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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叶，《渊海子平》和《三命通会》标志了命理学形成时期的结束。对于当时的现状，陈素庵在《命理约言》中做过一个小结，大意是：谈到推命，旧书引用李虚中的学说，但很少有完整的方法。从徐子平起，方法开始确立；到了徐大升，则更具体了。但是，这两家的文章，往往头绪杂乱，道理阐述不清。其他人的作品，也有类似情况。因为他们“学非通儒，则见理不彻；笔非文士，则措辞不通也。”只有万民英是进士出身，著《三命通会》，够得上是“文士”资格。但他编撰的目的只是“蒐采”，“贵多而不贵精”，所以这篇宏著“能博而不能约”。
陈素庵的批评确实有点儿尖锐，却是符合事实的。到明朝中叶，八字命理学的基本框架——今法模型，虽然建立起来了，但这一建立的过程，主要是民间人士代代相继的努力。徐子平、徐大升等，其实只是早期众多探索者中留下了名字的代表人物。他们既非“通儒”，也非“文士”。他们是从当时的实际经验中，积累起命理的点滴知识，然后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构建各种规则和理论。所以今天能见到的《渊海子平》本身的篇章，包括其中汇集到的各种诗赋，大多是头绪错综，理义芜杂。这是命理学本身在俗文化中发展起来的实际状况。当然，《三命通会》的编撰者——万民英，是例外。他是明朝嘉靖进士，但他编撰的目的是“蒐采”，所以这篇巨著“能博而不能约”，与教科书式的纲要性著作相去甚远。显然，命理学要继续大踏步地前行，摆在严肃的研究者面前的任务，首先在理论上要做一番存真去芜的清理和条分缕析的总结。
这时，自觉地挑起这副重担、并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张楠，另一个就是陈素庵。他们称得上是“深化时期”的两位先锋人物。
张楠，字神峰，号逸叟，明朝江西临川西溪人。出身于传统的耕读之家，自幼就有“青云志”，可惜早年“多蹇滞”，功名未就。后潜心于命理研究四十余年，写成了命理专著——《神峰通考辟谬命理正宗》。
在书名中，张楠用了“辟谬”两字，真有点当年东汉王充“疾虚妄”的架势。
张楠认为，第一，已有的命理著作，包括《渊海子平》在内，虽然“理出于正”，但是“无确然一定示人之见”。也就是，其论说芜杂，真正的道理并没有讲清楚，所以让学的人摸不着头脑，以讹传讹。
第二，市面上开业的算命先生水准太差，大多在招摇撞骗，没有几个是真正弄懂了命理学道理的。即使他所在的“穷陬僻壤”，也大有“招摇售术”者，居然没有一个是真正抓得住要领的。——看来，即使在算命成风的明朝，街头巷尾挂招牌的算命先生，也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多！
于是，张楠潜心研究，终于悟到“其理有正途，断无旁出”。他动笔写了这本书，目的很明确：“辟诸谬说”，恢复“正理”，即在理论上做正本清源的工作。
他把当时命理学中存在的以纳音论命、以十二生肖论命、以神煞论命、以吕才所作的《合婚书》论婚姻、以及包括日贵格、日德格、魁罡格、六壬趋艮格、六甲趋艮、勾陈得位等在内的“外格”，统统归诸于“谬说类”，大加鞭挞。甚至说：“愚谓此等妄语，刊诸板籍，必须焚其板，火其书，而后可也。”这是说，有“此等妄语”的，已经刻印成书，都要全部予以焚毁。——言辞何等激烈！冷静地探究他为何要做出这般严厉的批评，主要还是要求论命者需持全局的观念来看八字，绝不能“只把一字以定生死”。
“病药说”
张楠终究是有“破”、有“立”的人。在“辟谬”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系列自己论命的主张。其中最重要的是“病药说”。这是张楠对八字命理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那么，什么是“病”？什么是“药”？张楠说：
何以为之病？原八字中原有所害之神也。何以为之药？如八字原有所害之字，而得一字以去之之谓也。如朱子所谓各因其病而药之也。故书云：“有病方为贵，无伤不是奇。格中如去病，财禄两相随。”命书万卷，此四句为之括要。盖人之造化，虽贵中和，若一一于中和，则安得探其消息，而论休咎也。
这是说，“病”就是“八字原有所害之字”；而“得一字以去之”的那个“字”，则为“药”。比如，八字日干为壬水，而四柱多戊土，即是“杀重身轻”——七杀偏多而自身衰弱。这时，厚土为“病”，就喜用木来充当“药”，“以去其病”。换言之，这个八字要用食神、伤官（甲、乙木）为“药”，来医治旺杀（戊土）这个“病”。
那么，如何去诊断一个八字的“病”呢？张楠提出“从重者论”的方法：就是“先看了日干，次看月令”，找出八字中某一个最旺的五行为“看命下手法处”，以此为“病”，然后选择“去其病”的五行为其“药”。对于八字中可能出现的“病”状，张楠把它们归结为四类：雕、枯、旺、弱。同时，他又开出四帖治病的“药”：损、益、生、长。
从开出的“药”来看，有“损”有“益”。损益比较容易理解：“损者，损其有余也。”“益者，益其不及也。”这显然是针对八字中出现过旺或过弱的病症来说的。治理的方法，就是“抑有余，补不足”——对于过旺的，予以抑制；对于过弱的，予以扶助。
至于“生”和“长”，前者是指十天干在“长生”位置上的处置；后者是指它们在“帝旺”位置上的处置。根据十天干生旺死绝历程的“阳顺阴逆”说，五阳干的“长生”，正是五阴干的“死”地；相反，五阴干的“长生”，又是五阳干的“死”地。因此，张楠认为：阳干的生地是“真为生也”，而阴干的生地“俱为弱”。同样，阳干的死地是“真为死”，而阴干的死地却“俱为生”。因此，要特别注意区别阴阳生死的不同情况。对于虽“生”实“弱”的，如乙木生于午（午是乙木的长生），要“贵济之以有生之药也。”而对于已处于“帝旺”之位的五行，由于已经发展到了极盛的程度，此时则应当予以“克之”。所以，“生、长二字，衰旺之不同，故运行有喜生、喜克之异。”显然，张楠的“病药说”，着重强调了八字结构内部的不平衡性，认为只有具有这种先天的不平衡性，才能因有“病”而得“药”，由此在动态中求得新的平衡，达到新的“中和”。这是今法时期“有病方为贵，无伤不是奇，格中如去病，财禄两相随”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应用。
作为命理分析的一个有效工具，“病药说”极大地丰富了命理学的宝库。然而，张楠在论说“病药”的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的偏颇倾向。
比如，他说：“若病重而得药，大富大贵之人也；病轻而得药，略富略贵之人也；无病而无药，不富不贵之人也。”这里变得有点像为“病”而求“病”，“病重”的胜于“病轻”的，不“病”则反而倒不是好八字了。这实在有点儿违背常理。后于张楠的陈素庵，对“病药说”做出了以下的肯定，但同时也给予了中肯的批评：
张神峰病药之说，其法甚善。然方取病伤，即求医药，仍归中和，非舍正理而尚僻耶。至所云八字纯然不旺不弱，财官无损，日主中和，断如常人之命，则其说尤偏矣。人命纯粹中和，安有不贵不富？特纯粹之中，暗藏驳杂，中和之内，嫌于浅露，仍是不纯粹不中和耳。尝见大富贵命，无病无伤，不旺不弱，运历五行而皆美，身备五福而无亏，岂非纯粹中和之确验，何必过拘于病药之说乎？
这是要求在使用“病药说”时，不要过于拘泥。“中和”本是命理追求的理想目标，岂有先天中和的八字反而不好的道理？
在我们看来，张楠虽然对“病药说”做了很具体的分析，即开列了四种“病”和四种“药”，事实上，他的分析还是比较笼统。严格地讲，根据八字结构要素的强弱，通过扶抑的手段而求得平衡，并不一定都到了有“病”的地步。而真正出现“病”状，除了过旺或过衰的之外，恰恰是命局中用官星而见伤官、用财星而见比劫、用印绶而见财星、用伤食而见印绶这一类或是“破格”、或是“损用”（损害用神）的情况。这时，伤官、比劫、财星、印星，分别成了八字中真正的“病”根，非要用“药”来医治不可。有这样的“病”，实在是不得已的事啊！如同璞玉有瑕疵，此时非要去掉瑕疵，方能保持美玉的价值，而绝不是张楠在论说“雕”病时的态度——希望白玉有瑕疵，方可施雕琢之功。具体来说，比如，用官而见伤官——命局用官，自然最好不要见伤官；出现伤官，就是一种“破”的现象。这种“破”才是病。既然有病，就不能讳医求药了。这时四柱中若有印星，便可克制伤官。这就是有“病”得“药”。这印星就是“药”。事实上，这是一种“救援机制”，即“救援”用神。可见张楠的“病药”概念，还是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的，尚欠精确。
其次，在治“病”的方法上，张楠也过分强调了一个“去”字，即用克制的方法，“对着干”的方法，而对一个“化”字，即用转化的方法，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比如，“身杀两停”，应当用“制”的措施；但“身弱杀旺”，最好还是采取“化”的办法好，即用印星来转化七杀、扶助自身。这是在肯定“病药说”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的情况。
除了“病药说”之外，张楠还有“动静说”、“盖头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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