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的大智慧：80年前如何应对解散与闪击

引子

整整80年前的1943年5月26日  

导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五月十五日《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会议作出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

同时科学判定：我们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我们完全有能力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

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我们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呢？

可以从博古交权事件中先体会一下

《共产国际章程》第30条明文规定：

“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个别委员或成批委员放弃职权，应被认为是瓦解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

党内任何领导职位都不属于被委托担任这种职位的人，而是属于整个共产国际。

各支部经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关的成员，只有征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才能在改选前卸除委任。

各支部中央委员会未经征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而径自批准辞职，应属无效。”

从《共产国际章程》中看出，各国共产党自主更换最高领导人违反《共产国际章程》，属于严重的“越权”行为，有关人员甚至整个党都将面临共产国际的严肃追责。

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必须严格遵守《共产国际章程》。

博古曾反省：“在组织上因对错误的不认识，还企图继续恋栈。”博古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遵义之后，还继续想把持中央。”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按共产国际规定，博古放弃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碍于《共产国际章程》的限制，中共中央要解除博古最高领导职务谈何容易？

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博古还是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人都十分清楚。

一、解散的冲击波

然后，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延安干部大会，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和中共中央的决定。

导师向大会作报告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正如外国通讯社所报道的，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导师旗帜鲜明肯定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建立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组织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事业上，特别是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上，有巨大的功劳。

同时指出：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的发展。

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

现在共产国际没有了，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

每个同志都要懂得自己担负了极大的责任，从而发挥高度的创造力。

报告强调团结的重要性，指出：

有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

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

党的干部应当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我们共产党人

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

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

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

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就一定会胜利！

导师的报告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解散原因

1943年5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给斯大林，通报英国首相丘吉尔将应邀前往美国，此次美、英讨论的主要议题是与苏联的战略协作问题。为推动第二战场的及早开辟和盟国之间的合作，斯大林再次决定解散共产国际。

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对共产国际是十分忌惮的，丘吉尔坦言：“在1919—1920年时，全世界都因世界革命而吓得发抖”。1942年底，罗斯福派人到苏联驻美使馆，明确建议莫斯科解散共产国际。解散共产国际，可以化解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恐惧。

基于前述战略考虑，根据斯大林的指示，1943年5月8日，解散共产国际的工作再次启动。5月11日，共产国际解散的决议起草完成，经共产国际执委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

5月22日，苏联《真理报》公布了该决议。

5月20日、21日，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了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至月底，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回电支持该提议。

与此同时，相关善后工作也逐步开展。

6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正式宣布存在24年的共产国际解散。

而中国共产党从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起，便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到共产国际解散。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并宣布从即日起，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

二、闪击

1943年5月，共产国际主动解散。

蒋逆介石一时极度兴奋，认为这是解决我们的好机会，于是连忙给胡宗南发去密电：

“这些年我们和共产党争来争去，但总分不出胜负。如今共产国际解散，这对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打击，我们可以借助这一机会突击延安，一举占领陕甘宁边区！限你于6月底完成部署，切记，行动要保密，万不可被第三个人得知！”

但由于胡宗南对熊向晖的信任，他的所有电报都是由熊向晖收发的，因此熊向晖得知这一消息的时间比胡宗南还要早。

熊向晖本想立即汇报，但仔细一想，胡宗南的部署还未制定出来，不如等部署出来一起汇报。

7月2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作战计划》，下达7月9日进攻陕甘宁的命令。

为了确保战役能够成功，胡宗南没有告诉任何人，但却不包括熊向晖。

令胡宗南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的“心腹爱将”就将这一情报告诉给可靠之人，随即送往延安。

毛主席收到熊向晖的密报后十分震惊，当即召开会议，商量对策。

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们现在唯一可以做的便是用'泄密’的方法来挽救局势。我军主力部队都在前线抗日，延安地区只有三四万兵力。敌我兵力悬殊，如果和他们硬碰硬的话，我们几乎没有获胜的可能。但如果我们采取曝光情报的办法的话，则能来个出奇不胜，以舆论压制蒋介石，要知道蒋介石就害怕的便是舆论。”

导师与总理等商量后，决定试一试。

实际当时情况很危急了，因为我军主力都是敌后前线，保卫陕甘宁边区兵力远远不足！

中央面对重大挑战的严峻程度，类似8年前：

1935年5月30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到达泸定县城，听取红4团政委杨成武关于夺桥战斗情况汇报后，毛泽东对红军英勇无畏的精神给予高度赞扬。

31日，为明确中央红军的下一步行动，中共中央在

泸定县城城隍庙
召开政治局会议，

作出两个重要决定：一是红军过大渡河后向北走雪山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与岷江流域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二是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并转道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

中央红军虽夺下泸定桥，但北进路上还有川军24军第4旅2个主力团凭借化林坪、飞越岭险要地势进行阻击，中央红军仍处于大渡河峡谷的险境之中。为迅速摆脱大渡河峡谷险境的危急，6月1日上午，红2师按照中革军委指示发起飞越岭之战，以红4团6连加1个机枪排从侧翼偷袭，主力从正面发起猛烈进攻，击溃川军第4旅第20团和第11团。

激战中，红6连
牺牲30多名战士，这是中央红军在

整个大渡河之战中
打得最为艰苦、牺牲最大的一次战斗。

飞越岭之战的胜利，使中央红军摆脱大渡河峡谷的险境，打通北上汉源、荥经、天全、芦山的通道，大渡河之战结束。

大渡河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又一次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军事行动，也是中国战争史上令人叹为观止的伟大壮举。

先回到1943年时那个危急阶段。

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中国共产党在宣传方面的反应速度非常快，可谓先声夺人，这一方面是因为自身与共产国际的特殊关系，不能不迅速公开表态，另一方面是为了抢占舆论主动权，避免在后来的舆论斗争中陷于不利处境。

相比之下，国民党方面为避免过于刺激苏联，于6月中旬发布《言论界应注意的几点》,要求“不批评第三国际及苏联此举之动机”。

因此，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等，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并没有专门报导和宣传这一问题，只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讨论，并将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大致归结为三点：

一是理论原因，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虽有其独到看法，但这一理论自身存在矛盾之处，且与现实的客观情势颇不相适应，这是第三国际无法存在的主要原因;

二是实践原因，认为共产国际组织过于庞大，成员过于复杂，觉悟又非常低下，各国共产党的意见因民族差别很难融和，导致内部冲突;

三是时代原因，认为共产国际解散是时代的需要，法西斯势力兴起后，共产国际为了应付法西斯势力不得不与苏联保持一致，与资本主义国家妥协，进而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企图与行动。

此外，《大公报》在5月26日发表的《社评：论第三国际之解散》中，把共产国际解散归结为“今天谈世界革命，似颇不合时宜”。

因为在反法西斯战争的时代，同盟国家的共产党最大及唯一的任务，就是援助本国政府反对侵略战争，世界革命因反法西斯战争而失去了必要，所以共产国际也就无须存在了。

对于上述舆论主张，中国共产党并未进行回应。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即及时地提出了自己的舆论主张，基本上讲清了这一问题，争取了舆论主动权；

二是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在1943年7月之前采取“和国”方针，尽量不刺激国民党，也不在报纸上反对国民党。

在7月之后，我们开始在舆论上回击国民党，但主要是针对要求解散中共的言论以及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进行批判，关于共产国际解散原因的问题亦未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