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二王之妙”

“晋末称二王之妙”，这里的“妙”大有不同。

孙过庭借：【谢安素善尺牍，而轻子敬之书……，安辄题后答之…安尝问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又答：“时人那得知！”敬虽权以此辞折安所鉴，自称胜父，不亦过乎！】，表达了他对“二王”父子书法的看法。

谢安与王羲之是同辈，书法受王羲之影响，尺牍是他最拿手的，对于小王有别父王羲之书体、自创一手行草书体，呈锋芒毕露，飘逸神秀、挺尖瘦硬之气，自然让谢安有些看不惯。

孙过庭借谢安之口，透露出他对王献之笔法传承上的不足还自以为是的态度表示不满。

孙过庭究竟表达了什么意思呢？就笔法而言，王羲之是宗法，小王在笔法上的确作了“减省”，而同时夸大了笔法的“盛气”。孙过庭对王献之的“减省”持否定态度，而对王献之的“盛气”他表示了赞同，认同父子并称为“妙”。

笔法是“二王”书法的核心问题，父子俩虽一脉相承，却各有所长。

张怀瓘在《书议》中提出了一个核心标准：“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并按照这个标准对“四贤”排名，“二王”父子：“真书：逸少第一，子敬第四；行书：逸少第一，子敬第二；草书：子敬第三，逸少第八。”

张怀瓘还在《书议》中还作了如下解释：“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张怀瓘的这番话高度赞誉王献之的书法，尤其肯定了他“笔法依然体势之中，最风流者也”。

吴德旋、黄庭坚、项穆等评论王献之都比张怀瓘有过之而无不及：“大令狂草，尽变右军之法而独辟门户，纵横挥霍，不主故常。余谓大令草书，虽极力奔放，而仍不失清远之韵。”（见《初月楼沦书随笔》）

黄庭坚《山谷题跋》：“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弥觉成就耳。所以中间论书者以右军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周也。”

项穆《书法雅言》云：“逸少一出，揖让礼乐，森严有法，神彩攸焕，正奇混成也。”王献之有意识想突破其父草书，但下意识地将其父的“中和”转为“偏激”，走向以“奇”、“险”的新境界。项穆也认为“书至子敬，尚奇之门开矣”。

而对于王献之的贬损以唐太宗为代表，他崇拜王羲之而贬低王献之：“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枋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

有人以为，唐太宗作为盛唐明君，出于政治、社会道教之伦理，倾向于王羲之是必然的，也有的认为，派别不同，唐太宗以虞世南为师，上溯智永、大王，书风接近儒家的中庸思想，写的字中正平和，被誉为“君子藏器”。而王献之是另一派别。

这些原因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从唐太宗的书法作品看，更多地得之于王献之也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