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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贤探讨世界本体时从未将物质与精神、客体与主体彻底分开，自然没有所谓“何者第一”的问题。所以，在中国哲学史上不存在什么“唯物”和“唯心”。这是中西之间的重要差异。 中国先哲在世界本原的探究上偏重于“和合会通”，其理论架构或模式为一元两面观。易、道、太极、太一、太虚等为“一元”，阴阳、形神、质用、理气、心物等为“两面”。“两面”融合于贯通全体、无乎不在的世界本体之中。 这种模式源于《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易》为古代本体论提供了范式和母体，后续的本体论万变不离其宗。一元两面观迥异于西方本体论模式，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正宗嫡派。  老子的本体论是典型的一元两面观。“道”是本原，“无”与“有”则是两面。如果把老子的“道”硬说成是西方的物质或精神，会引发无休止的笔墨官司，或导致庐山真面目的荡然无存，或二者兼而有之。 王充《论衡》提出“气一元论”：“天地，含气之自然也。”但其形神论不是建立在形神的分离之上。他认为形神是统一于人本身的互倚的两面。“烛火”之喻（“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且，王充的“精神”指的是“精气”，不同于与物质对立的精神。 排佛英雄范缜在形神关系上主张：“神即形也，形即神也。”二者“名殊而体一也”，“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其“质用”之喻只是比王充的“烛火”之喻更贴切一点儿罢了。引文中“其质”、“其用”之“其”乃“体一”之“体”，“形神”乃“质用”之两面。 王夫之被看作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巅峰，实则其本体论未能跳出周易模式。他的“道器”无法对应于西方的本体与现象。他认为“道不离器”，“道器相依”，“统此一物，形而上则谓之道，形而下则谓之器，无非一阴一阳之和而成。尽器则道在其中矣”。可知，“道器”皆是“统此一物”之两面。 我国哲学史上不但没有唯物，也没有唯心。朱熹构建成古典哲学最系统缜密的本体论，“太极”是世界本原，而“理气”则是两面。说他是客观唯心主义实在荒谬。因为 一、 太极包孕理气（太极也是“理”之一种，是“理之极致”）并为二者所共出。“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理气虽为二物，然无先后之分：“或问理在先气在后，曰：理与气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意即“理气”先后次序只具有逻辑推导的意义。 二、理与气的关系是体用关系。“自太极至万物化生，只是一个道理包括，非是先有此而后有彼，但统是一个大源，由体而达用，从微而至著耳”。 三、“理”本身并不能派生出万物，“理气”结合方能生物：“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秉此理，然后有性，必秉此气，然后有形。” 四、朱子《易学启蒙》：“天地之间，一气而已，分而为二，则为阴阳而五行，造化万物，始终无不管于是焉。”这岂不是周易模式的绝佳翻版？ 凡此种种均不可与柏拉图、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同日而语。 阳明心学被视为主观唯心主义集大成者，此实不妥。为什么？ 一、王学不是以心物分离而是以心即物为理论预设的，所以不存在“物由心构成”的命题。 二、王学的“心”也不是唯心论的“感知”之类，他认为“心即道，道即天”。 三、阳明在论及理气关系时重气轻理：“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精”、“神”为一元之两面。 诸如此类，都和贝克莱等人的主观唯心主义貌异神离。况且，阳明提出心学，更多是出于感情用事，是对拾程朱牙慧的理学家们“外面做得好看，却与心全不相干”之痼疾的反拨。 综上所述，以唯物唯心的模式嵌套中国哲学史，在方法上是削足适履，在学理上是对先哲智慧的冒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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