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敏 | 姜德明的书籍世界（一）

七烟 2023-05-28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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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天一阁文丛）（第1辑），宁波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题为《姜德明的书籍世界（上）》。此处据word文档编辑而成，因原文过长，现析为两篇，分别刊出，以便于阅读。文字略有改动，引用当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姜德明的书籍世界（一）

朱敏

当代藏书家姜德明先生。（图片来自网络）

姜德明，1929年出生于天津，“家在南北运河间”，1950年进入北京新闻学校学习，1951年分配至人民日报编辑部，长期从事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1986年离开这个平生热爱并工作数十年的岗位，主持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工作，退休前担任该社社长职务。他痴迷于中国现代文学书刊的收藏，所藏甚丰，是继唐弢之后国内最著名的现代文学收藏家之一。他热衷于书话和散文创作，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先后出版过散文集《南亚风情》、《清泉集》、《雨声集》、《寻找樱花》、《绿窗集》、《相思一片》、《王府井小集》、《与巴金闲谈》、《不寂寞集》、《闲人闲文》、《人海杂记》等十余本散文集，书话集有《书叶集》、《书边草》、《书梦录》、《书味集》、《活的鲁迅》、《燕城杂记》、《书廊小品》、《余时书话》、《梦书怀人录》、《书摊梦寻》、《流水集》、《文林枝叶》、《姜德明书话》、《书坊归来》、《文苑漫拾》、《守望冷摊》、《猎书偶记》、《新文学版本》等近二十本。此外，他还编有多种图书，其中由他主编的“现代书话丛书”两辑十六本，在我国当代书话史上出版较早、规模较大、影响颇广。

中国新文学书刊诞生距今虽不足百年，但在战火的吞噬和人为的破坏下，遭到的损失却几乎是毁灭性的，许多老版本至今难以寻找，大量的资料也随之湮灭，不仅给普通读者带去了阅读的遗憾，更给现代文学研究者造成极大不便，留下了许多难以解答的疑问和难以弥补的知识空白。作为“坐拥书城”的大藏书家，姜德明的现代文学书籍世界以及由此构筑的精神空间是令人羡慕和无限向往的。有幸的是，姜德明有意识地创作了大量书话作品，为我们开启了领略他的书籍世界的大门，并能从中略窥他进行新文学版本及史料学研究的经纬。

（一）“往日风景的寻访者”

·藏书之始

姜德明与新文学书籍的结缘可谓早矣。他小学时即在父亲的纸店收购的废纸堆中接触到不少新文学期刊。有一次，纸店内论斤称来一批新文艺书，书上都签有“长君”的名字，同时还有一个日记本，字体与书上的签名相同，应该是这批书的主人所写。“日记里记着主人与一位家庭教师的关系，感情委婉，且含伤感，我怀疑这位'长君’是位少女。因而产生一连串的联想，那教师后来是走了，少女追随而去了呢，还是被迫远嫁？也许少女终于忧郁而亡？……”[1]那个日记本他保存了多年，后来还是扔了，那时的种种联想，大约也不过是一个少年的青春幻想罢了，但这件有趣的小事及其引发的好奇，却给姜先生日后喜欢“搜罗残丛”埋下了种子。

少年时代最初开始“寻觅可谓读物”是在天津旧城北门西的旧书地摊，而他最常光顾也最常念及的是天津天祥商场二楼的旧书摊，“多么诱人的绕场一圈的旧书摊啊！那是一座开架的图书馆，我的第二课堂。”那里成了他魂牵梦绕、念念不忘的去处。作者坦言自己正是从那些旧书摊上开始爱慕知识、爱好文学、喜爱藏本的。

但那时他的阅读和购买大概还不成章法，也没有专门的收藏范围。他曾在文章中说起自己当年在天祥商场的书丛中看见鲁迅、巴金、老舍等语文课本上出现过的名字，格外兴奋，觉得与他们的距离一下亲近许多，遇到便宜的也会买上几本；在另一篇文章中，姜先生说起自己少年时代的一件趣事：有一次在书店“见到一位风度典雅的少女买了一本屠格涅夫的《春潮》”，自己便“莫名其妙”也跟着买了一本[2]。可见，少时的姜先生买书多少有些随意和盲目的。

1948年，姜先生读到了林辰在开明书店出版的《鲁迅事迹考》，引起他对鲁迅及新文学版本的兴趣[3]。那时他19岁，正是一个人性情志趣形成的关键时期。这大约是他专注并着迷于鲁迅及新文学版本，并逐渐明确自己藏书范围之始。他还先后读到郑振铎、阿英、唐弢等的书话，“知道书林深处神秘无穷，值得去探险”[4]，特别是唐弢的书话，“好像送给他一份搜集中国新文学版本的'白皮书’”，他承认那对他的藏书活动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5]。

1950年到了北京，姜先生先后与西单商场、东安市场为邻，那里成了他在京最常光顾的淘书去处，他的藏书绝大部分也来自那儿；还有隆福寺、国子监、琉璃厂、灯市口等许多北京旧书肆的集中地，都留有他的足迹；从他的文章中我们还会发现，姜先生到外地出差或是走亲访友时，也不忘去当地的书肆“搜寻”一番。可以说，藏书人的书都是这样费尽心力一本本积攒起来的，聚沙成塔，谈何容易。

·藏书构成

姜德明的藏书是从鲁迅和与鲁迅有关的新文学书刊起步的，这从他早期的书话作品论及的范围亦可看出。在此基础上，他的收藏、阅读和研究的视野又逐步扩大。总体说来，姜先生的藏书大致包括四个方面，他的书话也主要是围绕这四个方面展开：

首先是有关鲁迅的书刊，包括鲁迅的著译、鲁迅参与筹划和编辑的书刊、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人等大量与鲁迅有关的书刊资料，这是他开始进行新文学史料研究的文献基础，也是他早期的书话谈论的主要对象。

其次是与鲁迅同时代作家的新文学译著，也包括郭伯恭、李满红等无名文学青年的著作、名家作序、设计封面或签名的本子、装帧富有特色的线装本、毛边本，以及在抗战艰苦环境下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现的那些印数不多的土纸本。他在《梦书怀人录》的代序中说：“我的新文学藏书原先是有个范围的，即限于散文、杂文和报告文学之类，长篇小说和翻译不是重点。而且淘书时十分注重书品，缺页短封面或无版权页的绝对不收，价钱太贵的也不收。因此我也漏收了不少应收而终于未收的好书，现在后悔不及。”这话中有他的谦虚和当时经济条件限制的实情，但也多少反映出他早期藏书的倾向。

第三类是文艺刊物，特别是那些老编辑、老出版人所编的刊物、文人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下编的刊物和屡遭文网查禁的“短命”刊物。姜先生还曾介绍自己以前“口袋里没有余钱”时候的淘书“经验”：挑些无版权页、非正式书局出版的零本薄册买，这些东西通常不被书贩重视，定价极低。这其中就有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学生运动时期各大学印行的小书，“乃国民党的禁书，是急风暴雨中的产物，历史斗争的见证”！[6]

第四类是跨出新文学的范畴、有别于他的新文学藏书主体的“异藏”，且已颇具规模，包括有关梨园掌故、剧界名伶的书籍，以及有关民俗的书刊，比如近代写北京风物的竹枝词和笔记小品、记录“宫廷故实”的清宫词，还包括歌诀、儿歌一类似乎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

姜先生为什么要“脱离本行”去收集这些东西呢？首先当然是觉得有趣，比如因为“新鲜，好玩”而买的《大清律例歌诀》。其实，这也显示着他的阅读趣味和藏书眼光。他自小在天津就喜爱看戏，对顾曲家们的论剧集自然也读之有味。况且，他格外关注的剧界名家如梅兰芳、程砚秋、欧阳予倩等，其文化修养、爱国思想、推进国剧改革的探索精神，无不是他历来所欣赏和看重的。作为通俗诗歌的竹枝词，姜先生认为它“能够提供一定的史料，形象地反映实际生活，帮助人们接近人物的内心世界，应该说就有了保存的价值”[7]。

姜德明“从接受'五四’新文艺书刊开始”，就喜欢上了毛边书，并藏有不少毛边本，如俞平伯的《忆》《燕知草》、白宁的《夜夜集》、卞之琳的《音尘集》等。他深解毛边本的趣味，但并不拘囿于此，不以“毛边党”自居[8]，他的收藏视野是开放的。同样，他藏有不少如今难得一见的孤本、新善本，但他并不居以为奇、洋洋自得。“我不否认我爱书，有时甚至会如醉如痴，但我从来也没想过要专门收藏孤本，或以此为荣。孤本太多了，岂不显得寂寞孤单，人慢慢会变得乖癖无聊的。”[9]这让人不由想到《余时书话》代后记中提到的一位外国商人，为了保证自己手中的藏本成为孤本，竟不惜高价买回新发现的同一本子并将之毁掉。这实在违背了藏书人汇集并保存图书的本意！不必奇怪姜先生为什么会说“孤本太多了，岂不显得寂寞孤单”，因为他心底里还是希望他倾心的书籍存世越多越好。

·藏书苦乐

在《书廊小品》的代后记《任意徘徊》中，姜德明谈到了自己对藏书活动的看法：“我一直把藏书活动看作是较好的一种文化休息，格调不能说低。”这话不错！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言“风檐展读书，古道照颜色”的意境读书人谁不心向往之呢？

可是在“文革”期间，“三十年代文艺”成了可怕的名词，代表着反动路线，收藏新文学书籍要冒着抄家、受批判甚至生命的危险，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风头实在紧时，也不得不放弃一些藏书，那可都是当初一本本一册册从旧书摊上亲手淘回来的呀！如剜心肉，其痛可知。

如今，藏书人又遇着不少的尴尬：首先是可淘旧书的地方越来越少了，即使是在原先古旧书业繁荣的琉璃厂，想“沿着鲁迅先生的脚步，去重温那些迷人的旧梦”，得到的也不过是失望：“这条街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陋巷，一片荒败破落的景象。顾客不多，房屋低矮而阴暗，线装书散发出一股霉气，连荣宝斋也空荡荡的，店员闲得正在下象棋……我的梦幻破灭了，琉璃厂的盛况何在？多彩的文化宝藏何在？”[10]当尽兴淘书只能出现在梦里，当旧版书只能见于拍卖市场，这怎不叫淘书人感到深深的失落呢？而且，在寸土寸金的大都市里，藏书空间紧缺，不仅得蚕食家人的地盘，还可能遭管房人白眼：“人还没地方住呢，你倒想给破书找地盘。谁让你买旧书的你去找谁！”虽说“藏书家的乐趣在于随时可以摩挲自己的藏书”，谈何容易啊！

姜先生在序跋中常常抒发自己的感受，“叫苦”的时候居多，诸如寂寞、失落、空梦一场、遭人训斥、担心销路、致歉出版社……似乎藏书、写书话真成了痛苦甚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即便如此，藏书人亦难改初衷。怎能忘记“在书坊间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逍遥的日子”？怎能忘记那一本本旧书带给自己的美好体验？怎能忘记那些残纸旧页背后隐藏着的故人旧事？怎能忘记意外地发现一个不为人知的稀见版本时的兴奋不已？就像姜先生自己所说：“书廊里琳琅满目，群莺乱飞，它不仅令我陶醉，而且填补了我生命的许多空白。即使毫无所得吧，我认了。”[11]其实，对淘书人来说，“获得时的满足是难以名状的”，即使“失落时也含有一种期待的陶醉”呢！

对于藏书，姜先生既不悲观，也绝不会放弃，他的乐趣都融在文章中一并传递给他的读者了。你瞧，他书中的每一篇文章、文章中谈到的每一本书刊每一份文献，不都浸润着发现时的欣喜、敝帚自珍般的依恋，甚至是对自家珍藏小小的得意吗？“现在几乎找不到真正的旧书摊了”，可他不是又“在自存的旧书摊中去寻梦。摊开几本旧藏，任意浏览翻检，居然在自家屋里摆起了旧书摊”吗？“在书中寻找一些人弃我取、有益他人的物事，或作点介绍，或作点小小的考据，以补他人的佚失和微不足道的差错”[12]，于是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这些厚厚薄薄的书话集，也就有了集子中溢出的浓浓的书香、浓浓的乐趣。

·书话家园

在姜德明的精神家园中有两根擎天柱：一是他的丰富藏书，二是他创作的书话随笔以及在此过程中的精神享受。他在长期从事报纸文艺副刊编辑工作之余创作了大量书话作品，“余时”也成了他的笔名，指业余时间写作之意。在《余时书话》的“小引”中他道出了自己写作书话的动机：

近年来我在翻检旧藏书刊时，那焦黄发脆的书叶早已经不起反复摩挲，事后往往是落华满地，爱也爱不得，碰也碰不得。书与人一样，彼此都老了。我们相守了几十年，怎样才算个了结？我想最妥善的办法还是选择一些稀见的版本，一一写成书话，亦不枉我们相聚一场。这里当然包含了我耗去的一些光阴，以及我的一份感情。我为伊倾倒过、迷醉过、欢愉过，也曾经为之懊悔过、担心过，甚至想一把火毁灭之。然而，终于还是旧缘未了，不能负心忘情。

从这段“夫子自道”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姜先生对于藏书的深厚感情，他甚至早已把这些书籍当成了自有生命的老朋友，那份珍视和依恋真叫人感动。从他历来的书话作品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对藏书的那份深厚的感情，也欣赏到了他所记录的每一本书的“身平家世”以及这些书的“生命历程”中承载的故事。正是这份对书的深厚感情以及书叶间散发出的历史余味和传奇色彩，使姜先生的书话格外耐人寻味。

姜先生的书话写法灵活、不拘一格，书籍装帧、书名释义、内容介绍、写作特色、作者情况、出版风波、书后故事、阅读感受……内容十分丰富，但总离不开谈人、品书、论事，人、书、事就好比捏泥人的民间艺人手中的红黄蓝三色彩泥，随手捏来，便能造出可观可赏的什物。

说到文笔，读过姜先生的书话和散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朴实自然、从容流畅。也许是因为擅长散文创作的缘故，他的书话中常带着散文的抒情意味，很有感染力。这多表现在对书刊内容的介绍（特别是小说）和赏析、情感的抒发，以及对书籍封面的描述之中，《盲诗人的〈枯叶杂记〉》[13]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我印象深刻的还有《爱书人的肖像》[14]，集中介绍了吉辛、都德、茨威格三位外国作家所写的四篇关于“爱书人”的小说，不知是这些小说本身很感人，还是因为姜先生用长于散文的妙笔将原作中的氛围和感情准确传神地浓缩进这短短的篇幅中，这篇书话具有特别打动人心的力量，让人在慨叹之余不由想感谢作者的文笔了！

书话创作的视野应该说也是其藏书范围和结构的体现。如果要对他的书话进行分类，我认为《姜德明书话》中的设置的六辑基本概括了姜先生书话的主要类型：

“鲁迅之什”是有关鲁迅的书话，这几乎是他的每本书话集中都不曾缺少的内容；

“书边杂话”和“译林枝叶”谈论书籍，是他书话的主要内容之一，散文、诗歌、杂文、小说、报告文学、日记等多种文体都有涉及，“惟陈言之务去”，介绍了不少稀见的版本和文学史上常被遗忘的人和书，富于知识和趣味。总体来说，他前期的书话多在献珍捧奇、品书论人，后期的书话更多的是谈论新文学史上的故人旧事，例如《梦书怀人录》、《流水集》和《文林枝叶》中均有一大半的内容是追忆现代文坛故人，后来的《人海杂记》更是以记人为主题；

“杂志拾遗”着重介绍了重要文人出版人编辑的刊物、难于一见或是屡遭出版风波的刊物，比如《猎书偶记》中《学运小书》、《“创刊号”杂拾》两文集中介绍了一批罕见刊物，其中不少是只出了一期就终刊的短命刊物，大多在各种相关目录上都没有记载；

“燕城零札”主要介绍他的“异藏”，体现了开阔的阅读视野、对民俗的关注和极强的史料观念；

“书苑风景”谈论淘书、藏书、卖书、毁书等爱书人的喜乐，以及有关出版界风气等的文章，也包括他为自己的书作的序跋文字。

姜先生书话内容上有一个重要特点：选题小而具体，却能给人实实在在的知识，可谓见微知著。这与作者收集资料的方法很有关系，除了一般的书刊外，他还很注意到许多别人不屑一顾的东西，如黄裳在《书边草》序中所总结的：“一些过时的政府公报、一折八扣的盗印书、陈年的旧讲义，甚至一张旧书刊广告、一本挽哀录……”姜先生就是这样海纳百川，不弃细流，并能从这些看似无用的“废纸”中作出有价值的研究来，这便是史料学研究的功夫。

更可贵的是，姜先生的收藏、阅读和研究的视野是开放的，绝无门户之见。他说：“一是注意到鲁迅同时代人的'书人书事’，二是注意到'五四’以来已经渐渐被人遗忘了的某些作家，特别是那些无名的青年作家。我乐于'人弃我取’。我想，凡是在新文学的旅程上留下过脚印的人，似乎都不应让他们无声无息地湮没掉，即便是留下些片段的史料也好。是是非非，后人自会给以公断。”[15]这段话正显示出他的创作视野和初衷。他的书话中的确提到很多在热闹非凡的新文学史上极不显眼、极易忽略的书和作者，如邓承勋的《红酒》、郭伯恭的《饥饿》、李满红的《红灯》，还有《缪弘遗诗》等。他认为知名作家为无名的文学青年出书、写序跋是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好传统，鲁迅堪称此方面的典范。当姜先生用自己的文字为新文学旅程上那些或重或轻的脚印扫去历史的尘埃时，我们是否也从中看到了他的博大胸襟、人文情怀和强烈的史料观念呢？

在《走出“花香街”》中他也说：“我时常从故纸堆中拣拾些几乎被人忘记的书册，告诉别人一点自以为有趣的事。有时我也生疑，一部现代文学史怎能容的下那么多人名书名，即使不知道那些陈年旧帐又有何妨？人们不都愿趋时和喜新厌旧吗！然而冷摊得来的残书行将湮灭，偶尔翻翻，依然新鲜，于是故态复萌，重又写起书话来。管它有无资格入史，就让这些史外的散叶随风飘零吧。”看来，长期沉溺于“故纸堆”中，作者心里也不是毫无疑虑，只是，个人的喜好和他的史料价值观终于战胜了一切所谓的“意义”。而他的书话，不正为现代文学史源源不断地输入新鲜的血液吗？保留并记录所有新文学历程中的足迹，这不是真正的价值吗？

至于为什么他对故纸残丛总旧情不忘、对旧人旧事总感到新鲜？姜先生只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想弥补多年来人为割断历史而造成的“知识的苍白”[16]。真是这样简单吗？当我们透过这些书话把目光聚集于他埋首书香的背影时，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我喜欢蔡立国、王钧为《书坊归来》设计的封面：唯美而怀旧的紫底加上深深浅浅的蓝紫色叶片，真有几分回归纯真年代的意思，靠近勒口处剩一溜白，写有书名和作者。在书名旁边，另有一排小字：“往日风景的寻访者”，总觉得它用在姜德明先生身上极恰当不过了！

（二）“活的鲁迅”

鲁迅在姜德明的书籍世界和精神家园中占有重要位置，他早期关于现代文学书刊的阅读、收藏和书话创作主要是围绕着鲁迅展开的，甚至“见到有关鲁迅的书从不放过”[17]。在姜先生的书话集中，似乎总也少不了鲁迅的影子，关于鲁迅的书话常常放在集子的最前面。鲁迅对姜德明的影响可谓深入精神、深入骨髓了。

一篇题为《鲁迅这名字》的文章很打动人心，它反映了鲁迅在姜先生和他那时的青年人心目中的影响：“让人们感到这名字就是一面旗帜，感到鲁迅先生始终同我们在一起，这个光辉而响亮的名字永远在鼓舞着我们。”“鲁迅这名字就是力量，是光和热。”还有一段话真切地反映了他的心理：“鲁迅这名字，对于我们来说永远是庄严而骄傲的。我还记得，那时候在学校里发现哪一位同学正在偷偷地读鲁迅先生的书，就好像有个可靠的人给介绍了似的，我们一下子便亲近起来。在鲁迅这名字的吸引下，人们在默默地寻觅着知心和同道。鲁迅这名字吸引和集结了一支长长的队伍。”[18]看来，在姜德明心中，鲁迅真有着特殊的位置。

·“活的鲁迅”

姜德明写有关鲁迅的书话，特别是《书叶集》和《活的鲁迅》两本专论鲁迅的著作，着眼点都在写人，写出一个“活的鲁迅”。写人时，又重在反映人的情感、性格、气质等最鲜活和最富于质感的内容。例如《书叶集》中《〈一件小事〉以外》、《闪光的铜板》、《王阿花》等文章极能反映出鲁迅关心下层劳动人民的心怀；在《鲁迅与猫头鹰》、《鲁迅在天津》、《豪放的“义勇鬼”》、《鲁迅怪吗？》、《鲁迅与苏联电影》、《鲁迅与风俗画》等文中可以见出鲁迅的性情与喜好；在《两把短刀》、《生死夫妻》、《活的鲁迅》和《鲁迅的情趣》中可以读出鲁迅与许广平之间深厚、温馨和细腻的感情；一组写鲁迅与其他作家交往的文章更是通过现存材料对历史进行还原，有很强的叙事性，从中可见鲁迅待人接物的行事作派，看出他与人交往时的真诚。所有这些，无疑从多角度为我们还原出一个立体的鲁迅。

从写法上来说，这些文章叙事性较强，且富于感情，很有感染力。特别是那篇《鲁迅与萧红》[19]，感情异常充沛，姜先生如有神来之笔，忽而变作鲁迅忽而又变成了萧红，把两个人的心情和感受写活了！尤其是萧红一生的心理感受，从最初经历种种苦难、孤苦无依、充满迷茫，到与鲁迅开始交往后心中燃起希望与温暖的明灯，进而成为鲁迅家的常客后感受到的那份亲切和温馨，再到鲁迅逝世后沉痛追悼，直至她病逝前的情形，写得很细腻逼真，十分感人。我相信姜先生在写作此文一定是付诸了极大的感情一气呵成的。

《活的鲁迅》中有《鲁迅拟写的穷》、《炮火中的鲁迅先生》和《“可怕”的母爱——鲁迅拟写的一篇文章》全是采用“倒推”的方法，通过资料所记录的鲁迅的言谈行止以及所著所译之文章中的只言片语，甚至从鲁迅欣赏的作品、欣赏的画中，揣测他“原来想写”却最终没写成的文章，包括鲁迅拟写的穷、“一篇关于母爱的文章”，以及因为“一·二八”战火的关系，鲁迅全家“迁避内山书店”，情况紧急、环境险恶而缺记的1932年1月31日至2月5日的日记。这些文章方法大胆、写法独特却也论之有据，给人耳目一新的深刻印象，也是史料研究和应用的一个实例。

鲁迅虽在我国文学史、思想史和革命史上均有突出的地位，但他遭到的误解和谩骂实在数不胜数。至今仍有人揪住他“一个都不宽恕”不放，说他冷酷无情。因此，姜德明很注意收集有关鲁迅对待论敌态度的例子。例如，《鲁迅与钱玄同》[20]一文详细讲述了两人从最初的同窗好友、新文学战线上的亲密战友到分道扬镳的过程，其中是非曲直也就不言自明了；在《鲁迅与尚钺的〈斧背〉》一文中，讲到青年作者尚钺在高长虹、向培良等的挑拨离间之下，将本来放在鲁迅在北平编的“乌合丛书”中的《斧背》的文稿索回放在上海泰东书局的“狂飙丛书”出版的事。但鲁迅往往不愿对外人念叨这类同青年作家交往中的不愉快，并公正地评价尚钺及其作品，指出其优点与不足。1935年，鲁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编小说二集时也未忘选收尚钺的作品。这些都表明了鲁迅的宽容和公正，也让那些诬蔑他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言论不攻自破。30年代末，尚钺在悼念鲁迅逝世三周年时说：“先生对我的某些缺点，虽曾给以暗示、忍耐、说服与等待，但因第三者不断有意将事实加以曲解……”[21]可见，鲁迅不仅依凭自己的思想和创作，更以自己的言行和人格力量影响和感化青年。在《〈骆驼〉与〈骆驼草〉》一文中，鲁迅心中清楚冯文炳化名丁武在《骆驼草》的创刊号上攻击自己，却并未反击。姜先生写道：“这让我想起他对当时北平诸公的看法：'与为伍则难堪，与战斗则不得’，这种滋味是很不好受的。”[22]

此外，他还在一些文章的细小处以看似漫不经心的几笔表现自己对鲁迅人品的看法，例如《知堂的旧物》中讲道周氏兄弟反目之后，“鲁迅购买周作人的新著多有记载，而且每有议论亦有褒有贬，堪称公允。知堂购存鲁迅著译的记载则少见，购一本《十竹斋笺谱》，也要借机映射挖苦几句”[23]，让读者对周氏兄弟各自的胸襟和肚量自有比较。看得出，姜德明处处留心为鲁迅喝彩和鸣不平啊。

所有这些与鲁迅相关的书话随笔，都不是什么系统全面的大论，只是随手记录“阅读”鲁迅的零碎感发而已，却注意到一些“稍嫌冷僻或被人忽略了的所谓小事情”、小人物、小细节，“从细微处写出鲁迅的性格”，可谓以小见大。孙犁在给姜德明的信中评价说：“这种从性格与气质方面来研究鲁迅的书还不多见”[24]；此外，姜德明为写鲁迅，不仅细读了鲁迅的文章、日记、书信、译作和序跋，而且还注意他所欣赏的艺术（如文学、电影、美术等），更参阅了与他相关的很多人的日记、书信、回忆文章等，可谓材料充分，基础牢固，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实实在在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可以这样说，姜先生正是通过对文史资料的细心爬梳，把那个或被视为高山仰止、不可亲近，或是被人误解、大加批判的鲁迅拉回到现实中，拉回到我们身边来，还大师以真实而平凡的血肉之躯。他要向世人证明：鲁迅是骂不倒的！他要让世人发现：“鲁迅所向披靡，大智大勇，”同时又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是一个富于感情、正直和可以亲近可以信赖的人，“一句话，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鲁迅，活的鲁迅”！[25]

·关于鲁迅研究

姜德明很重视关于鲁迅的书刊收藏和书话创作，对鲁迅研究也多有用心，从他的书话中可以体会出他关于鲁迅研究的态度、方法和见解。

在《鲁迅事迹考》[26]一文中，姜先生首次在他的书话集中直接谈到鲁迅研究的问题。他希望鲁迅研究的课题应当不避大小，拓宽思路，“人们各有所见，以小见大，正可无所不谈，只要言而有据，既不哗众取宠，亦非牵强附会”即应该有其一席之地。他强调鲁迅研究也可以面向群众，“还是不拘一格，兼收并蓄为好”。为此，他甚至鼓励有人来写一点“有关鲁迅与京戏、中医、体育，甚至他的起居饮食，生活习好和酒肆茶楼的关系之类的小文章”。其实，这类“小文章”姜先生自己也是常常作的，比如关于鲁迅与戏剧、鲁迅与玩具、鲁迅与版画、风俗画、汉代画像、笺谱、书籍装帧、苏联电影等的文章，往往都是从细微处着眼，反映鲁迅的情趣喜好及其用意，富于趣味，十分耐读。

但我觉得姜先生写得最多的还是与鲁迅有联系的各种人和书，这也是他阅读视野和研究思路逐步拓宽的反映。姜先生认为，研究鲁迅与各色人等的交往关系是鲁迅研究中不可少的正题，“先从那些关系较密，互为影响的人入手，降而涉及一般往来的朋友，如果全都闹个清楚，定会有助于认识鲁迅及其生活的社会环境”[27]。这正是他的治学思路，也是他这方面写作实践的总结。

在《唐弢与〈丽芒湖上〉》[28]一文中，姜先生引用了唐弢在他主编的刊物《丽芒湖上》的《编后记》中阐明的主张：“现在各处都已提出了研究鲁迅的口号，而且仿佛还有一种普遍的见解，以为感情的琐碎的记载可以不必，应该多做理论的研讨。编者于此却有一点私见，觉得理论上的研究，也许后一代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而对于材料的提供，却是必须在我们这一代完成的”。这段话，特别是最后一句话，实在是有远见、有眼光，很能显示出一位史料学家的见识来！这席话极得姜德明之心，他很赞赏唐弢研究鲁迅从一开始就很重视资料的做法，而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努力的。

在《活的鲁迅》一书中，也有两篇探讨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读〈鲁迅日记〉随笔》中，作者归纳出《鲁迅日记》的价值：研究鲁迅生平史实的重要依据；研究鲁迅思想发展的重要史料；研究鲁迅作品的重要线索；有助研究鲁迅对待中外历史、文化的态度；欣赏鲁迅的文采，具有艺术价值。他明确指出：“《鲁迅日记》几乎是鲁迅研究者的入门书，凡是从事鲁迅和现代文学研究的人，如果没有读过《鲁迅日记》，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这种观点现在已是鲁迅研究者的共识。姜先生说自己从事鲁迅研究“完全没有什么计划，也没有人给我指定题目，所写的文章很多是因为读了《鲁迅日记》而引起的”，此书的“后记”也说，自己力求言之有据，“主要运用鲁迅的作品，特别是先生的书信和日记”，并认为“这当中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素材”。由此可知《鲁迅日记》在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也可知他研究鲁迅时的特点了。

有关鲁迅与民俗的关系也是鲁迅研究中值得注意的课题。在《鲁迅与民俗》中姜先生肯定了民俗学能保留文化史料、帮助人们认识各种社会形态，是认识社会生活最直接、最形象的资料，更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有意义，并认为“创作家的创作修养中还应具备民俗修养”。姜先生也曾多次提到鲁迅收集汉画像石刻、风俗画、北平笺画、日本浮世绘等艺术活动，从《鲁迅与民俗》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缘由。鲁迅先生一向是很重视民俗学，也很注意在通过民俗推进创作或加强作品的思想主题。其实，鲁迅从事的那些艺术活动和民俗学也很相关或有异曲同工之妙。风俗画显然是直接反映民俗风情的；日本浮世绘“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风俗画，以描写民间日常生活为主，市民商贩，乡民雇工，以及歌人妓女等都成了浮世绘经常要表现的人物”。鲁迅在给青年木刻家李桦的信中提到浮世绘的生命力即在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和人民的生活，是一定社会形态的反映，这比静物和风景要有意义得多。这些都是对写实主义的充分肯定，其最终目的还是在于揭示社会的真实，为当时的社会运动服务。鲁迅先生收集汉画像石刻和北平笺画的动机也是如此，无非是希望保存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为中国新兴的现代木刻艺术的发展提供养料，创造有民族风格的新木刻。更进一步说，当时的新木刻运动又是直接为革命斗争服务的。

这些论述应该说都是姜先生多年来的经验之谈，实在是值得重视的。特别是他注重史料研究、选择论题不避大小，有些课题看似琐碎或冷僻，比如鲁迅与民俗，却往往能从中见出鲁迅的真性情、真思想、真用意和精神实质来。

·鲁迅的印记

鲁迅对姜德明的藏书范围、阅读喜好、研究方向甚至评价作家作品的态度等方面都有很大影响，姜先生很多文章中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鲁迅的印记，这是很值得重视的。

首先，姜德明很注意鲁迅的艺术眼光。例如在专谈鲁迅的《书叶集》一书中这样的例子就随处可见：《鲁迅与黎锦明的〈尘影〉》一文中，我们可以知道，鲁迅对这部紧密反映现实并直接涉及阶级斗争的严肃主题的小说予以赞扬，而这种赞扬是基于作品强烈的政治性的，也表明他认为文艺是应紧密结合现实和人生的。《鲁迅与郁达夫》一文中写到鲁迅对郁达夫的小说《迷羊》很反感。这部小说写了一个脱离现实的失意者，透露出悲观和迷惘。鲁迅批评说“在这样的时候发表这样的作品”太不应该了！姜德明对此做出这样的解释：“当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人民的时候，一个作家不去反映人民的苦难，不去激发读者去认识罪恶的现实，鼓舞他们投入斗争，相反地却鼓吹消极失望和逃避斗争，这怎能不引起鲁迅的反感呢？”[29]可见鲁迅衡量作品时是与时代需求和现实境况紧密相联的。此外，鲁迅很喜爱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电影，把这些影片“当作鼓舞中国青年争取解放的巨大力量”[30]；他提倡风俗画，因为那可以了解各地的人情风俗，“而风俗则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反映，可以见物见人，从中接触到广泛的人生，可以借此认识社会。”[31]由此可见，鲁迅提倡风俗画，其用意在于反映现实人生、揭露社会黑暗。以上例子说明鲁迅的艺术眼光全在乎现实，凡能勇敢反映现实、激励民众为争取合理生活而斗争的作品，便是好作品。这些都我想到了姜先生关于“鼓手”和“琴师”的论述，其态度与鲁迅如出一辙，艺术观也与鲁迅趋同。关于这个问题后面会专门讨论。

其次，鲁迅的兴趣往往会引起姜先生关注。例如，鲁迅曾是中国的书籍装帧艺术的极力倡导者，不仅团结了陶元庆、司徒乔、孙福熙、钱君匋等一批热爱书籍装帧艺术的青年美术家，也动手为自己的著作设计过封面，而且还努力将西方的书籍装帧和插图艺术介绍给国内。姜德明对书籍装帧、插图等也兴趣浓厚，不仅在自己的书话中多有涉及，而且还大力呼吁国内的出版界重视这方面的出版工作，比如出版丰子恺封面画集、新文学优秀封面设计集，各国的艺术画册等。此外，他还利用私藏亲自编辑出版了《插图拾翠》、《书衣百影》及其续编等装帧艺术类书籍。所有这些都不能说没有鲁迅的影响。

又如，鲁迅热衷于搜集浮世绘、汉代画像、北平笺画、苏联及欧洲现代木刻，倡导我国的风俗画和现代木刻艺术。鲁迅的这一系列艺术活动的动机即在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和人民的生活，是一定社会形态的反映”，“为当时的革命运动服务，为中国的革命木刻家输送营养”。姜先生认识到这些，自己也很重视有关民俗书籍的收藏和书话创作。比如：他介绍北京风物的竹枝词，涉及了许多老北京的民俗民风，与人民生活联系密切，内容实实在在，与鲁迅当年推崇的风俗画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读“民间山歌、情歌、哭嫁歌等，总觉得那些无名作者绝大部分是妇女。她们的压抑越深，就越想吟唱。她们的理想越渺茫，对于幸福的追求也越执著，感情也越细腻和深沉。儿歌尽管带着孩子的口吻，有嬉戏和幽默的色彩，我也认为是不知其名的妈妈们的创作”[32]。这不仅表现了他对普通妇女创作的关注，更是因为这些歌谣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特别是中国普通妇女的生活状态。还有那些家训、贩书笔记等，他看重的依然是其写实性和具有的史料价值。

此外，鲁迅对事物态度和评判还常常会影响到姜先生对事物的认识。例如《〈谈风〉与鲁迅》[33]一文在谈论提倡幽默小品的刊物时，姜先生提出了一种理论：“我倒是注意了编者对于鲁迅先生的态度，这是检验他们是否真的是为了使中国散文走上健康之路。”且不说这种判断方法是否合理，它至少表露了姜先生对鲁迅的态度。在民族有难、国家危亡的紧要时期，他反感那种不痛不痒、悠然自得的散淡文字，更欣赏鲁迅那种匕首和投枪式的杂文，认为鲁迅的创作方向才是中国散文的出路。

又如在《〈小品文与漫画〉》[34]中，姜先生在肯定了小品文的价值后接着说：“鲁迅先生反对的是林语堂提倡的幽默和闲适，并非反对小品文本身或小品文刊物”，仿佛非要鲁迅与自己的意见相同，方才心中踏实。其实这又何必呢？我们现在是在新的时期、新的环境下重新讨论这些问题，即使得出与鲁迅不同的结论又何妨呢？我们现在为什么还非要反对幽默和闲适呢？

鲁迅在姜德明的书籍世界中的地位不同寻常，他是一个平台，一个使姜先生的视线和现代文学广阔天地中的书与人相联系的平台；又像是一个展台，诸作家在与他的交往中展现着各自的文品和人品。不过，姜先生似乎也有把鲁迅当作标尺的倾向，甚至将鲁迅对人对事的判断作为自己评事论人的重要依据，我认为这就值得商榷了。

注释

[1]我的藏书.梦书怀人录.姜德明著.汉语词典出版社，1996年8月初版；

[2]任意徘徊.书廊小品.姜德明著.学林出版社，1990年11月初版；第197页；

[3]林辰藏书有佳册.人海杂记.姜德明著.远方出版社，2002年4月初版；第143页；

[4]序.姜德明.书文化大观.李广宇编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4月初版；

[5]唐弢的书话.余时书话.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初版；

[6]学运小书.猎书偶记.姜德明著.大象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

[7]《东洋风土竹枝词》.梦书怀人录. 姜德明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8月初版；

[8]告别“毛边党”.文林枝叶.姜德明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9月初版；

[9]《音尘集》.流水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9月初版；

[10]琉璃厂寻梦记.人海杂记.姜德明著.远方出版社，2002年4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