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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乎是一个特殊学生。我的学业已耽误了一个学期,到了无法追上的地步。教师们知道我所以耽误的原因,总是善意地给我一个勉强及格的分数。我也就索性将我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中英文译本,都是在这个时期读完的;此外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英国工人运动史等也有过一些涉猎。 由于俄国白党领袖谢米诺夫在中俄边境地区的失败,和以赤塔为首都的远东共和国的成立,中俄交通已开始恢复。那时在中国的俄侨也有些同情苏俄的人物,北大俄文系一位俄国籍的教员柏烈伟就是其中之一。他与李大钊先生来往颇密,常能供应一些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的英文本,就是这个时候带到北大图书馆的,也是我所阅读过的第一本由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 一九二〇年,约在五月间,共产国际伊尔库斯克远东局派了一位代表威金斯基来华,他以记者身份借同旅俄华侨(具有俄共党籍)杨明斋作助手,路经北京,由柏烈伟介绍与李大钊先生接触。据杨明斋后来告诉我,他和威金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他们从少数俄侨口中探得了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形,知道现居上海的陈独秀是这一运动的领袖,而上海又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因此他向威金斯基建议立即去上海找陈先生。他虽对陈先生毫无所知,但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威金斯基接受了他的建议,因而找到北大俄国籍教员柏烈伟作介,首先认识了李先生,再拿着李先生的介绍信到上海去找陈独秀。关于这件事，杨明斋曾向我夸耀,表示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了他这个大胆建议的正确。 李先生和我虽然经常谈论马克思主义,有时我们还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工人运动的实际推进;但都还没有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及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决心。李先生曾表示,他在五四运动前即有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及俄罗斯研究会等拟议,但一直没有具体进行。他和一些有为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少年中国学会,出版了一个少年中国杂志,他原希望这个组织能够负起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但因会员们不尽赞成,无法实现他的愿望。他认为现在应该组织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团体应暂不过问实际政治,除了研究翻译介绍等工作外,还应从事一些工人运动。我赞成他的计划,并主张邀集一些朋友来共策进行。 当年七月初,北京的局势更加紧张了,直皖战争一触即发。我们都忙于谈论时局的发展,准备应变,北大师友们多数趁着假期纷纷离校。大约是七月十二日,李大钊先生向我郑重其事地表示：“你还是赶快离开北京的好!”因为他认为在战乱期间,段祺瑞的亲日派将加紧迫害反对他的学生们,我有被捕的危险。我也向他说:“你的危险可能比我更大。”李先生表示他留在北京并无关系,因为他是北方人,躲避的办法多些。后来他也准备暂时离开北京,要我和他一起到他的家乡河北乐亭县,到海边去避暑并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 我赞成他暂时回乡,但我不愿同行。我愿到上海避难并和陈先生商谈一下关于马克思研究会和进行工人运动的步骤。我说:“事态发展到现在,为了革命、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今后个人的努力方向,都须从长计议一下,定下一个长期计划。”当时我还年轻,没有自动组织共产党的想法,但不只一次表示,只要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先生带头,我一定热诚追随。李大钊先生赞成我到上海去,对于他的不能同行有些怅惘。 他提到陈独秀先生最近的来信更急进了,主张采取实际行动,大干一场,但没有明白说出如何干法,也许是信上不便多说。他认为我去一趟,正可和他当面商讨。他要我向陈先生表达他的意思,大意是他虽主张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但陈先生如有进一步的计划,他也很赞成。我们分手时,他还向我说:“战争就要爆发了,你不可耽搁,迟了恐怕交通断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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