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条边又称柳边、条子边、边栅、边墙等。不同的称谓也反映了其多样的建筑形态，在文献记载中有“插柳结绳”、“折柳之樊”、“插篱为边”、 “编木为栅”、 “结绳列栅”等各种说法。又因柳条边的修筑过程跨越不同时期和地区，后人将其分为“老边”和“新边”。从地理位置看，“老边”在清代盛京境内，又分为东西两段，西起山海关，向东北至今天辽宁铁岭威远堡为西段，再向东南至辽宁省丹东海滨为东段，全长约975公里；“新边”在吉林境内，从威远堡北行至吉林省舒兰县法特，全长约343公里。柳条边最初修建于何时？乾隆皇帝曾认为始于康熙年间。但后世研究者们对这一说法却鲜见采用，因为在清初的文献记载里，柳条边在顺治年间已广泛存在。不过就学界的研究来看，在“新边”的看法上还比较一致，认为始建于康熙九年（1670），完成于康熙二十年（1681）；而对于 “老边”的修建时间，则存有较大分歧。日本学者稻叶岩吉所著《满洲发达史》一书最先提出：柳条边的修建最早始于东段，因为崇德三年（1638），清太宗皇太极将凤凰城至碱场边门在旧界基础上展出五十里，以钉椿及绳索设防。国内学者杨树森先生主编的《清代柳条边》一书也持此说，认为从崇德三年起，“皇太极把凤凰城至碱场边门一段，利用原来的明边加以修缮，这是东段修边之始”。不过因二者均未言明资料的依据，尽管这一说法为后来不少论著所采用，还是有不少学者对此持保留意见，如郑天挺先生就根据《沈阳日记》、《沈馆录》等朝鲜史料断定柳条边东段修建的年代不会早于1642年。从佩远先生也认为此说待考，判断老边至晚始建于顺治初年，东段则完成于顺治十五年（1658）以前。
20世纪80年代，崇德三年（1638）满文档案和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相继被整理出版，其中均载有在崇德三年四月修边一事：
初九日，户部承政英俄尔岱、马福塔前往办理凤凰城、碱场、揽盘等处新开边界之事宜。凤凰城、碱场之间，揽盘、凤凰城之间新辟边界较旧界多扩出五十里。此二百里应用钉桩绳索，恐凤凰城应用不敷，令沿边四城均力协济。从盖州旧边延伸至熊耀，新开边界八十七里，比旧边扩出四十八里，其钉桩绳索令两城均办。这些档案印证了稻叶和杨树森等学者的看法，应该也是他们依据的文献来源。再者，此次扩边后以“钉桩绳索”的方式加以明确限定，也是后来修筑柳条的常用形式；此次新辟凤凰城至碱场之间的“边”，也和柳条边碱场门、叆阳门、凤凰城门的走向基本一致；而且凤凰城附近的“栅门”在此后不久也开始见诸文献，且方位和后来的凤凰城边门相当，亦证明已开始有某种形式的边栅存在。因此，判定此次扩边为柳条边设置史上的重要事件当无大误。
不过还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上引史料中已清楚载明：此次修边是在“旧边”或“旧界”基础上的扩边，这里的“旧边”或“旧界”又是从何而来呢？《清代柳条边》一书判断凤凰城至碱场一段之“旧边”为以前“明边”，因未注明所据史料，或系作者推测而已。因为此次所修的凤凰城至碱场之间的“边”，中间还有揽盘一城，文献明确记载其为清初新筑，并且西去凤凰城二百四十余里，距离原有明边较远。另外，“旧边”除此段外，还有盖州等地，距离明边更远。故此处“旧边”应非原有“明边”，当另有所指。
探究“旧边”的来历，需要结合清初在辽东半岛的军事布防的演变过程来考察。天命六年（1621）三月，努尔哈赤率军攻下沈阳、辽阳，又陆续占领镇江、海州、盖州、复州、金州等大小七十余城。此后虽然主要战场逐步西移，但明军仍以旅顺及皮岛等海岛为依托，结合水师的海上优势，并争取朝鲜支持，给清人在辽东半岛东南沿海方面造成严重威胁。面对这一情况，努尔哈赤在这一地区推行“迁民移界”政策作为应对，将军事防线收缩到东起碱场，经通远堡、揽盘，西至盖州城一线，凤凰城等地均被弃置。不过到了天聪七年（1633），皮岛和山东登莱水师相继发生内乱，明军在海上的势力严重削弱。是年三月，皇太极下令“重建沿边驻军碱场、兰盘、通远堡、岫岩四城”，并分别派遣贝勒济尔哈朗、阿布泰、阿济格、杜度各自负责修筑一城，“在此四城，驻兵守边”。在清军修筑碱场等四城之时，孔有德、耿仲明等率众由登州渡海来降，驻扎旅顺口的明军水师联合朝鲜军队围追堵截，皇太极还下令筑城之兵支援迎接。该年六月，清军虽攻下旅顺口，但明军仍能依仗海上优势不断扰袭沿海地区，鸭绿江口皮岛之明军也经常溯江而上，甚至深入萨尔浒一带。如崇德元年（1636）初六日，成亲王岳托奉皇太极令致书碱场、通远堡、兰磐（兰盘）、兴京、岫岩五城守将称：“闻岛中明兵，将来攻尔城等语，各宜妥慎防范。”要求各城出巡侦查，并随时报告。
从文献记载来看，这四城之间的“边”已具有某种形态。崇德元年（1636）五月初六日，皇太极曾饬令通远堡守将：“凡有朝鲜人前来，令其暂住于边外一处，设人看守，速报盛京，唯恐无谕妄令进入也。”同年九月十八日，碱场守将荆色额等人，“率十六人往边外蹑踪”，被明军探知伏击。再如同年十二月皇太极统兵征伐朝鲜时，满文档案记载：“初六日，过通远堡，出边驻跸。”这些明确的规定和记述，说明当时的“边”一定是有特定的物质形态来作为地理标识物，至于是否类似于崇德三年（1638）的“钉桩绳索”，则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到了崇德三年（1638），在清人相继降服朝鲜和攻陷皮岛后，东线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皇太极又顺势把这这条防线作了调整，主要的变化是把通远堡驻军移防凤凰城。所以才有了上文所说的“凤凰城、碱场之间，揽盘、凤凰城之间新辟边界较旧界多扩出五十里”之说。由此可以确定，崇德三年（1638）所扩之“旧边”，应为天聪七年（1633）所设置，而非明代之边。扩边之后，通远堡的作用为凤凰城所取代，所以在1638年之前，朝鲜派往清的使者渡过鸭绿江后一般首先以通远堡为集结地，1638年后则基本上改为凤凰城了。
另外，稻叶岩吉和杨树森等学者还认为崇德三年修边的目的是为了防遏朝鲜人越境采参，是否如此呢？征诸史料，清初八旗军民大举进入辽沈地区后，鸭绿江流域人烟稀少，朝鲜人越境采猎之事时有发生，也屡屡引发纠纷。如天聪九年（1635）七月皇太极致书朝鲜国王称：“每有贵国之人潜入吾地采挖人参，距吾原籍兴京城仅五、六十里。吾巡查官兵处处遇之，每遇抓捕，则必抵拒，故有以刀箭杀之者，亦有逃脱者。王之边民乱行者多矣，此非两国和好之善事也，王宜严加禁止。”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第二次对朝鲜用兵，其理由之一就是称朝鲜人侵掠土地，“越境渔猎，不行禁止”。在此背景下，清人在碱场至凤凰城一线布防，自然具有防遏朝鲜人越境的用意。
然而就当时清人在辽东半岛面临的局势而言，朝鲜人越境一事固然需要处理，如何防备明兵自东南方向来袭和人口大量逃亡，则更为严重和迫切。如前文所述，清人在东线之边自形成起，首要的任务在于军事防御。即使在崇德三年（1638）形势发生变化以后，清人对朝鲜方面并未完全信任。崇德五年（1640）六月，朝鲜总兵林庆业奉皇太极之命率兵五千、船一百一十五艘，载米一万包，由锦州附近运往三山岛，途中因遇风、触礁及明军来攻等情况，到盖州时只剩船五十二只。皇太极派人诘问，竟数次称其蓄意“通谋于明”，亦可见其对朝鲜尚怀高度戒备之心。这种形势下，在凤凰城、碱厂一线等防御意义自不待言。
军事意义之外，筑城守边阻止人口大量逃亡的作用亦不容小觑。在清人持续的扩张过程中，掠取了大量汉、蒙等各族人口，故逃亡现象不绝如缕。天聪九年（1635），昂帮章京马光远奏称：“昔各堡民之逃亡，有二百者，有一百者，亦有八、九十者。”对于汉人而言，东南沿海是重要的逃亡路线，可由此或进入朝鲜，或借明军之助从海上逃走。故此，碱场等城守军实际上也负有缉捕逃人之责，崇德元年皇太极还特别召集各驻边守城将领至盛京，“察其逃人船只曾否捕获，城池军械曾否修整”，并以此为标准进行考绩。其中驻守揽盘守将等捕获逃人168名、船4只，以为称职，各赏马一；驻守碱场守将捕获逃人132名，驻守岫岩守将获逃人100名、船3只，均不赏不罚。崇德二年（1637），皇太极出兵朝鲜，称其罪状之一就是“纳我逃民，献之明国”。崇德五年（1640）十月，皇太极派使臣至平壤诘问朝鲜国王罪状，仍有“俘获之人，逃还朝鲜，概不查送”，以及“逃去汉人，不行送来，反以尔国衣帽草履与之，俾混迹藏匿”。可见此时逃人依然不绝于鸭绿江两岸，清人在碱场至凤凰城一线的稽查应该还在继续。直到清人定鼎中原后，明、朝联合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因大量人口“从龙入关”，东北的逃人问题也趋于平息，这一带柳条边的功能才转向以隔绝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