一格根据归附精英阶层的特长加以重用，这对于进一步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有极大的促进效果。对周边以往不被中原认可的所谓“戎狄蛮夷”，唐朝君臣上下摒弃华夷之别的界限，将其与华夏视之如一的态度，也极大地调动了周边各族向中华民族凝聚的动力。

三唐朝民族关系的新格局

唐朝国家的兴盛局面与民族交往的深度和广度的开拓密切相关。其对周边地区经营的力度和程度远远超出秦汉。首先，周边各族与中原内陆的关系空前地密切。其次，各族势力进入中原频繁而普遍，唐朝政权吸收诸多民族进入其政权之内。唐朝这种民族关系的新格局已具有体系化和制度化的特点，其与周边各族的接触，是经常性、规模化和制度性的。促使唐王朝与游牧各族联合的动力，实质上出自巩固大一统王朝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需求。一方面是要兼顾核心内陆，另一方面则是对边疆地区进行有效的管理，主要是稳定漠北各种游牧力量，让他们在中原政府的管理和控制下，得到很好的安置。中原核心腹地与外围边疆共同结合，中原与周边各地上下联系，形成内外有别、核心居中、外围拱卫、“内圣外王”的格局。

（一） 中华民族认同的统一性

中华民族认同最关键的是以中原腹地为核心。唐朝仍然坚持以关中制衡山东、控制全国的政治模式，这些地方构成核心腹地，外围则是周边疆域，中原王朝治下的民族群体以汉人为主，周边区域则是不同的民族成分 ^{(27 瞿林东、李鸿宾、李珍：《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第二卷《历史文化认同的深入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第192页，第193页)} 。必须强调指出，这一时期各民族认同中华民族统一性的趋势显著增加。唐朝建立的基础是广泛的，它的民族群体也出自多源。各种思想和观念兼容并蓄，不同的文化汇聚一体。重塑核心腹地与周边外围相互拱卫的大一统格局，既是对传统理念的继承，也是确立其在世界秩序中核心地位的需要 ^{(27 瞿林东、李鸿宾、李珍：《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第二卷《历史文化认同的深入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第192页，第193页)} 。

唐朝大一统局面的确定，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格局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突出贡献。其内容更新、更丰富，民族成分上涵括了众多的非汉人成分，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为代表的各个民族，北方游牧民族和西方异域族群的血液大量地渗透和掺杂进来。生活方式上，传统的农耕文化增加了游牧和半农半牧的新气息，西域胡商的商贸文化、生计方式和乐舞艺术等也丰富了中原内陆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并帮助人们开拓了视野。从地域上讲，唐朝的核心腹地与周边地区在新的层次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思想文化和观念上，边地民族的各色人等以及不同文化的因素迅速而大量地涌向中原。各民族在复杂多变的交往中，其主流是相互接触和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巩固了这种新型的民族关系。唐朝统治集团来自胡汉融合的关陇地区，打破了以往纯粹汉人集团的界限，在思想上和观念上融多种因素为一体。

（二） “天下一家”思想的新发展

唐朝将“天下一家”的新思想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夷夏的区别被逐渐从血统、种族上淡化了。唐太宗在思想和观念上至少纠正了自古以来存在的对所谓蛮夷、夷狄的偏见，并尽可能地去团结更多的民族势力，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将中原、周边的各种民族和力量团结起来，为建设朝廷贡献其智慧和力量，并进行有效的管理。真正地将中原农耕腹地与周边纵深地域结合起来，实现了腹里内外大一统的局面。

唐朝大一统的背后是主体民族与周边各族结成的密切关系，彼此间相近思想和情感的结合，使“天下一家”观念进一步强化。“天下一家”成为中原王朝的核心观念，也被游牧民族和北方草原势力所接受和认同 ^{(28 瞿林东、李鸿宾、李珍：《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第二卷《历史文化认同的深入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第206页，第215页)} 。因此，唐王朝得以从北方的区域政权，发展到全国性的政权。其在地理上统合南北，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都使东西南北结合在一起。这种全新而又空前广阔地域和民族的“大一统”，超越了此前的任何朝代，具有容纳异质文明的气度。这种多元的文化传统，使唐朝的统治集团胸怀更加开阔，更能包容胡汉。

唐朝“天下一家”的新思想促使民族的多样性和兼容性更突出，它整合了北朝以来的各民族关系，将他们纳入到一个高权威的皇朝之下，不仅容纳了周边地区的各族力量，而且远在千里之外的其他国家也都派出使节、商贾、僧侣等前往中原，他们在内陆和边区与汉人和当地各族交往、居住，从事各类活动，构成大唐盛世的繁荣景象。这些异域入华的族群依从政府管理、融通中原，典型地反映了唐朝的多民族一体化特征。

四胡汉融合与“华夷一体”

唐朝对胡汉民族关系制定更合理的方针政策，并由此融合凝聚，其幅度和力度均超越前代。如突厥降户安置之后，生活在北方长城沿线地区，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其中上层精英也较快华化，如阿史那忠的父亲与汉族名门韦氏结合，他本人娶的李氏，也是汉人。唐太宗君臣对铁勒人的态度更友好，因为铁勒人没有固定的政权，势力分散，受制于突厥，成为北方草原政权和中原政权二者的中间环节，也是双方拉拢的对象。唐朝在对付突厥的过程中，积极争取铁勒的帮助，铁勒也与唐朝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一） 胡汉融合的进一步深入

唐玄宗时期任期最长的宰相李林甫，重用蕃将是因为其文化水平较低，易于控制，而且没有更多的机会到朝廷与他争权。重用蕃将是唐朝的传统习惯，朝廷普遍信任蕃将。他们武艺高强，长于骑射，能征善战，且忠于朝廷。如铁勒蕃将仆固怀恩曾说：“臣家本蕃夷，代居边塞，爰自祖父，早沐国恩。臣年未弱冠，即蒙上皇驱策，出入死生，竭力疆场……上答陛下再造之恩，下展微臣犬马之志。”自古以来中原汉人大都鄙薄胡人，并不信任和重用他们。唐朝不拘一格重用胡人的恩义和信任，令大多数向心归附的蕃将感恩戴德，他们愿意发挥其所长为中原朝廷效力，甚至不惜付出性命。这样的胡人、蕃将非常多，其内心是深刻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这种情况在之前的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因此值得特别重视。再如铁勒各族在唐初归附以后，活动在北方长城沿线，与当地各民族交往频繁而密切，深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形成了忠于王朝的心理观念 ^{(28 瞿林东、李鸿宾、李珍：《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第二卷《历史文化认同的深入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第206页，第215页)} 。这些铁勒系的胡人，在唐朝的中后期已与北方河西走廊等地的汉人逐渐融合了。

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朝民族政策更包容开放，强调“华夷一体”，民族平等。唐代前期的统治者对待夷狄与唐朝子民在地位上基本等同，这与古人将其看作“禽兽”有巨大进步。当然，唐太宗强调的华夷平等，整体上仍是传统华夷观的延续，如李大亮所谓“中国根本、四夷枝叶”和魏徵“先华夏后夷狄”的观点非常清楚地显示了唐朝统治集团对华夷关系的概括。这种观念显然是以华夏为中心的，四夷依附于华夏，是华夏的衬托。但依然有其进步性，如对汉人以外的其他民族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在观念上明确规定，他们与汉人一样，都是同类。以开放的心态欢迎和接纳那些愿意归顺的各个民族，特别是以前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的游牧势力。唐朝对其给予了妥善的安排，贵族首领一般安置在都城和洛阳，普通民众则选择农耕与游牧交界之地，保留了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或者尽力满足其接受农耕生活的需求。

（二） “华夷同源”的进步思想

中华和夷狄虽然在文化上属于不同的人群，但他们之间是有血缘和文化上的相似渊源的，在各民族的发展历程中，是地理环境和客观物质条件的差异造成了其发展的不平衡性，从而呈现出不同的文明程度和精神面貌。但这种不平衡的格局并非一成不变的，如果物质条件许可，“夷狄”也可以“生圣哲，革旧风”。这种思想和认知对于唐朝的统治者来讲，无疑更具有认知理性的积极意义。

唐朝“华夷同源”及由此衍生而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的演变及其进步的趋势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一方面是统治集团的开明开放包容，倡导礼仪、华夷平等思想的重要成果，另一方面也是各族人民基于对中华文明的深刻心理认同而产生的文化、甚至血统上的凝聚和心理上的归属感。这种文化和心理上的归属和认同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切实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和巩固，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推动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基于华夏文化核心的融合进程。

（三） “华夷一体”的理性化认知

唐朝“华夷一体”的民族观理性化认知具有开化、开明和公正的特点。统治者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即以“信”待之。如贞观元年（627）北方大雪，突厥部落因惧唐师乘机伐之，故而“引兵入朔州地，声言会猎”。大臣因其背约，请唐太宗发兵征之。唐太宗认为：“匹夫不可为不信，况国乎？我既与之盟，岂利其灾，邀险以取之耶？”这种平等诚信外交原则在处理民族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汉与突厥“虽云异域，何殊一家？”“蕃汉百姓，皆得一处”。这种基于诚信相交，拿异域蕃族与汉人一样平等对待的开明态度极大地促进了胡汉融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程，唐朝统治者对这种胡汉融合的制度安排及维护，证明了多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意识在政治上发展出的新高度 ^{(29 瞿林东、李鸿宾、李珍：《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第二卷《历史文化认同的深入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第250页)} 。

唐代思想界在华夷关系本质的认识上更加理性。唐人秉持“华夷一体”观念且可以相互转化。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深层的文化，而非表象的血统与种族、出身等。文化的核心在于中华礼教，亦即胡人对于中华礼教的接纳和认同是“华夷一体”的核心和实质。唐昭宗乾宁（894—898）中，进士程晏《内夷檄》云：“四夷内向，乐我仁义忠信，愿为人伦齿者，岂不为四夷之华乎？记吾言者夷其名尚不为夷矣，华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礼仪”和是否接受、认同华夏文化在唐人的眼中成为区别士庶、是非乃至民族优劣的基本标准。通过这种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其对民族关系提出了积极的认识：民族差异主要存在于文化发展这一精神层面，地域等物质条件不应该作为民族优劣的标准与前提。正是这种从文化深度思考民族差异的视角和理性化“华夷一体”的认知和平等对待、讲信修睦地团结不同面貌的各色族群的开放民族政策，更有助于唐朝胡汉融合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