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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完李世民和武则天，今天我们就说一下唐代的文化信仰和宗教开放。 这个话题过于敏感，不知道能不能通过，换一种写作方式，希望大家能看懂。 一、唐代的历史文化背景当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初见成效，唐朝的实力凸显，国力渐强，百姓生活富裕安康之时，也是大唐帝国国际威望最高的时候，不仅仅是恒河边上的印度王子，还有许多来自高丽和日本的使者和各类人员，愿意驻扎生活在长安；当时的长安城，繁荣至极，也是多色人种的聚集地。不仅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还有吐蕃人与安南人来定居。 在当时的国子监，亦就是现在的国立大学中，有很多这些国家的留学生，其中最具热忱的是来自东瀛的日本人，根据史料记载，其中有些人员身份如同今日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之类的角色人物，在长安曾居留生活达几十年。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汉唐文化的学习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回国之后，对当地的文化做出了具体的贡献，很多方面即仿照唐代的风格和设计，无论是自铜钱的文字设计，还是说妇女的发簪，从房屋的结构框架和室内的布置一直到围棋、茶道；至今为止，我们从日本文化中都能看出盛唐文化对其的影响，同样，高丽与安南，也就是现在的朝鲜、韩国和越南，也深受同样的文化趋势影响，只是不像日本这么虔诚和热切而已，这也跟当时派来学习的人员素质有关。 当一个朝代具有强大自信及安全感的时候，也是最体现其包容胸怀的一面，唐代伊始，对前朝遗传下来的宗教信仰自由给予极端地安全保障。 李家的先祖是道家之老子李耳，道教大有凌驾佛教之上的趋势，在公元624年的创业期间，创始人李渊就修建了一座道观，可见其李唐家人对宗教的态度。但精明的李家子孙还是在儒佛道之间取得了平衡，深知佛教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不可低估，在随后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随着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佛教也迎来了其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 公元621年，李家军队占领洛阳时，为了表达对隋朝统治者穷奢极欲的愤慨，李氏下令拆毁隋朝的宫殿。同时他命令关闭洛阳城中所有由隋朝皇室供养的佛寺道场，除了六十位有名德的僧尼外，其余僧众全部还俗。唐太宗在玄武门政变登基为帝后，为了政治需求，也为了笼络人心，马上废除了高祖的废佛敕令。 到了公元645年，高僧玄奘离开中土16年之后由印度回国，便受到太宗皇帝李世民亲自接见。而且根据记载，当日龙颜大悦，御前传旨，使玄奘有了各样的助手和各种方便，将梵文经典657件译为华文。也为后来的吴承恩创作《西游记》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素材。 另外多民族的人员生活一定会带来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而大唐的包容性又一次充分得到展示，不仅不限制景教的传播， 而且还给他们划定了相对的区域，至于其他的各类宗教群体，都是在这个阶段得以立足生根的。领袖人物还都有专门的寺庙和场所，他们的僧侣也受到同文官五品和七品的待遇。 二、唐代宗教的历史起源和辛酸而所有的宗教门派中，由于早期玄奘的影响，佛教一派就尤其兴盛，尤其是到了唐武宗时期，佛教势力出现恶性膨胀，寺庙快速发展繁衍，佛教弟子人数暴增，这一系列现象让朝廷的赋税来源大大减少了，而各地花费大量的钱财来广泛地修建寺庙建筑，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这是一段充满着光辉和满足的开放岁月，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到了唐代晚期，盛唐的余晖终于渐渐落下光环，宫廷的主司逐渐骄情而不负责，辉煌无从继续。 最后到了机构臃肿，人员素质低下，各类文职百官种类繁多，甚至巧立名目，领取薪资，国库负担加重，边防驻军哀声怨气。到了公元751年，前方战败连续，吐蕃也叛变。地方军阀开始割据独立，农民起义和暴动也此起彼伏。 而在此时，唐代内廷宦官则在官廷之内专权，甚至废立君主。 同时因为对佛教寺院过度扶持，寺庙借机囤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甚至成为皇室宗亲和权势交接的据点，逐步威胁了国家安全。李德裕执政之后，就立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灭佛运动，史称“会昌毁佛”。这对于当时的佛教事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从公元840年代开始，连续发生了一连串的排佛行动，845年的诏书，下令捣毁了4600所寺院，强迫26.05万僧尼还俗。 唐代历史中有几次兴佛和灭佛运动，除了武则天、唐代宗、唐德宗、唐宪宗、唐宣宗外，李家王朝多数皇帝没有给予佛教足够之热情，但佛教为唐王朝之全面繁荣贡献良多，自身也迎来了另一个兴盛之高峰。 三、唐代佛教玉器的艺术风格一直到了1970年10月，在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个基建工地上，突然发现一大批窖藏，共挖掘出1000余件大唐风格的藏品，特别是跟佛教风格相关的一批玉器，让我们大开眼界。 玉制器皿虽始见于商代，但直到唐代才得到长足的发展，唐代玉器皿的造型、纹饰、雕琢等，一改汉代玉器雄浑豪放、不拘一格的风范，采用写实的手法，将精巧别致的金银细工、浑厚饱满的雕塑艺术和细致入微的绘画艺术， 与西域文化的艺术特色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自然界汲取艺术营养，传统中融现实，变化中求统一，表现出唐代玉器浓郁的生活情趣、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现实主义的艺术特点，对后世玉制器皿的造型设计、图案构思，雕琢技艺，乃至现实主义的艺术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开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生活实用品的唐代玉器皿，种类、数量均较前代大增，除汉代已出现的杯、盒、盘外，又增加了罐、碗、壶、钵、砚等。 每一种器类又有变异。形式上突破 了传说方的、长方、圆等几何形而演变为摹仿自然界中的禽鸟兽角，花木瓜果以及云月形等，有的还吸收西域等地的外来文化营养，器物显得雍容华贵、丰腴饱满、精细入微，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 最具唐代特色的玉制器皿，当数各式各样的玉杯。  四、唐代八瓣花形白玉杯基本特征有器身窄长附双扁耳的羽觞杯，有一侧带流云等把的椭圆形的单柄杯，而整体造型似多瓣花卉瓜果棱形状的仿生玉杯则最为形象化。 如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仿西域风格的八瓣花形白玉杯，是中西文化艺术融合的典型代表。该玉杯晶莹透亮，胎薄质坚，细腻凝润，系和田羊脂白玉琢成。 杯呈椭圆体，深斜弧收壁由八个相接的莲花瓣组成，俯视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 杯身外壁以浅浮雕技法满饰蔓草纹，瓣曲间饰缠绕勾连花草纹。底附矮圈足。 这件玉杯的造型、纹饰及制作方法，均仿造同期的金银碗。 设计新颖，造型美观，工艺精湛，堪称绝品。  这种仿西域风格的花瓣造型器皿，在中国的艺术土地上扎根繁衍，逐渐演变为中国式的海棠杯的造型，从唐代开始，延续千年，广泛流行于后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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