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要谈胡世厚先生的“三国”文化研究，就得从1975年的一次“蝴蝶效应”说起。 于是，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批示了他生前最后一个关于出版工作的文件，要求做好包括《辞源》在内的大型工具书和百科全书的编撰修订工作。由商务印书馆牵头，与中南四省区（河南、湖南、广东、广西）一同接受了修订《辞源》的任务，各自成立了修订组。 为加速完成这一带有政治性的任务，河南省委宣传部在省内的五市八校成立了修订分组。现今的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就是河南省《辞源》修订组，而胡世厚先生就是“八校”中洛阳农机学院《辞源》修订组的组长。 就是这一“蝴蝶效应”，促成了胡先生在四十余年“三国”文化研究中与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共同合作。 今年已经九十一岁的胡世厚先生1932年出生于河南汝南县。1949年3月参加革命，到豫皖苏八分区干部学校研究班学习，结业后于5月分配到河南省军区独立四团工作。1952年秋，部队改为林业工程三师七团，开赴松江省伊春。1954年集体转业，他分配在双子河森林工业局党委宣传部工作。1956年他考取了设在长春的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中文系学习，五年后毕业。1961年分配到中央党校从事教学工作。 1976年他担任该院《辞源》修订组的组长，后来又曾来省会郑州到省《辞源》组审改词条，于是得以和省组负责人杨静琦熟识——她曾在中央党校学习，与胡先生有师生之谊。在杨静琦的建议下，1980年2月，胡世厚调入与河南省《辞源》修订组改建的中州书画社（中州古籍出版社前身）同年同月同日（1979年11月30日）同地（同在郑州花园路54号省教委楼内）成立并办公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时称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文学所的负责人。胡先生由此踏上了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以及与中州古籍出版社密切合作的四十余年征程。 当年的中州书画社（今中州古籍出版社）因在1980年出版《歧路灯》（一百八回校注本）一炮走红，闻名海内外。其校注者就是从河南省图书馆调入省社科院文学所的栾星研究员。 在这部小说尚未印刷时，责任编辑张弦生就把校样送给胡世厚先生，请他撰写研究文章。胡先生在1981年8至11月，写出了《试论〈歧路灯〉的思想倾向》一文，他认为：“《歧路灯》是竭力维护行将倒塌的封建大厦的作品，它的总的思想倾向是落后的，是逆潮流而动的。它确实是一部封建社会的淑世书、教子弟书。当然《歧路灯》在描写某些具体事物时，也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一些黑暗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某些真实，这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的封建社会是有一定意义的。”他肯定《歧路灯》的艺术成就，可并不完全赞成栾星先生的评价。 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他积极与省社科院文学所和中州书画社等单位共同组织了1981年在郑州、1982年在洛阳、1984年在开封举行的三次《歧路灯》学术讨论会。他的这篇论文收入中州书画社1982年8月出版的《歧路灯论丛（一）》之中，是胡先生最早发表的古代小说研究论文。 后来，他在洛阳讨论会上宣读了题为《〈歧路灯〉何以遭受冷遇和流传不辍》的论文（收入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的《歧路灯论丛（二）》中），又在1984年3月14日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上发表了《论〈歧路灯〉的得失》一文。他所撰写的这些文章，是此书出版之初的一批比较重要的评论，使得他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取得了声望。 1983年3月，他和中州书画社文学编辑王鸿芦一同应邀参加了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和《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在成都举办的《三国演义》问世六百年来的首次全国性的《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 他在会上的发言，后来与卫绍生先生合撰成《曹操与建安文学——兼与刘知渐同志商榷》一文，发表在《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上，胡先生还写了一篇《〈三国演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首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综述》，发表在河南省社科院情报所的《学术资料》1983年第14期上。从此引发了他研读《三国演义》的浓厚兴趣，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胡世厚先生十七岁就参加革命队伍，在这座大熔炉中锻炼了他出色的组织领导能力。他在河南省社科院文学所草创时（1980—1984）担任负责人（支部书记、副所长）期间，真诚团结来自不同单位的老中青科研人员，鼓励他们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开展科研，多参会，多发表论著。所里形成了学术问题畅所欲言的民主空气。 文学所成为院里科研人员最多、成果最为丰富、思想最为活跃的单位，特别是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无论从秦汉六朝唐宋诗文，还是唐宋元明小说戏曲等诸多方面都有在河南学界领军的研究专家，有不少研究项目也走在全国前列。 省社科院文学所与中州古籍出版社结成了良性互动的研究出版关系。在胡世厚先生的率领和倡导下，他们所的研究人员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非常多。我们戏称文学所是中州古籍出版社的编辑部，而古籍社是文学所的出版部。 所里研究古代文学的专家许多人都有十几种，甚至数十种著作在我社出版，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人员相互之间也都成了亲密无间的好友。出去参加学术会议，总是呼朋引伴，一同前往，会下共叙闲谈间，就能设计出许多好选题。 在成都会议上，胡世厚先生毅然同意承办在河南举行第二届全国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并拟在第二次会上成立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从成都回来向有关领导汇报请示得到批准后，胡先生就在当年冬天，与时在文学所任秘书后来升任院党委纪检书记的杨海中先生一同赴成都，参加学会成立筹备会议，并组织本所和省内各相关地市、院校的研究者撰写论文，提出“学唱主角，开好会”，要借此将河南的古代文学研究水平推向新高峰。 终于在1984年4月中旬牡丹花盛开之时在汉魏故都洛阳，由胡世厚先生主持召开了由河南省社科院文学所和河南省文学学会主办的第二届全国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二十多个省市区的一百七十多位专家。同时还举办了中国古代小说讲习班，由十位著名专家： 北京大学吴小如 南开大学宁宗一 中国社科院刘世德 中国社科院陈毓罴 河南社科院胡世厚 复旦大学章培恒 山东大学袁世硕 中国艺术研究院李希凡 北京大学季镇淮 河南大学任访秋 分专题讲授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有近四百位青年学者到会听课学习，其盛况堪称空前绝后。至今与会学者大都成为本领域的巨擘骨干，提起这次讲习班的感受和收获，还是念念不忘、津津乐道。 胡世厚先生除在讲习班以《〈三国演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为题主讲《三国演义》外，还向研讨会提交了论文《论〈三国演义〉的主题》。在这次会议中成立的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上，胡先生被选举担任副秘书长一职，1990年学会领导换届，改任副会长，直到2015年因年事已高，辞去任职，在学会竭诚服务三十一年。 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了成立中国古代戏曲学会的动议，经过胡先生的请示、联络，当年10月在郑州由他主持召开了中国古代戏曲学会成立筹备会，他于1985年4月在郑州主持召开了首届中国古代戏曲学术讨论会暨中国古代戏曲学会成立大会，学会挂靠在河南省社科院，胡先生当选为副会长。胡先生为《三国演义》和中国古代戏曲的学术研究以及文化普及，倾注了心血，开辟了阵地，取得了硕果，赢得了学界的称许。 中州古籍出版社也在胡世厚先生的促进下，由孟庆锡社长率领社内中青年编辑四五人赴洛阳会议，既撰写论文参加大会研讨，又参与到会议及讲习班的服务工作中。主讲人中的宁宗一先生，就是孟社长建议并邀请的。 会后，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胡先生参加编选并作序的大会论文集《〈三国演义〉论文集》，收洛阳会议优秀论文三十余篇，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三国”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三国演义》研究的新提法、人物研究的新开拓、艺术成就的新探索、文学及文化地位的新评价，等等不一而足。 中州古籍出版社还出版了由胡先生所编的《中国古代小说十二讲》，除收录讲习班的讲稿外，还增加了江苏社科院陈辽、吉林大学王汝梅、黑龙江大学刘敬圻的古代小说专题讲稿，代表了当时古典小说研究的最高水平。 由他组织省社科院文学所里研究人员，收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三国演义》的全部著作和论文，从中遴选了代表性篇章，编为《〈三国演义〉研究文集》，概括了建国三十多年的研究成就，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三部著作，全方位反映了以“三国”文化研究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状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984年，胡世厚先生调到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任专职副主席。作为联系省委、省政府的桥梁和纽带，省社联成立了领导科学研究会，创办了《领导科学》杂志，以帮助提高当时大批刚刚走上领导岗位的青年干部的执政能力。 他建议在杂志上开辟《看三国，谈领导》专栏，并且亲自为这个栏目撰写了一系列谈《三国演义》中有关使用人才、施展谋略的文章。同时他还为全国领导科学讲习班和河南省县委书记、县长领导科学讲习班分期讲授《〈三国演义〉与用人之道》，参加学习人员达上千人，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他被邀请到鹤壁、商丘、周口、南阳、驻马店等地，给地市机关县处级领导干部讲授这一课题。他还把这一研究的论文带到中国三国演义年会上宣读。 他这一贯彻“古为今用”方针的研究和普及工作，开拓了《三国演义》文化应用研究的广阔领域，带动了全国学界，结合着毛泽东和海内外对《三国演义》文化应用的成功范例，对这一领域开展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使应用研究成为经久不息的热门题材。 胡世厚先生和现任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副会长的卫绍生先生共同发表了一系列讲《三国演义》中的决策、谋略、用人等方面内容的文章。这些文章以及胡先生的《为政之本在于得贤》的讲稿汇集成书，以《人才与谋略——〈三国演义〉启示录》为书名，于1989年4月在中州古籍出版社首次出版。 这本书的《前言》说：“现代学者在对《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进行文学研究之外，还尝试从人才学、管理学、领导艺术和决策理论等方面进行研究，亦即试图挖掘《三国演义》文学以外的丰富内容，发挥它以历史来反映现实的借鉴价值，为现代人才学、管理学、领导和决策理论提供具体化的历史阐释，希望对现代领导者、经营管理者和每一个参加竞争的人有所启示和裨益。因此我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探讨《三国演义》表现出来的决策、谋略和用人等方面的内容，剖析其有利于现代竞争的内涵，总结析理其蕴含的经验教训，使读者对《三国演义》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把握，从中汲取文化素养，增加竞略知识，增强竞争意识和竞胜决心。”[1] 《人才与谋略——〈三国演义〉启示录》全书以《三国演义》小说中的人物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司马懿、周瑜、陆逊、羊祜、袁绍、刘表、吕布、张鲁、刘璋、刘禅等人在用人和谋略等领导和决策艺术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论述，给现代管理者以启示。 书中指出：曹操能唯才是举、广开言路、抚恤民心，故能成霸业；刘备以人为本，故可举大事；孙权不拘一格任贤能，故谋臣良将脱颖而出；诸葛亮以理义、盛情待人，刚柔、恩威同施，请将、激将并用，赏罚、奖惩分明，发挥出他高超的领导智慧，但在用人失误时，也出现了丢荆州、失街亭的败局；司马懿多智谋、通权变，铺平了司马专权的道路；陆逊敢当大任，羊祜临终荐贤，显出了以国事为重的优秀品质。周瑜心胸狭窄，英年早逝；袁绍外宽内忌，好谋无决，不纳直言，终败官渡；至于刘表优柔寡断、吕布反复无常、张鲁偏听谗言、刘璋孤行暗弱、刘禅昏庸失政，都是反面教训。 在书的后半部分，以“成事在于决策”“争人才以谋大事”“为政之本在于得贤”三题，综述了从《三国演义》看领导干部应当具有的基本素质。 《人才与谋略——〈三国演义〉启示录》首次印刷两万册，三年中共印刷四次，累计印数四万余册。书中所收当年胡世厚先生巡回河南各地的《为政之本在于得贤》的讲演，更是受到普遍好评。 1994年8月，此书又经过版权贸易，由台北书泉出版社以《三国启示录——人才与谋略》为名重版，可见其在海峡两岸受读者欢迎的盛况。 1986年，应巴蜀书社约请，他与卫绍生又合作撰著了《〈三国演义〉与人才学》一书，出版后也发行广泛，受到好评。 1990年10月，他与卫绍生合撰的论文《评〈三国演义〉的天人观》在第六届全国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上宣讲，对《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和创作理念做出更深入的探讨，认为“罗贯中这样尊重客观历史的作家，在涉及天命与人事、天意与民意、天理与人欲这些问题时，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传统的天人观念和宋代理学的影响，其文化意识和思想倾向因而具有较大的复杂性”。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第4期《天府新论》杂志上。 后来胡世厚先生又在历次中国三国演义年会上发布了《论东吴兴亡的历史经验》《诸葛亮奇谋六退祁山》《毛泽东是应用〈三国演义〉的典范》《论张辽及其艺术形象的创造》《诸葛亮与魏延》等一系列论文，都收入会议后出版的论文集中。他的“三国”文化研究实现了“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完美结合”（吴光正《成功的尝试——读胡世厚、卫绍生的〈《三国演义》与人才学〉》，载《学术交流》1994年第3期）。 胡世厚先生的《三国演义》应用研究和主题研究，形成了他在“三国”文化研究方面的突出特色。 由于胡世厚先生多年担任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的领导和联络工作，在省内又是省社联的主要领导，所以他努力于推动全国“三国”文化研究的深入和交流、加强中外学者的合作，以及三国文化历史的学术研究活动、文化旅游的开展。 1995年春天，他在湖北蒲圻、河南许昌参加电视剧《三国演义》的学术讨论会，对剧中“不同凡响的开篇”和诸葛亮和曹操形象的塑造，给予肯定，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全国各地举办的地方性“三国”文化研讨会，胡先生也结合当地“三国”文化的特点和相应的文旅开发，写出学术研究论文，供当地学者研究和政府决策参考，不断扩大“三国”文化应用的研究成果推广。他不辞辛苦为许多地方的“三国”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撰写前言、发表综述。 在他的介绍下，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年度学术讨论会有三届会议的论文是由中州古籍出版社结集出版的：除了出版《〈三国演义〉论文集》之外，还出版了《〈三国演义〉与荆州》《〈三国演义〉与罗贯中》等论文集。在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研究方面，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罗贯中新探》(孟繁仁等编著，1992年2月版)。霍雨佳先生的专著《〈三国演义〉的美学价值》一书，也在1991年5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特别是河南省内《三国演义》研究的应用和普及等诸多方面的活动，胡世厚先生更是满腔热情地付出辛劳加以扶持。 洛阳和许昌是汉魏故都所在地，又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北方形成三分天下中最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三曹和“建安七子”的文学活动和作品，昭彰当时，垂范后代，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当时河南省内的相关研究和应用还很薄弱不足。 除了河南社科院文学所之外，只有郑州大学的俞绍初先生在孜孜汲汲研究汉魏六朝文学，《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和文化应用更是乏人钻研。许昌、洛阳、南阳、安阳、郑州、新乡、焦作、濮阳等河南许多地市的三国人物和遗迹的研究和开发，比较冷落。胡世厚先生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促进和鼓励各地市在这些方面开展工作。 1991年，他积极参与在河北邯郸举办的全国第三次建安文学研讨会的筹备，并率领河南包括中州古籍出版社的许多学者、编辑参会，宣讲论文。会后，由他和萧永庆、卫绍生主编了会议论文选集《建安文学新论》，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在1992年出版。 在他离休并患上脑梗的时候，还抱病四处奔走寻求支持，促成在许昌召开了第八届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的年度学术研讨会。他鼓励许昌当地的学者们努力开展研究，多出著作、多发文章。 他为许昌学院的赵西尧、马宝记先生的《三国文化概览》热情作序，给予高度评价。许昌的学者刘玉娥也出版了《曹操传》（中州古籍出版社版）《中原古代著名战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版）等多种著作，发表了《甄妃简论》等多篇相关论文。后来她调到郑州师范学院任中原文化研究所所长，与她的这些成果不无关系。 也是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史友仁等编著的《许昌三国大观》，从《三国演义》的版本、故事、人物、作者、流变、传说、语言、遗迹，等等许多方面，向广大读者做了文化普及工作。终于形成了在古典文学名著中，“三国”文化研究与应用的独有特色，迎来了“三国”文化研究不断发展和深入的局面。 胡世厚先生与郑铁生先生共同主编的辑刊《罗学（罗贯中研究）》第四、五、六辑，在山西清徐罗贯中研究会的财力、物力和编辑力量的支持下，从2015年起在中州古籍出版社相继出版。 作为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的会刊，不但成为养育《三国演义》研究的一片沃土，而且将研究范围从《三国演义》一本书，拓展到罗贯中及其全部小说和戏曲作品的研究，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一方主要阵地。由刘世德先生任主编、胡世厚先生等人任副主编的《罗贯中全集》的出版，也首次为罗学研究提供了全面完整的第一手资料。 胡世厚先生在古代文学方面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古代戏曲。他长期担任中国古代戏曲研究会副会长一职，也像他在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中一样，承负着繁重的会务工作。 他早在1980年初到河南省社科院时，选定的第一个科研课题就是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研究。当年他就陆续发表了《论白朴的杂剧〈墙头马上〉》《白朴卒年考辨别》《论白朴的杂剧〈东墙记〉》等篇论文。以后每年都有数篇相关论文发表。他的这些论文的合集《白朴论考》，在1991年12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2014年此书的增订本又以《白朴著作生平论考》为名，在台北国家出版社出版。 胡先生在古代戏曲方面的其他著述也很多。他和邓绍基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古代戏曲家评传》选收古代著名戏曲作家一百〇一人，约请全国戏曲研究家撰写，从“知人论世”对其创作加以评价。这部八十多万字的著作，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在1992年7月精装出版，是对当代古典戏曲研究水平和成果的大检阅。 他早就有整理出版三国戏曲的夙愿。2011年他下了决心，他说：“我虽年已近八十，患有心脑血管疾病，但思维清晰，特别是我既研究小说，又研究戏曲，喜欢三国戏，兴趣与责任促使我决定编《三国戏曲集》。”（《〈三国戏曲集成〉编校始末》）。[2] 此书定名《三国戏曲集成》，清徐罗贯中研究会范光耀会长以近三十万元给予支持，复旦大学出版社又争取到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在河南省社科院卫绍生和杨波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由胡世厚先生主编的八卷十二册近九百万字的《三国戏曲集成》终于在2018年6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在2019年1月在复旦大学举行了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这对于推动中国文学史、戏曲史的研究和当代“三国”文化研究以及当代戏曲的发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在胡世厚先生七十岁古稀之年，我们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先生自选的《古稀集——中国古代戏曲小说论》著作一部；2009年9月又出版了他的诗集《红梅韵语》，诗集中选收他的历年诗作三百首——其中收有《论〈三国演义〉人物》四十首、《论〈水浒〉英雄》七首、《论〈西游记〉人物》六首、《洪昇〈长生殿〉人物谱》七首，等等多篇记他的古典小说和戏曲研究的诗作——对他的学术活动以志庆贺和传扬。现在胡世厚先生积四十年之力的《白朴著作集校注》大著，也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已经编校完毕，见书指日可待。 在“三国”文化研究和其他古代文化研究活动里，从1976年以来的四十七年将近半个世纪中，胡世厚先生与我们中州古籍出版社之间凝聚了深情厚谊。 我们谨以此文，对胡先生的“三国”文化究略加总结，衷心对胡先生给我们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工作的学术支持致以感谢！ 注释： [1] 胡世厚，卫绍生.三国启示录：人才与谋略[M].台北.书泉出版社.1994.前言2-3. [2]胡世厚.米寿集：诗与文[M].香港.中华古籍出版社.2020.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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