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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传说流传千载，大禹更成为治水英雄，人们津津乐道于他的治水业绩，称颂他的治水之功。但在早期的文本叙述中，“敷土”却是大禹传说叙事的主体，治水的传说是后来逐渐加入的。尧舜禹时代正是洪水期，洪水已是大家习以为常之事，而生存和生活才是最为紧要之务，“敷土”便是势所必然。因此，在西周以至春秋时期，人们传颂的乃是禹的敷土之功，到战国时期，由于出现了疏水灌溉的方法，“禹敷土”开始转变为“禹治水”，并逐渐夸大禹治水的能力。将禹平水土传说的演变过程做一系统梳理，可以帮助我们还原大禹治水传说的本貌，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根据考古学、天文学、地质学、气候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成果，在公元前2200年至前2000年，确实有洪水发生，洪水发生的原因，可能是当时气候变化所致，而且是普遍发生在北半球的一次气候突变事件。气候变化导致降水量的增加或降水时间的延长，致使异常洪水发生。因此，禹平水土传说有一定的可信性。但有学者指出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气候开始好转，“大禹之所以能够治水成功可能主要得益于4000aB.P.以后的气候好转而并非人力之能所为”。如果此说可信的话，那么文献中夸大禹治水之功的记载则是不可靠的，禹平治水土的真实历史有待进一步挖掘。早期文献中多记载禹的功劳在降土。《天问》言：“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王逸注云：“言禹以勤力献进其功，尧因使省迨下土四方也。”禹的功劳在降下土方。《大戴礼记·五帝德》曰，舜“使禹傅土，主名山川，以利于民”，舜让禹作的事主要是“傅土”。《诗经》中说到禹时，也重在说禹治土的伟绩：《商颂·长发》：“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商颂·殷武》：“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诗经》中凡六次提到“禹”，唯有《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是说禹治丰水，另有两处为甸山，其他几处皆与“土”有关。即便《长发》说到“洪水芒芒”，但紧承其语的仍是“禹敷下土方”。我们再看《尚书》中的西周文献。首先便是《禹贡》，其开篇即言：“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书序》：“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和新发现西周中期青铜器侰公福铭文：“天命禹尃（敷）土，隓（堕）山浚川，乃釐方设征。”文句基本相同。《吕刑》说：“皇帝清问下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禹恤功于民者，在平水土，“土”仍然是重要的功绩。文献中除了说禹之功在降土以外，还说人们都住在禹降的土——即“禹迹”上。文献中多有“禹迹”、“禹之绩”。《书·立政》有“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诗·文王有声》“维禹之绩”；《殷武》“设都于禹之绩”；《逸周书·商誓篇》“在昔后稷……登禹之绩”；《左传·襄公四年》“芒芒禹迹”；《昭公元年》“远绩禹功”；《哀公元年》“复禹之绩”；《秦公簋》“鼏宅禹幃”。关于迹、绩，于省吾先生有过讨论，他指出：“经传之'迹’、'绩’本字皆应作'幃’，即'蹟’字，与'迹、棬、绩’并通，而传、笺多训为功绩，非也。”最后说：“幃，谓其踪迹所至之区域也。”更确切地说“幃”应该是指禹所平治过的土地。因为在《商颂》中，《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殷武》中则说“设都于禹之绩”，禹敷下的土方即是禹之绩。所以，裘锡圭先生说：“古人将大地称为'禹之迹’、'禹迹’、'禹之绩’、'禹之堵’，就是以禹敷土的传说为主要背景的。”而且，西周东周的人都说他们住在禹迹上，都受了禹的恩泽，顾颉刚先生在《洪水之传说及治水等之传说》中作了总结，现录之于下：《诗·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尚书·立政》：“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诗经·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左传·昭公元年》：“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于颍，馆于洛汭。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远绩禹功而大庇民乎’”《诗经·鲁颂·全宫》：“赫赫姜嫄，……是生后稷。……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叔夷钟》：“虩虩（赫赫）成唐（汤），有严在帝所，溥受天命，……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集成》00275）《史记·齐太公世家》：“吕尚……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大费，与禹平水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商［宋］人、周人、鲁人、齐人、秦人、越人都说他们住在禹迹上，所以人们最看重的禹的功劳是敷土。另外，在保存较多原始传说的《山海经》中，也有把禹布土作为头等大事的记录。《海内经》载：“洪水滔天……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洪水滔天之时，帝命禹的差事仍然是“卒布土以定九州”。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洪水之时，是不可能短时间内就把洪水治理掉的，他们首先是要生存，要生存就要有土地，所以“敷土”才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所以《淮南子·人间》有禹“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的记载。我们还注意到，新出土的文献中，“禹”下面是有一“土”的，郭店简《成之闻之》作“大絩”。叔夷钟以及上博简中亦是写作“絩”。当是对禹敷土功绩的尊称，犹如作为农神的后稷，“稷”是有“禾”旁的。再如文王、武王，“文”、“武”在金文中都加“王”旁，写作“玟”、“珷”。正是由于禹的功劳在敷土上，所以，禹被尊为社神。如《淮南子·氾论》云：“禹劳天下，死而为社。”《史记·封禅书》则曰：“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2002年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了一件西周中期青铜器侰公福，铭文记载了大禹治水的传说，并提出了有德于民的观念，内容十分重要，其价值与意义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为了方便讨论，先把铭文录之于下：天命禹尃（敷）土，嗎（堕）山浚川，廼（乃）嗏（疇）方埶（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贵唯德。民好明德，忧在天下，用厥邵好，益求嗐（？）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巠（经）好祀，无覞（凶）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总（釐）。用孝神，复用嗢禄，永孚于宁。关于禹治水的传说，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其中以《尚书》、《国语》、《孟子》、《墨子》、《淮南子》、《史记》等所述较详。该铭文所述禹的事迹，把禹平水土传说的最早文物例证一下子提前到西周中期。福铭起首即言“天命禹敷土”，既没有先说“天命禹堕山”，也没有先说“天命禹濬川”，似重在强调“土”上。在文献中，“敷”，亦作“傅”，如《史记·夏本纪》“禹……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荀子·成相》篇：“禹傅土，平天下，躳亲为民行苦劳。”还有作“布”的，如《山海经·海内经》：“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郭璞注：“布犹敷也。”《诗经·小雅·小旻》毛传曰：“敷，布也。”看来敷、傅、布意思相同，都是说禹在治理土。因此，千百年来流传的大禹治水的传说，很有可能应是大禹治土，治水只是为了得到土，堕山也是为了得到土。洪水来了以后，人们便跑到地势高的山川或高地上，这时耕种的土地已经被淹没，所以为了居住生活，为了生产种植，敷土成了当时最为紧迫和最为重要的事情。洪水在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都有，在当时是大家习以为常的，司空见惯的事情，是人们无法抗拒的自然现象，所以治水倒不是人们首先考虑的事，敷土倒是最紧要的。在黄河下游的平原地区，考古发现“距今四千多年的龙山时代的遗址，多位于高于周围数米的人工堆筑的'堌堆’之上”。显然这种人工的“堌堆”正是敷土形成的新的生活场所。《说文》川部：“州，水中可居曰州。……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或曰九州。”正是当时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墨子·辞过》中说：“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所以，有一段时期我们的先民是住在丘、陵之上的。铭文中有“降民”一词，裘锡圭先生认为是指降生下民，“大概上古传说认为洪水使下民死亡殆尽，所以在禹平水土之后，上帝要降民”。似不妥。李学勤先生的释读倒可从，他认为“降民”相当于《禹贡》中的“降丘宅土”，“说的是民众因洪水已退，从避水的丘陵下来，重新居住在平地上”。这样解读更符合实际。《淮南子·齐俗篇》载：“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等洪水被治理，土地被平整后，“于是民得下丘居土”。上博简《容成氏》中也有一段关于禹治水的记载，其叙述很有特点。其文云：“禹亲执枌〈朸〉（耒）耜，以陂明都之泽，决九河之阻，于是乎夹州、徐州始可处。……于是乎竞州、莒州始可处也。……于是乎蓏州始可处也。……于是乎荆州、扬州始可处也。……于是乎豫州始可处也。……于是乎虘州始可处也。……天下之民居奠。”我们发现不论禹是决河，还是通江，还是注海，其后总是要说某州可处也，其义甚明，水得到疏通以后，人们才有地可处，而且最后总结说“天下之民居奠”。与侰公福“降民”意思相关。铭文中的“O”，裘锡圭先生认为此字从“拖”得声，其读音应与“祷”、“曹”相近，“抴方”当读为“畴方”。“畴”有类意，使方有类聚。李学勤先生释为“差”，表示区别的意思。“设征”，即规定各自的贡赋。此字释为“畴”或者“差”，都有类别土地的意思，和《书序》“任土作贡”意思相同。因此，《禹贡》中记载禹把土地分成等级是有一定来源的，也说明禹的主要任务是治土。铭文中的“抳”，裘锡圭先生认为是“墮”的初文，“抳”的字形象一个人用手使“阜”上的土堕落，所从的“圣”后来变为“左”。“墮山”后来演变成“随山”，如：《皋陶谟》：禹曰：“予乘四载，随山刊木，……予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浍距川。”《史记·河渠书》引《夏书》：“禹抑洪水……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史记·夏本纪》：“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淮南子·修务》：“禹……随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而且汉以后的学者多认为“随”是随行的意思。如《禹贡锥指》卷一引汉郑玄注：“必随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为道以望观所当治者，则归其形而度其功焉。”《禹贡》伪孔传注：“随行山林，斩木通道。”孔颖达疏：“随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深大其川。他们丝毫没有察觉“随”与“堕”的关系。裘锡圭先生认为“随山”是对“墮山”的一种“误读”（“随”本作“抶”，亦从“隋”）。为什么会发生变化，裘先生以为可能是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关于鲧禹治水方法的观念发生了变化。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不可。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墮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谷，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只是，这里“堕山”的不是禹，而是共工和鲧，禹是“疏川导滞”。为什么把共工、鲧与禹对立起来？顾颉刚在《鲧禹的传说》里认为由于战国时出现了防洪筑堤和疏水灌溉两种办法，筑堤害多而利少，疏水有利而无弊，由此防洪水的典故便渐归于上帝所殛的鲧，而疏洪水的故事就归于上帝所兴的禹。“堕”，韦昭注：“毁也。”其实，“墮山”与《诗经》中的“甸”山一样，都是“敷土”的一种方法。《诗·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毛传：“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灾。”笺云：“梁山之野，尧时俱遭洪水。禹甸之者，决除其灾，使成平田，定贡赋于天子。”郑笺“使成平田”正是甸山所要达到的目的。《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郑笺：“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此处的“丘甸”可能与堕山类似。《禹贡》“奠高山大川”亦是治山的一种“敷土”方法。铭文中的“O”，裘锡圭先生认为是“濬”字的初文，“濬”与“浚”为一字异体。“濬”是“刳”的古文，《说文·谷部》训刳为“深通川也”，并引《虞书》曰：“刳畎浍距川。”《尚书·洪范》有：“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伪孔传：“必通于微。”孔颖达疏：“王肃云：睿，通也，思虑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于微也。”所以“濬”有“深”意思，《说文》的训释可从。因此，我们认为濬川，即深通川，一是为了疏通水道，使水流畅通，这主要是针对大的河流；一是为了得到土地，一些小的河流、沼泽、湖泊需要把水导走，留下更多土地，犹如今天之围湖造田。在疏通水道这层意思上，《孟子·滕文公下》最能说明情况：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洪水泛滥，“民无定所”，人没有居住和生活的地方，“禹掘地而注之海”，“水由地中行”正可谓“深通川”，“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人得到了土地，居住生活在“禹迹”上。“濬川”，学者多认为这就把禹治水采用疏导方法之说的时间大大提前了，因为顾颉刚先生在《鲧禹的传说》中认为禹疏水之说开始盛倡于墨子。顾氏同时指出在鲧、禹治水较早的传说中，鲧、禹用的都是相同的“堙”、“填”的方法。鲧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不待帝命”，而不是“堙洪水”。自从上引《国语·周语》把鲧用填、禹用疏对立起来以后，战国直至以后皆把这种观念作为背景。裘锡圭先生已经指出：“顾文认为鲧禹治水方法相对立的说法是后起的，确是卓识，但将这种说法出现的时代定为战国，似嫌稍晚。”纠缠于鲧禹的治水方法之别，其实意义不大，“同一时代的人，知识大抵相类，禹的治水，能否一变共工及鲧之法，实在是一个疑问。堙塞和疏导之法，在一个小区域之内，大约共工、鲧、禹，都不免要并用的”。但是，我们认为与其把“堙”、“填”说成是治水的方法，倒不如说成是治土的方法恰当。“堙”、“填”和“堕山”其实是都是为了得到土地。堕山犹如今天在山上修筑梯田，“堙”、“填”犹如今天之围湖造田，都是为了开辟农田。关于“堙”、“填”洪水，在文献中多见：《天问》：“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庄子·天下》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置万国。”《淮南子·地形》：“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高诱注：“息土不耗减，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其中，《天问》、《山海经》、《淮南子》中保存的神话传说多具有原始性，有一定的来源。战国以后的文献中，开始重在叙说禹治水的功绩，敷土的传说已经不占主导地位，这是因为春秋战国时候土地已经不再是人民急需的东西，江河泛滥倒是常有发生的事情，治理江河泛滥便能想起大禹治水。再加上当时儒墨对尧舜禹的推崇，因此大禹治水的传说经久不衰。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治水传说的叙事中开始夸大禹的治水能力，特别是其“决江疏河”的能力。出现这种转变的背景当是顾颉刚先生指出的战国时候出现了疏水灌溉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比筑堤防洪有更多优点。出现这种转变的支点主要表现在《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文献上。《尧典》载尧时“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尧命鲧治理，鲧“九载，绩用弗成”。后舜又命禹作司空，说：“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从《尧典》里我们可以看出，治理洪水非一时之功，仅鲧就治理了九年；舜命禹平水土，不仅治水还要治土。《皋陶谟》：“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皋陶谟》继续渲染“洪水滔天”的气势，禹的能量大得很，竟然能“决九川，距四海”，显然是在夸大其疏导治水的能力。和《孟子》的口吻很相似，《滕文公上》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所以《皋陶谟》的作成当在战国时期，但是其中却有很古的语词，如“随山刊木”、“濬畎浍距川”与侰公福铭文“堕山”、“濬川”相近，当源于古书。还有《禹贡》中的“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通。……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禹的功劳大得很，四海之内皆禹迹。《禹贡》的最初蓝本可能很早，但在最后的写定时肯定受到了战国时代的影响。《尧典》、《皋陶谟》、《禹贡》成了以后文献记载禹治水传说的“模式”。如：《吕氏春秋·爱类》：“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勤劳为民，无苦乎禹者矣。”《淮南子·修务》：“禹……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乘四载，随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淮南子·本经》：“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是以称尧舜以为圣。”《淮南子·要略》：“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畚锸，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史记·夏本纪》：“（禹）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行山刊木。……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从中，我们看出，这些文句几乎都是对《尧典》、《皋陶谟》、《禹贡》的演绎。至汉武帝时，《尚书》立于学官，封建史学遂以此为法典，禹的治水的事迹就以此为模型传了下来。所以顾颉刚说：“二千年来，古代传说为儒家所统一，故吾人所知之洪水事件不出《尚书》与《孟子》二书所指示者。其发于尧时，平于禹手，平之法为疏导。已成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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