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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长城———清代柳条边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象征，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力量的结晶。长城以其历史之久远、工程之浩大和身姿之雄伟而闻名于世。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就在长城的东部，山海关与东北明代长城衔接的地方，300多年前，曾有一条与长城相媲美的绿色长城横亘在广袤的东北平原上，这就是清代柳条边。众所周知，长城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它依然屹立在神州大地上，而距今仅有几百年时间的清代柳条边为何鲜为人知，却难寻踪迹呢？清代柳条边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为什么要修筑它？它又是怎么消失的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打开被历史尘封的档案史册，解开这个谜团。柳条边其实是封禁界线在清代统治者看来，东北是他们“祖宗肇迹兴王之所”、“龙兴重地”，是他们的战略后方。 清朝迁都北京后，就把东北地区划为一个特殊的地带，严加保护。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其“龙脉”受损。另一方面，就是保护东北地区生产的皇室贵族所需要的人参、东珠等特产，以及供每年采捕供物及皇帝巡幸时围猎所用的围场。柳条边就是为保护东北“发祥重地”，而修筑的一条封禁界线。柳条边全长1300多公里根据史书的记载，清代柳条边又叫条子边，是用土堆成的宽、高各三尺的土堤，堤上每隔五尺插柳条三株，柳条粗四寸，高六尺，埋入土内二尺，外剩四尺。各柳条之间再用绳连结，称之为“插柳结绳”，就像中原地区的竹篱笆。再在土堤的外侧，挖掘口宽八尺、底宽五尺、深八尺的边壕。清代柳条边有些地段也有不植柳的，而是利用旧有的明代长城修缮而成。 柳条边又有“边内”、“边外”的区别。其辽河平原的部分，即人字形边墙下端、就是“盛京边墙”之内的部分叫“边内”，俗称“边里”，反之，都叫“边外”。从人字形边墙上端即吉林部分来看，其西部属“边外”，其东部属“边里”。清代柳条边的修筑历经三朝40余年，加上其1300多公里的长度，如此宏伟浩大的工程，无愧绿色长城的称号。 柳条边主要由流徙罪犯修建 柳条边建筑工程如此浩大，修建柳条边的人力从何而来呢？据史料记载，顺治五年（1648年），理藩院遣官清丈并划定游牧地界，同时“编盛京守墩台壮丁为十牛录”，十牛录至少有壮丁千余人。清初因抗清和逃人等获罪流徙的犯人大多发遣到盛京。在开原附近的尚阳堡，是清初流放人犯的聚集地。康熙七年（1668年），尚阳堡有流徙犯人3500余人，连同家属共5914人。他们有的劳作服役，有的则出钱认工赎罪。据《清圣祖实录》载，奉天府尹张尚贤奏称：“近有流徙人犯修造工程赎罪之例，有力者已认工程。”即指柳条边的兴建工程。可见，柳条边主要是由流徙罪犯修建而成的。 柳条边在交通要道上设边门 在柳条边的沿线上，每隔一段距离就设有一座作为出入用的门，称为边门。这些边门，都设置在交通要道上。边门的设置情况，据文献记载，因柳条边屡有扩展，边门的设置也多次变动。从康熙十年（1671年）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柳条边先后进行了4次较大规模的扩展。经过4次展边活动，锦州以西地区的柳条边大约向北推进了35公里。柳条边和各边门从此固定下来。其中，老边设边门16座，由山海关至凤凰城自西向东为：鸣水堂边门、白石嘴边门、梨树沟边门、新台边门、松岭子边门、九官台边门、清河边门、白土厂边门、彰武台边门、法库边门、威远堡边门、英额边门、兴京边门、碱厂边门、叆阳边门、凤凰城边门。新边设边门4座，由威远堡边门偏西，自南而北为：布尔图库边门、克尔素边门、伊通边门、法特哈边门。清代柳条边每座边门都建有门楼，门楼中间是过道门洞，两边有耳房，一边耳房是囚室，另一边住巡差。门楼内是边门的防御衙门。如威远堡边门，门楼是用砖瓦修的，很高大，上面挂着写有“威远堡边门”5个大字的长方形立挂匾额，匾额的右上方用小字写着“盛京所属”。 清代柳条边的边墙从其建筑形式来看远不似长城那样坚固，不过是一条由壕沟和柳条形成的结构松散的一条界线。正如乾隆皇帝所赋《柳条边》诗中所描写的“我来策马循边东，高可逾越疏可通”。那么清代柳条边是怎样来实现它的封禁作用，又是如何在长达1300多公里的距离上进行管理的呢？柳条边的管制在道光朝以前是很正规和严厉的。 柳条边的每座边门都设有防御衙门，派驻文武官员各一人，下辖披甲兵约三四十人。平时披甲兵分班守备，掌管边门的启闭，稽查行人出入。康熙年间，对边门出入规定：“内外人出入，必登籍以记”。后来又规定：凡进出边门，均需持有当地官厅发给的印票，从指定的边门验票出入，否则就以私入“禁地”论罪。此外，对于出入边门的人还有种种限制，如不仅要有官厅的印票而且要求“写上名姓、年貌、脸色”以便核对。对出边挖参的人还严格规定了往返的路线，“若有违禁走者，即行拿获参奏”。宁设治也不增开边门柳条边除设有边门外，还沿边先后修建了300余座边台和封堆。用于看守、瞭望及对边墙进行维护。边台分首台、中台和西台。每边台设千总三到四员，下辖台丁150至200名。对把守边门、边台的官兵也定有严格的要求和处罚的规定。保存在辽宁省档案馆的“黑图档”里就有很多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如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发生了一起私出边门偷挖人参的案子后，康熙皇帝为此下旨训斥：“嗣后若有偷挖人参之事，将看守边口官员一并治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规定：“向不肖边兵、台丁和通关节出入边门……由何边何处出去及何人私通关节出去之处，均严讯从严治罪。” 当时还有一个增开边门的故事：嘉庆年间，辽北一带有法库、威远堡、英额3座边门。当时昌图一带的百姓要到开原或铁岭去，必须从法库边门或威远堡边门绕道而行，而不能直接从昌图到开原。反之，开原或铁岭的人要到昌图去，也只能从这两个边门绕出，而不能径直越边而走。嘉庆年间，昌图未设治之前，昌图地方垦民很多，要经常到开原购买生产生活用品，而由法库边门出入，往返要将近250公里，由威远堡边门出入就更绕远。如果直接从开原进出边墙，才十多公里。为此，盛京将军富俊上奏朝廷请在法库、威远堡两边门适中处增设一门，以便出入。富俊此奏，受到嘉庆皇帝的严厉申诉。嘉庆说：“边门申画界限，定制已久，岂有因一二处民人行走迂绕，即议增设之理！”后来，皇帝宁准在昌图设治，也不准增开边门。 作者程兆申，湖北云梦人，1948年10月生，辽宁大学毕业，现任辽宁省档案局(馆)省级档案部主任、研究馆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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