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澜壮阔的明清两代历史中，都有一条隔绝融合的墙，在辽东的崇山峻岭之间陈迹着这样两条墙——明代辽东边墙与清代柳条边。它们横亘在地域空间之内，却体现着特定时期的政治社会架构及军事制度观念，明代辽东边墙与清代柳条边的独特性，从侧面反映了相应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民族、文化，甚至是数年封建统治观念的体系衍变，多层次的将地理标志转化为历史符号。这两条意义非凡而又充满争议的墙，建筑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它们是推进了融合，还是阻碍了历史进程？ 明代辽东边墙与清代柳条边的目的与联系
明代开国初期，明廷建立了以辽东都司为中心，内有大宁都司，外有奴儿干都司的三位一体防御体系，防御纵深辐射京畿地区，这一时期的辽东地区自保有余。辽东地区在当时属于东北亚政治格局的核心枢纽地带，是明朝北讨蒙元南备倭患的军事防御策略中重要环节。明代早期，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势力尚未崛起，而北元等蒙古诸部元气未复，再加之庞大的防守军事聚落让明廷进退有据。
可从15世纪中叶开始，海禁政策致使东南地区倭患频繁，这让明廷的主要军事力量和财政投入都用在了东南方向，致使北部和东北部少数民族势力的压力剧减，管制的真空出现后，蒙古的瓦剌部势力逐渐扩大，而东北地区的兀良哈等部开始南下，势力渗透到辽河流域。为了应对倭患的同时，能够让东北部的辽东都司安全无虞的承担保障京畿的重任，明廷采取了全面守势。实际上，从永乐年间开始，辽东边墙已经开始修筑，明成祖朱棣最先移驻大宁都司，随后奴儿干都司名存实亡，已经让明廷看到了驻墙的必要性。最先修筑的是辽河套一带的边墙，主要为防御兀良哈蒙古。到了正统七年（1442年）又修建了辽西边墙，主要针对蒙古瓦剌部，而到了成华三年（1467年），辽东的女真势力逐渐崛起，与明廷冲突不断，因而又陆续修建完善了辽东边墙。边墙的修筑前后一百余年，又历经了嘉靖年间的两次拓边以及万历年间“六大甸”堡垒体系的增建，可以说整个边墙的防御体系非常完善，但其主要目的也就是一个“守”字。 
这条边墙从诞生之初就充满了争议，无论是当是的统治阶级内部，亦或当今的历史研究者。柳条边始建于皇太极时期，笼统的说法是，当时有朝鲜人经常进入宽甸等地挖采人参，为了保护“龙兴之地”，皇太极下令修建凤凰城（丹东凤城）到碱厂（本溪碱厂）一段边墙，这就是最初的柳条边东段，也称“老边”。不可否认的是承上启下的皇太极是雄才大略之主，他对于整个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态势洞若观火，当他的统治中心与当年大明辽东都司重叠时，整体的政治军事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颠覆。明代在辽东建立的庞大军事聚落体系被打破，而八旗军的体量与作战特点都不足以保持这些聚落的存在，同时后金乃至清的地域民族优势也让他们在部分方向不虞担心。但是皇太极的着眼点在整个天下，而非辽东一隅，对于朝鲜及内附诸民族的军事压迫性远低于他对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所以，他采用了一个变通的守势。
皇太极的通盘考虑，更像是一种未雨绸缪，某种意义上也是国家形态完全建立后的统治意识升华。到了顺治年间，联通圈禁整个辽东的边墙基本完成，实际上也完成了东北民族的区域划分。到康熙时期，对于诸民族的勘界逐步展开，这也直接催生了“新边”。康熙年间增修了南起威远堡到北止法特哈的边墙，使整个两期的柳条边修筑完成，一方面完成与蒙古的勘界，一方面完善了整个东北的行政区划。
从实际联系上看，柳条边的修筑大量利用了原明代辽东边墙的基础，其关隘城邑大多也是沿袭自明代的辽东镇军事体系，邮驿和驿路也大致相同。二者都采用军事管制，但前者的实际作用更大，后者多是意识形态的区分，其笼统目的麻痹作用更大。防御设施的初衷必定是维系统治需要，它的表现形式可以是现实意义上的，也可以是在地域上实际表现而作用体现在思维意识里的。明代辽东边墙自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逐渐被摧毁，直至清军入关后废弛，而柳条边在这一过程中修筑而其，二者的隔绝作用远大于融合的需求，都无外乎于封建统治者的统治需求以及特定时期民族观念的区分，到了清代中后期，柳条边最终也敌不过历史走向，国家民族趋同的大势最终让它也形同虚设。 明代辽东边墙与清代柳条边的修筑方法与走向
明代边墙的修筑方法主要是就地取材，今天辽西地区的明代边墙主要以土木为主，部分地区以砖石筑墙或利用天然山体为墙。在今天辽东地区的明代边墙则是以石墙为主，有沿山势堆石为墙的，有以自然山体为墙的，因地不同而选材有所区分。明代辽东边墙是以“城”、“台”连结，在边墙内多筑城、多修台，形成完整的军事聚落，以“城”为中心向辐射发散，形成环形防守体系，又以散点透面，建立完善的防御纵深。其修筑方法和结构在当时来看已经足够完善，只是相应制度和人治的弊端，让辽东边墙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按照修筑年代，明代辽东边墙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段是辽河套边墙，从广宁(今辽宁北镇)镇静堡(黑山西北)起到开原镇北关(开原东北)止，当时主要为应对蒙古兀良哈部对辽河流域的渗透；第二段是辽西段边墙，从山海关外的铁场堡(绥中西南)起至广宁镇静堡（黑山西北）止，主要为应对蒙古瓦剌部而修筑；第三段是辽东段边墙，从开原镇北关（开原）起到宽甸江沿台(今宽甸县南境虎山)，主要针对后来崛起的建州女真。明代辽东镇边墙其走向多按边界山势形成，利用地险加以修筑，防守重于进攻，其方位多与东北少数民族聚居地勾连，防守控制意味浓厚。 
柳条边的修筑有“明之筑墙，清之植柳，盖随宜而制也”之说。修筑方法也比较简单，用土堆起宽高各三尺的土堤坝，堤坝上每隔五尺插柳条三株，以绳索连结。土堤坝外侧则挖深宽各八尺的边壕，以防止行人穿越。柳条边的军事防控设施与明代不同，这也和八旗的体量和军制以及防守态势有关，柳条边主要用边门来串起整个边墙，全线共有20个边门。同时还在柳条边的内外设置边台和驿站，边台的作用主要是维护柳条边，军事作用较小。康熙中期后，清廷调拨许多八旗兵丁携眷属回辽东屯垦，柳条边内外的军事防控进一步松弛。 清代柳条边的走向大体上与明代辽东边墙相同，分为“老边”和“新边”两个建设时期。“老边”南起凤凰城边门，向东北经叆阳边门，折向西北经碱厂、新宾、开原威远堡，再向西南经调兵山、彰武、义县、绥中，最后连接山海关长城，其位置方向基本与明代边墙重叠。在今辽东从土城子向西折，沿叆河经汤山城，再到凤凰城边门，向南直到黄海岸边的窟窿山。“新边”从开原威远堡到法特哈（舒兰），整个柳条边以山海关、威远堡、凤凰城、法特哈四个要点，在连结20个边门，构成一个“人”字形封禁圈。其军事意味不浓，更多是用于民族意识形态的区分和统治需要。 结语 两条边墙的修筑，生动的写照了东北民族的融合史，同时映射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意识变化，军事防御体系的建立蕴含着政治因素、社会因素等等多层次问题，反映着民族关系和封建秩序体系，从不用角度展示了封建王朝时期的统治观念。差别化的“边”，自然争议不断，争论点更是层出不穷，它们对于国家社会架构的影响有时甚至弱于统治者心思的揣测。人们忽略了这两个饱含劳动人民心血的“边”给予下层建筑的直接影响，自上而下的审视更简化了大一统之后的历史进程。而今，这两条“边”的遗迹仍屹立在来辽东旧地，昭示着我们民族融合的必然历史进程，前车之鉴可以让我们更包容、更开放、更自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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