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清朝的老北京乞丐中，丐帮帮主的名字叫“杆儿头”，也叫“团头”，他们虽然是乞丐，但却不用乞讨。他们的职责是领导好下面的一众乞丐，在关键时刻处理好各种纠纷事宜，就能住大房子，吃香的喝辣的。 虽然在老北京，当上“杆儿头”就等于当上贵族，但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团伙中，“杆儿头”也需要有一身本事。 做为“杆儿头”，不但得有功夫、还要有靠山，性格要心狠手辣，像武侠小说里那些心存善意的丐帮帮主基本是不存在的。 这些“乞丐贵族”平时不出门，但一出门手里就会执一根象征身份的打狗棒，这根打狗棒和普通乞丐还不一样，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老北京乞丐帮中的贵族。  乞丐帮和“杆儿头”的形成在清代的《点石斋画报》中，曾形象地记录了丐帮的乞讨方式和“杆儿头”的管理形式。 首先就是最常见的乞讨方式，一般都是衣衫褴褛者手拿打狗棒沿街乞讨，但要注意上门乞讨时不要堵住门户，引起主家不高兴。 另外，乞讨者的漂亮话要说的溜才能得到赏赐。可是这种乞讨方式因为太常见，所以效果不好，有时候一天下来，顶多能要来点吃食填饱肚子。 其次就是利用年节等好日子讨个彩头，有一年，老北京流行疫病，端午节时，就有乞丐团伙扮成“钟馗嫁妹”，在商户或者大户人家门前表演，想要讨个好彩头。 不过，也有莽撞之人，据说有一个乞丐扮成钟馗后，忽然闯入一个胡同人家，有女子正在院中洗衣服，看到他后吓晕过去了，乞丐也吓跑了。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用骗术或者表演讨钱，这样的记载有很多，如在一本《赖婚狡记》中，一乞丐扮成未婚女婿前去女方家退婚，企图骗取聘礼。还有一位官员在上任路上遇到一聋哑老人认作义父，被洗劫钱财，这也是丐帮所为。 当然，和骗术相比，表演才艺还是更安全些，但乞丐中真正有天分的并不多，很多人也就是唱唱话本子里的小曲儿等，更有甚者，还会以伤害自己为代价讨得赏钱。 据书中记载，在老北京天桥处，有一个身材瘦弱的乞丐，每天下午都会把辫子咬在嘴里，跪在地上，拿石砖死命打自己的胸口，一直打到胸口处泛红溢血为止，因为如此卖命，众人不忍目睹，他得的赏钱就格外多。  而这些人要回或者骗回的钱财并不能自己都留着，需要交给“杆儿头”一部分，“团头”还要用这部分钱去打点关系，再分给帮里那些弱小之人，剩下的就是他的利润了。 “杆儿头”还有一笔利润就是对新人的剥削，即刚来的乞丐，三天之内讨来的钱要如数上交，自己一点也不能留，这叫“献果”。 作为乞丐帮的老大，比较大的“杆儿头”都是有能力，有背景的人，毕竟乞丐帮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没两下子也坐不上“杆儿头”的位置。  “杆儿头的职责”和背后势力因为“杆儿头”是乞丐帮中地位最好的人，所以他背后一定是有靠山的，这些人背后一般都由当地官府支撑。很多“杆儿头”一边为官府效劳，做一些官府不方便出面的事情，一方面在乞丐帮中赚取利润，日子过得还是比较滋润的。 而“杆儿头”的首要职责是要平衡帮中不均衡的力量，虽然恃强凌弱的情况一直都有，但也不能在自己的辖区内经常出现这种现象，那会失了人心。 另外，为了增加效益，“杆儿头”还会经常请人来传授技艺，如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能力，现场就能编出小曲的本事，或者会请来武士，教一些拳脚功夫等等。 还有的丐帮自己必备一套吹拉弹唱的工具，当然也就是简单的鼓点就行，以备新店开业时去讨个好彩头。  那个时候的老北京，哪个新店开业都要打点“杆儿上的”，届时会有一套乞丐帮组合前来卖艺，一般都是边敲鼓点边唱，唱的无非就是开门进财，大吉大利什么的。 这个时候店铺老板或者伙计就要拿一串铜钱出来，满脸堆笑分给众乞丐，但如果唱了半天还是没人出来打赏，那众花子的唱词就变了，一定是听着晦气的那种。 新店给了彩头，就等于乞丐帮在这个店里立了“杆子”，按规矩来说，其他人就不能来了。如果真有重复乞讨的，店主就会找“杆儿头”理论，由“杆儿头”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看来，“杆儿头”永远都是丐帮中地位最高的人，也是丐帮中的灵魂人物。在更换“团头”时，一般都是由“老杆头”指定之人来接替，就像《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接替洪七公一样。  如果“杆儿头”走得很突然，还没有指定接班人，就由帮里平时说了算的第二掌门人来接替，有时候也会因此发生内乱和打斗，一般这时候，当地官府也会出面帮助权衡人选。 在《今古奇观》中，曾有一位“大杆头”的相关记载，他帮内人数众多，每天按制上缴所得银钱，他也会有序分配，在解决纠纷问题时从来不打怵，因为身后有官府撑腰。 这就是典型的“官丐勾结”，在这种关系中，地方官不但可以得到利润，还能利用乞丐作为自己办案的线人。这样的丐帮属于“高等丐帮”。“团头”的身份也非同一般。 这个“团头”不但住大宅，还可以蓄奴养婢，丝毫不逊色于那些做正经生意的大户人家。 但在老北京的乞丐中，最牛的团头，不只体现在待遇上，他们都有自己的身份特征，那就是打狗棍。  打狗棍中的“黄杆子”和“蓝杆子”做乞丐几乎人人都有打狗棍，在武林小说中，打狗棍是制敌的神器，可在真正的老北京乞丐帮中，打狗棍却他们是身份的象征。 清代老北京的“杆儿头”手里拿的打狗棍分黄色和蓝色两种，按身份来说，黄杆子身份高贵，属于家世没落的八旗子弟，他们虽然吃得上饭，但游手好闲，也就经常拿乞讨打个牙祭。 而蓝杆子身份普通，主要是平民中的乞丐头，他但管辖范围很广，像外地到京的乞丐都要前来参拜蓝杆子“杆儿头”。说到这打狗棍的颜色之分，相传还是从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的。 这位开国太祖年幼时因吃不上饭沿街乞讨，后代传说因为他有真龙天子之相，所以众人对他分外和蔼，从来不拒绝他的乞讨，到饭点时，他几乎是赶上谁家就到谁家吃饭。  不仅如此，人们还称他为“大花子”，把他这种吃百家饭的行为叫“赶上吃”。后来，由于朱元璋重义气，在乞丐团伙里也混得风声水起，他在成大事的时候，丐帮的兄弟们还曾在暗中相助。 他做了皇帝后，人们就称丐帮为“赶上吃”，时间长了，就叫成了“杆上的”。为表示自己念旧情，朱元璋还要加封昔日和自己一起乞讨的两个人，并许诺给他们高官厚禄，谁知这两人却推辞了他的好意。 因为他们云游四海自由惯了，不愿意把自己限制在北京城，没办法，皇帝只能赐给他们每人一个杆子。 其中黄杆子上包黄头，挂黄穗儿，蓝杆子上包蓝头，挂蓝穗儿，这两把御赐的杆子意味着两个人可以走遍天下，随意奉旨乞讨，这也是黄蓝二杆传说中的由来。  而黄杆子和蓝杆子的乞讨风格也是决然不同。黄杆子因为出身贵族，就是乞讨也保持着贵族风范，他们平常日子里很少出来，一般都是在端午，中秋和春节等大节日才出来活动。 他们的行乞方式有点类似于敲诈勒索，抱着“有钱大家花”的无赖态度，他们三五成群来到商户门前，一边唱曲，一边敲出鼓点，敲鼓的要把鼓板平放，唱曲的则要手背朝上，这就表示要钱的意思。 这时候，老板就会遣伙计出来，把一串钱举起来，再恭敬地放到鼓板上，这次乞讨就圆满结束了。 黄杆子对“客户”的要求很严格，如果店老板在五句唱词之内还没出来，那赏钱就要加码，这还好说，但如果给的赏钱太少，或者压根就没给，那店主就惹大麻烦了。  唱曲儿的会转身就走，第二天人数加倍，第三天人数又增，这些人什么都不干，就是杵在店外看热闹，顾客一看就知道黄杆子要闹事，谁还敢来凑热闹。 时间长了，店老板还得奉上银两，但因为人多，所以肯定得加倍了，不但如此，老板还得包上一包银子去找“杆儿头”说合，求人家放过自己一马，不然的话，不一定哪天这种闹剧就会重演。 时间长了，开店的商户为保自己平安，几乎都会拿钱免灾，很少有人与这些“杆子们”杠上的。 但这些老北京的“杆子们”不但有贵族做派，还有严格规矩，一不小心店家坏了规矩也会引火烧身。 丐帮“贵族”的规矩丐帮对商铺收的是“保护费”，收费过后，在店前立杆子，或者在门口贴上“罩儿”，就有了“不受他人骚扰”的意思。 还有的“黄杆子”规矩更多，要求本门乞丐上门乞讨时，一边唱“莲花落”一边打板子，板子上拴着明晃晃地黄穗子，颇有当年“御赐乞讨”的风范。 而店家给钱时，需要恭恭敬敬地把钱放到板子上，要是扔到地上，那就是对“杆子”的不尊重，接下来还会有说头。 这些丐帮的“团头”不但“照应”店面，还照应各家各户的红白喜事。按老规矩，办事的主家要先去丐帮打招呼，然后由“团头”派出几个弟兄来门口帮着主家照料一下。 这些兄弟也不干什么，一般都是白事帮着照看要烧的那些“烧活”，红事就象征性地看一下红绸等。帮着照料的兄弟出的越多，得的赏钱就越多，当然，赏钱拿回去，他们还是要给“团头”分配的。 在丐帮中，最大的规矩是在传承中的“花子拜杆子”的仪式。不管是黄杆子还是蓝杆子，只要掌握了这个杆子，就是继承人的象征。所以，现任“杆儿头”上任之前，都要有这个仪式。 在仪式上，首先要在帮派内给祖师爷设位上香，然后再把“杆儿”摆于香案之上。香案上需要摆放一应供品，供品下还要压上纸元宝，这些供品和纸元宝都是为了敬奉钱粮神的。 在新旧“杆儿头”交接之前，帮众们也要分开两侧，按规矩站好。交接时，原来的“老杆头”上香，然后把“杆子”高高举起，交给“新杆头”，“新杆头”双手接过杆子，两人再一起叩首。 最后，再由“老杆头”把压在供品下的纸元宝拿出来，当场烧掉，敬拜钱粮神。仪式完毕后，丐帮众人再向“老杆头”和“新杆头”道喜。 不过，老北京乞丐中的“杆儿头”规矩最多，最兴盛的时候，几乎都是在明清两代，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封建帝制的坍塌，“杆儿头”的影响也越来越弱。 其中一个原因是各方势力在京城鱼龙混杂，“杆儿头”不是靠上官府就说了算的。往往是店家刚给这家交了“保护费”，可能又受到另一家的骚扰，所以，“杆儿头”起不到保护作用，从店家那里也收不到钱了。 时间长了，民国的警察几乎是看到捣乱的乞丐就抓，根本就不会给“杆儿头”什么面子，乞丐越来越少，很多“杆儿头”就离开了这个行业。 新中国成立后，首度北京乞丐的整治和收容问题也提到了台面上，北京市的政策是“一面收容，一面引导组织劳动”。并在收容的同时宣讲靠双手自食其力的思想观念。 对年老体弱之人送到救济所和收容所，对想学习一技之长的人送到各种学习技能的工厂。 在全力整顿下，1949年的冬天到来之前，北京的大街上已经很难看到乞丐了，更没有在路边冻死饿死的“路倒”。至此，在明清两代屡见不鲜的“民间最大帮派”-乞丐帮，终于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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