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长联犹在壁，巨笔信如椽——浅议孙髯、窦垿、赵藩楹联思想艺术

滇史 2023-05-26 发布于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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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是人们所熟知和喜爱的一种文学形式，又称楹联。“楹帖之兴，肇于五代之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1]；《石菊影庐笔识》也说：“纪文达言楹联始蜀孟昶'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十字。”从众多史料可以看出对联始于五代，“从魏晋南北朝到五代经历了漫长的萌芽阶段，到宋元时期有所发展，明清是对联成熟和繁盛时期。”[2]对联在这一个发展过程中成为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一，至今春联、婚联、寿联仍然广泛流行于世。大凡宫廷殿堂、庙宇道观，楹联更是揭示其宗教、历史、文化价值的点睛之笔。滇人孙髯、窦垿、赵藩分别撰文悬挂于云南省昆明市大观楼、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的三副楹联，以其无穷的艺术魅力，极大地提升了当地的旅游地位。本文借郭沫若《登大观楼即事》诗句为题，拟对上述三位云南清代文化名人及其楹联的思想艺术性略作评介，以就教于方家。

一、孙髯及其大观楼联

孙髯（？～1774），字髯翁，号颐庵，祖籍陕西三原。虽然生活在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但当时社会的积习太重，文字狱甚为严重，科举考试弊端种种。“翁生而颖异，喜习诗古文，名重一时，顾不肯应试”[3]，遂终身不仕。他喜爱梅花傲雪凌霜的风骨，自称“万树梅园大布衣”[4]。晚年生活穷困潦倒，“寄寓圆通寺之咒蛟台，更号'蛟台老人’，卜易为活，然求百钱不可得，恒数日断炊烟”[5]，尝尽了人世的冷暖辛酸。作为下层人民的一员，深刻体会到康乾盛世下，一般群众的生活滋味。亲眼目睹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封建王朝的本质。深知为民之不易，遂尽自己能力所及默默地为民做事。康熙和乾隆年间，昆明城盘龙江沿岸多次发生水灾，人无安宁，苦不堪言。治理盘龙江成为当时昆明人的迫切心愿。孙髯虽然无心功名，为民解忧却义不容辞，他不辞劳累，详考盘龙江沿革、水患起因，撰成了《盘龙江水利图说》，对治理盘龙江水患提出具体建议。体现了他对国计民生的深切关注。

在孙髯留下的《拟输捐直省条丁缓征逋欠表》中，孙髯极言其时贪官污吏搜刮民脂民膏，“预借预征”，致使百姓陷入“新丝卖尽，何殊剜肉以疗疮；蔽裤典完，不啻抓沙而抵水”的窘境。表末孙髯指出，只有“择循良吏清白之臣，俾充牧守，不急之赏罢”，才能“府库自充”；只有“无益之需停”，才能“财用常足”；只有“不用大工、动大众，以夺其时；勿斗奇巧、尚奇淫，以分其力；宦官宫妾，人被粗布之衣；别宫离馆，规仿土茅之制”，黎民百姓才能过上“春风过处，村村闻赛鼓之声，秋露溥时，处处见烹葵之乐”的生活。在文字狱严重的清代，一介布衣竟然敢于冒死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面，由此可见其不仅具有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更兼具“威武不能屈”的大无畏气概。

孙髯目睹和经历了康雍乾盛世时期下层劳苦大众饥寒交迫的生活，对封建文人骚客登大观楼时所作的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之词，不以为然，傲然写出180字的长联：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駿，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蘋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簾画栋，卷不尽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孙髯的长联系为大观楼而题，开篇“五百里”，言滇池之大。登楼临水，四周的景物直奔眼底。全句妙在一个“奔”字，山水虽秀，但没有手脚灵性，明明是人奔景物去，却说景奔人而至。“喜茫茫”三个字，把五百里滇池的水面写活了，同时也体现出作者畅快的心情。从上联开头的用词，可以看出作者文学造诣之深，语言艺术之美。接着神态走向各异的山峰，万顷良田，四时变幻的美景一一收入作者笔端。对山美、水美、自然造化四季之美的描述，体现作者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乐观的生活态度。观眼前景，想千年事，作者笔锋陡转，由上联的写景过渡到下联的写史，连用“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四个典故，俯仰历史变迁，感慨宇宙流转，历朝历代诸侯争功，帝王征霸，浴血奋战，统治者眼中的“伟烈丰功”转眼成为过眼烟云，留下的只是萧条的景象和百姓无尽的痛苦。

长联一经面世，立即轰动朝野，文人墨客为之击节赞赏。随着各地来赏联的游人络绎不绝，长联随即饮誉全国。

孙联最初由昆明名士陆树堂用行书书写刊刻。道光年间，阮元为云贵总督，察觉到其中的“叛逆”气息，于是对其妄加篡改：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凭栏向远，喜茫茫波浪无边！看：东骧金马，西翥碧鸡，北依盘龙，南驯宝象。高人韵士，惜抛流水光阴！趁蟹屿螺洲，衬将起苍崖翠壁；更蘋天苇地，早收回薄雾残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鸥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爨长蒙酋，费尽移山气力，尽珠簾画栋，卷不尽暮雨朝云；便藓碣苔碑，都付与荒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鸿雁，一片沧桑。[6]

将两联稍加对比。上联写景，阮联用“凭栏向远”取代孙联“披襟岸帻”，原作中风吹襟飘的动态感变成凝固呆板的“栏”后，无论是“形”还是“神”，均严重受损；原联“空阔无边”一句虚语，使人对五百里滇池的辽阔空远生出无限的神往，一旦被“波浪无边”的实话取代，读者丰富的想象力则全被窒息；原联“神骏”“灵仪”虽然也是指有关昆明金马、碧鸡的古老传说，但仅仅点到而未点破，“诗贵含蓄”，这层含蓄的“纸”一旦点破，纵然阮元用金玉裹起来的“马”和“鸡”，也难以被时人所接受。下联述史，孙联以“伟烈丰功”泛讥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好大喜功”犹如过眼烟云，阮联为歌颂清王朝征服边徼，改为专指的“爨长蒙酋”，在增强政治色彩的同时，极大地削弱了孙联的艺术感染力。其余凡经阮联篡改之处，无不留下累累伤痕。

阮元，字芸台，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逾年大考，高宗亲擢第一，超擢少詹事。召封，上喜曰：'不意朕八旬外复得一人！’直南书房”[7]。先后在浙江、河南、江西、云南等地任职，史载其“淹贯群书，长于考证。嘉庆十二年（1807年），奏进《恭注御制味余书室随笔》二册。所著有《经籍纂诂》《十三经校勘记》《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石渠随笔》《畴人传》”。[8]“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9]属于清朝中后期不多的文名显赫的几个封疆大吏之一，然而，当阮元把篡改后的长联刊刻挂出来取代原联后“彼都人士，啧有烦言，旋复撤去”[10]。时有民谣讥讽道：“软（阮）烟袋（芸台）不通，萝卜韭菜葱，擅改古人对，笑煞孙髯翁。”可见孙髯长联已经深深植根于文坛及民众之中，其在滇人心中的地位是任何权贵都取代不了的。经过改联事件，孙联更广泛地被海内外所传诵。

同治五年（1866年），大观楼重建；光绪十四年（1888年），云贵总督岑毓英将孙髯的长联，让当时的文人赵藩（成都武侯祠的撰作者）工笔楷书，刻出来挂在大观楼前，除上联“辜”通假使用“孤”字外，其余均恢复了孙联旧句。

大观楼长联对后世楹联发展乃至整个文化领域的巨大影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开了长联的先河，带动了后世长联的创作，并为后人作联提供了借鉴。在孙髯的长联之前，在体制上，大多是每联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十一言，比较短小。孙髯自幼喜习诗文，对古典诗词有很深的研究。他根据对联的创作规律，吸收了诗词、骈文的优点，运用对联的创作技巧，上联写景，下联咏史，写景、咏史、抒情、议论相结合，内含排句和自对，在体制上打破常规，每句竟然达到九十字。句式长短不等，对仗工整，将对联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这种别开生面的创作方法为后人纷纷仿效，创作长联成为清朝晚期的一时潮流。成都望江楼崇丽阁上清人钟云舫的一副对联，全联共有二百一十二字；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所撰的一副题屈原湘妃祠联，全联共有四百字。多模仿孙髯长联上联写景，下联咏史的形式。

二是长联不凡的气势，深刻的思想，精湛的艺术，深深感染了后世读者。1958年3月，毛泽东到成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看到辑录在梁章炬《楹联丛话》里的大观楼长联，十分欣赏，能背诵如流，并圈点批注。据《楹联丛话》载：“胜地壮观，必有长联始称，然不过二三十余字而止。惟云南省城附郭大观楼，一楹帖多至一百七十余言，传诵海内”旁，毛泽东纠正为：“一百八十字。”在该书评孙联：“虽一纵一横，其气足以举之，究未免冗长之讥也”旁，毛泽东批：“从古未有，别创一格，此评不确。”在书中收录的阮元篡改的长联后，毛泽东旁批：“死对，点金成铁。”[11] 1961年1月，郭沫若游览大观楼后，即兴挥毫题《登大观楼即事》诗：“果然一大观，山水唤凭栏。睡佛云中逸，滇池海样宽。长联犹在壁，巨笔信如椽。我亦披襟久，雄心溢两间。”陈毅1963年12月泛舟滇池，亦曾作《船舱壁间悬孙髯翁大观楼长联读后喜赋》：“滇池眼中五百里，联想人类数千年。腐朽制度终崩溃，新兴阶级势如磐。诗人穷死非不幸，迄今长联是预言。”足见孙联影响之巨大深远。当代联家余德泉用凝练的联语“滇池百里，孙髯千秋。”概括出孙髯与山水并存的关系，十分贴切。大观楼长联不仅在楹联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在中国清代文学史上，亦应有一席之地。

二、窦垿及其岳阳楼联

窦垿（1804～1865），字兰泉，云南罗平州（现师宗县淑基村）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少怀壮志，发愤读书，一心想成为国家栋梁之材。道光五年（1825年），二十二岁时中解元；道光九年（1829年），二十六岁时又考中己丑科进士。此后历任吏部主事、考功司行走、文选司主事、员外郎中、学验封司、记名道府，以后又擢升为江西道监察御史，钦差办理云南团课。为官清正廉洁，刚直不阿，“官吏部，搜剔弊端，守正不苟，胥吏不能欺”[12]。《新纂云南通志》卷二百“本传”载：“时仓场窃米案发觉，大学士卓秉恬、顺天府尹陆应谷坐失察，交部议。尚书文庆私谓垿曰：'上甚怒秉恬，欲遂斥去，卿宜顺上意，议抵宁重。’垿对曰：'吏怠职守，有过不举闻逾月，坐夺秩禄，不当遽免。且上欲罢秉恬官，一诏书力耳，今下部议，垿幸得备位铨司，进退百僚，知守三尺法而已。屈法循意，虽重得罪，不能奉命。’”由此可以看出窦垿是一个不为权势折腰，守法奉公的封建官吏。

他忧国忧民，看到了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却又对统治者抱着天真的幻想，想以奏章、改良来挽救当时的社会。他胸怀报国之志，却又未悟出报国根本无门。在其赴京任职途中，鸦片战争爆发，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半个中国，面对内忧外患，清王朝朝纲荒废，积重难返。此时就任京官的窦垿，还没体味到一丝做官的快乐，便陷入了孤寂和忧愤之中。1850年3月，咸丰即位后颁诏求言，得补监察御史的窦垿，在上任第三天，即向咸丰皇帝上奏章条陈九事，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吏治、财政、金融、水利、军事、交通各方面。而且他“疏劾前办外交诸臣（即当时擅权专政的大学士穆彰阿、协办大学士琦善以及大学士潘世恩等），而荐林则徐之贤”[13]。由于奏章涉及朝中重臣，故窦垿在上奏章之前，找到妹婿兼好友何桂珍托付“后事”，怀着悲壮的心情递上了奏折。但窦垿的奏章被“呈之不用”、“留中不发”，窦垿的政治抱负成了泡影。此时，悲愤之极、年已四十七岁的窦垿深感前途渺茫，在孤愤中，以继母老疾，疏乞归养。回滇途中，经岳阳楼凭吊先圣，极目楚天，感慨万千，写下了传世佳作岳阳楼长联：

一楼何奇？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耶？儒耶？吏耶？仙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涕下！

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岳州城东道岩疆。潴者！流者！峙者！镇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

上联咏史，从时间角度列举留迹此楼的历代名人，把读者的思绪带入斯楼往昔：杜少陵登上此楼吟出五言律诗《登岳阳楼》；宋代范希文（范仲淹）遵友之嘱，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为世人所传颂，两字关情即指范《记》中的“忧”和“乐”；滕子京谪守巴陵，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重修岳阳楼，留下了“吏治”的佳话。而今滕子京又在哪里？作者呼吁“滕子京”能再创政绩，以实现自己奏章中的理想；吕洞宾好酒，又钟情此楼，三次路过岳阳楼，三次酩酊大醉，作者羡慕吕洞宾如此潇洒的生活，希望也能一醉而解千愁。然而诗圣、大儒、良吏、醉仙踪迹难觅，不禁悲从中来，“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涕下”，借用唐代诗人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结尾，直抒作者报国无门的苍凉之感。

下联绘景，先从空间角度展现岳阳楼东、西、南、北的山水画卷，体现巴陵胜状。接着借用陶渊明的诗句赞美“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引导读者去深思“真意”，给人留下意味无穷的遐想。

窦垿一生为官清正，为国为民尽心尽责。面对晚清颓败局势，冒死向咸丰上奏，然而没有结果。满腔报国热情无处施展，心积忧郁，在岳阳楼上留下了传诵海内外的长联。

窦垿追古思今，用精炼的言语，写出这副一百零二字的楹联，既咏史，也写景，既抒情，又述怀，令人回味无穷。联中用典出神入化，自然挥就。窦联先后引用“少陵”“希文”“滕子京”“吕纯阳”多个典故，化引了《登岳阳楼》《归园田居》《岳阳楼记》等多篇诗文，用典虽多，却自然妥帖、天衣无缝，毫无堆砌之感。此外，联中连用排比，又以长短句相间，紧缓得当，张弛有度，紧扣读者心弦，堪称楹联中的上乘之作。

“窦联”后由道州著名书法家何绍基书写，悬挂于岳阳楼上。后人把杜（甫）诗、范（仲淹）记、孟（浩然）诗、窦（垿）联、何（绍基）书，并称为岳阳楼“五绝”，成为当地含金量最高的旅游文化资源。

三、赵藩及其武侯祠联

赵藩（1851～1927），字樾村，一字蟠仙，别号介庵，晚号石禅老人，世谥“文懿先生”。出生于云南省大理府剑川县向湖村一白族书香门第人家。赵藩生当清末民初风云变幻之际，曾入清军做过文书。入仕，历任易门训导、四川盐茶道、永宁道、按察使等职。清末民初，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运动。曾任南方军政府交通部长。晚年著书立说，为整理保护云南历史文献作出过重要贡献。

赵藩为人耿直，做官清廉。清末，政治腐败，贪官横行，民怨激愤。戊申（1908年）秋，四川以筹边饷为名，加倍征收糖税，民不堪命，简州、资州相继发生暴动，毁局殴官，停煎罢市，事态极为严重。赵藩奉电往察，“多方谕导，薄惩哄者，事定；改定捐章，力为民请”[14]查明原因，具实上报，提出“除皮宜宽，以恤编户”的意见。[15]

四川总督赵尔巽，残民逞凶，大肆捕杀革命党人，赵藩对此非常不满，坚持不枉杀无辜。1908年，同盟会员谢奉琦谋划在叙府起义，事泄被捕，赵藩竭力营救不果，辞官返里。吴玉章在《辛亥革命》一书中回忆说：“谢被捕的英勇表现，使当时四川的臬台赵藩深受感动，他为救谢不果，竟至辞官不做。足见清朝官府中的个别开明人士也已经感到革命潮流是不可阻遏的了。”赵藩目睹晚清弊政，深知清朝的灭亡势不可免，因而转向革命，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帝制，他以“滇男子赵藩”名义致电袁世凯，揭发其图谋帝制，并指出袁面前只有两条路：“唯慷慨则自裁，隐忍则远窜，斯二者择一而速行之。”[16]并参加唐继尧发动的护国讨袁运动。1918年，赵藩出任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交通部长，悉心规划提出西南铁路方案，力促南北议和，终因皖系军阀段祺瑞的破坏，未能达成协议。且西南内部也起纠纷，赵藩知道事情已经无力挽回，毅然辞职回滇，专任云南省图书馆馆长，从此不再过问政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义和团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看清楚了清政府投降卖国的反动嘴脸，意识到要爱国，就必须反对清政府的统治；要活下去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是以四川义和团为中心的农民自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自1901年在全省范围内展开。斗争的口号由“扶清灭洋”变成了“灭清、剿洋、兴汉”。斗争矛头指向晚清四川当局。农民军与清军展开了直接的交锋。1902年，四川义和团武装已形成了燎原之势。四川总督奎俊镇压不力，遭到弹劾。清政府急调在镇压义和团中赢得慈禧太后高度信任的岑春煊任四川总督。岑春煊踌躇满志，一进成都就大开杀戒。他在《乐斋漫笔》中回顾说：“自辰至午，斩获无算，贼皆四面崩溃，即日肃清。”此后，频繁出动军队，穷兵黩武，杀人如麻。时任四川盐茶使的赵藩，既为国家安危忧愁，又为百姓命运担忧，对岑春煊的做法持不同意见，认为正是贪官污吏的残酷压榨造成了官逼民反这一局面，解决四川问题不能一味镇压，而应以“攻心”为上。赵藩其时虽是岑春煊的下属，早年却做过岑的启蒙老师。然而，此刻“功高盖世”的岑春煊根本听不进下属对其治蜀方略的不同意见，赵藩只好用特殊的方式，委婉表达自己的政见，他作了一副楹联，刻好后，让人敲锣打鼓地送往武侯祠悬挂。次年春，赵藩以游春为名，特意在武侯祠宴请岑春煊，用心良苦地劝诫其不要杀伐太重。联文如下：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上联言诸葛亮的军事成就，其主要特点是“攻心”。自古以来那些真正懂得军事的人并不在于“好战”，而是注意从精神上或心理上摧毁敌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除敌方的对立情绪，从而保持长治久安的局面。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便是中国战争史上以“攻心”取胜的典范。诸葛亮北伐中原前，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曾于蜀建兴三年（225年）三月先率军平定南中。行前，诸葛亮向马谡请教良策，马谡对曰：“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17]，诸葛亮采纳其建议对南中夷军的首领孟获“七擒七纵”，当最后一次诸葛亮放孟获回去时，孟获便不肯走了，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18]。由于孟获心服口服，不但南中叛乱被很快平定，且在诸葛亮未留一兵一卒的情况下，该地却能在较长时期内得以保持安定。“攻心”策略诸葛亮运用得何等纯熟！而赵藩对诸葛亮用兵特点的把握也可谓深得其精髓。

下联写“审势”。作者不为尊者讳，对诸葛亮不能审时度势，屡次不顾国力强行北伐进行直言批评。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说道：“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19]诸葛亮明知不可为之事而强为之，虽然屡获局部胜利，终因不能审势而挽救不了蜀国灭亡的总体趋势。楹联表面是在评价古人的功过是非，其实是在委婉提醒岑春煊以及治蜀的后来人一定要深思这个道理。这副楹联短短三十字，却道出了“治世经邦”的真理。只有“兼济天下”的人才能写出含有如此深意的对联。

诸葛亮一直受到后人好评。在武侯祠内挂满了对诸葛亮赞美的匾联。如清人完颜华毓撰书的“河岳英灵”；清人陈廷楷撰，今人关山月书“只手挽残局，常归笑谈；鞠躬悲尽瘁，剩有讴歌”等等赞溢之联不胜言表，但只有赵藩楹联最准确地评价了诸葛亮一生的功过是非。赵藩先后在四川担任过筹饷局提调、署盐茶道、永宁道等职，并两任四川按察使。其为官“察吏以严，爱民以宽”，宽严得当，清正廉洁，政声卓著。赵藩武侯祠楹联也是对自己在四川从政经验的体会和总结。随着晚清时期反清爱国斗争的日益高涨，他在“审势”之后，政治立场逐渐转向推翻清王朝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其人生价值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58年3月7日，毛泽东在四川省领导的陪同下参观武侯祠，在赵藩撰写的“攻心”联下久久伫立。1972年，刘兴元调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时，毛泽东特意嘱咐他一定要到武侯祠看看这副楹联，才知道如何治蜀。任仲夷审时度势，将广东培养成改革开放的先锋。2002年5月21日，江泽民在四川考察工作时说道：“成都的武侯祠里有清人赵藩的一副名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里面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对我们今天观察形势，处理好各方面的工作仍然可以起到重要的启示作用。”[20]

一副楹联，连续对新中国多任领袖产生过重大影响，足见其中所蕴涵的统观大局、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从实际出发的哲理，已经成为后人治蜀治国的宝贵经验。

以上三位滇籍文化名人，各具特色。孙髯一生不参加科举，蔑视功名，追求自由，其率真而不粉饰的历史观及无拘无束的文采比进士阮元更受到人民的承认和接受；官场失意的窦垿比那些春风得意的封建官僚更能冷静地认识晚清社会，进而探求改善朝政之道，其联、其人无一不表现出那一时代知识分子身上可贵的忧患意识；赵联则是对自己治蜀经验进行精辟总结之后，用楹联形式留给后来治蜀治国者的一份宝贵遗产。

三副楹联配上优美的书法早已名扬海内外，孙髯、窦垿、赵藩亦由此而被世人永远铭记在心。

注释：

[1]（清）梁章炬等撰：《楹联丛话》，中华书局，1987年6月第1版，第9页。

[2] 顾平旦等主编：《名联鉴赏词典》，黄山书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679页。

[3]（清）师范纂辑：《滇系》八之十七·艺文，嘉庆十一年（1806年）刻版，第71页。

[4]（清）师范纂辑：《滇系》八之十七·艺文，嘉庆十一年（1806年）刻版，第71页。

[5]（清）师范纂辑：《滇系》八之十七·艺文，嘉庆十一年（1806年）刻版，第71页。

[6]（清）梁章炬等撰：《楹联丛话》，中华书局，1987年6月第1版，第91页。

[7]（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四，中华书局，1977年12月第1版，第11421页。

[8]（清）史馆编：《清史列传》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87年11月第1版，第2820页。

[9]（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四，中华书局，1977年12月第1版，第11424页。

[10]（清）梁章炬等撰：《楹联丛话》，中华书局，1987年6月第1版，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