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国也是一个历史久远的古国。在传世典籍中，关于蓟的记载分为两个系统，一个以《史记·周本纪》为代表，一个以《礼记·乐记》为代表。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克殷），乃罢兵西归……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召公奭于燕。”《史记·周本纪》的这则记载后来为《路史·后纪》、《册府元龟》卷一七三、《通志》卷四九、《皇王大纪》卷一二及《通鉴外纪》卷三等书抄录。但《史记·周本纪》的这则记载有一个疑难，既然先言褒封“帝尧之后于蓟”，后又言“封召公奭于燕”，是否前后互相矛盾呢？唐人张守节即察觉了这一“矛盾”，他在《史记正义》中予以点出，并试图圆融，“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奭于燕，观其文稍似重也。《水经注》云蓟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取名焉。……按：周封以五等之爵，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今幽州蓟县，古燕国也”。另外，《水经注》卷十三《㶟水》也明言是封帝尧之后于蓟。但《礼记·乐记》的记载与此稍有差异，“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史记·乐书》的文字与之同出一辙，完全相同。后世的《白虎通·封公侯》、《孔子家语·辨乐》、《艺文类聚·封爵》、《北堂书钞》卷一九与四八、《太平御览》卷一六二、《文献通考》的《封建二》与《乐一》等书，都是抄录《礼记·乐记》而成。另外，《说文解字·邑部》亦云封黄帝之后于契阝（蓟）。 《说文解字·邑部》：“周封黄帝之后于于契阝也。从邑，契声，读若蓟。上谷有契阝县。”段玉裁注：“按：契阝、蓟，古今字也。蓟行而契阝废矣。……蓟者，汉时字也。”以上二说，当以“封帝尧之后于蓟”一说为胜，顾炎武就作如是观（《日知录》卷三十一“蓟”条）。顾炎武固然相信“黄帝姬姓，召公盖其后”以及“蓟、燕为一国，而召公即黄帝之后”这样的说法，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史记·周本纪》确实为信史，“其说为长”。其所言第一点本身就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而《史记·周本纪》为信史一说却是不可移易的，因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周本纪》时，依据的是可信的周人谱牒。相对而言，《史记·乐书》自“丞相公孙弘曰”以下，乃由后人续作，续作杂取了刘向《别录》中的《乐记》，其可信程度自然不能与《史记·周本纪》同日而语。“蓟”之得名，来自城内的“蓟丘”。“蓟丘”之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乐毅报燕惠王书。燕国大胜齐国，“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燕。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磿室，蓟丘之植植于汶篁”（《史记·乐毅列传》以及《战国策》卷三十《燕策二》）。《水经注》卷十三《㶟水》指出：“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郦道元（约470—527）的上述记载，应当是可信的。郦道元是河北涿县人，生于北魏和平六年（465年，一说延兴二年，即472年），上距战国时代六七百年，且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他是亲自到过蓟城的，并且亲眼目睹了蓟丘的方位。侯仁之根据《水经注》所记水道和蓟城的相对位置以及其他旁证材料，推求郦道元所记载的蓟城约在今北京外城之西北部，即广安门附近一带；北京白云观西墙外原有一处高丘，有可能即是古代蓟丘的遗址。这一带曾经发现过燕国的饕餮纹半瓦当；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及其周围，发现过数座分布很密的战国瓦井；更南面的陶然亭、白纸坊和天坛等地，又发现过许多战国墓葬。这些遗迹都应与蓟城有相当的关系，至于蓟城的确切位置，尚待进一步详细勘察。（关于蓟城的地理位置，前前后后大约有10种说法，以白云观一带的可能性最大。）常征引《吕氏春秋》语为证，说灭商之初周有“封国四百，服国八百”，“所谓封国是指新建置的诸侯，服国则是殷代已有而改服周王朝的邦族。尧族后裔的蓟国，便是服国之一。太史公所以称之为'褒封’，乃是特异其典，使神农之后裔焦、黄帝之后裔祝、帝舜之后裔陈、大禹之后裔杞，及帝尧之后裔蓟（还有后来的汤后裔宋），分别奉祀其先人即所谓'先圣王’。这些邦国按周王朝五种封国说，便是'宾服’。宾服就是与周王室处于宾主地位的邦国，也就是《左传》宋大夫乐大心所说：'我于周为客’。这种制度传而至于后世，便演化成为'备三恪’。武王褒封蓟国，使之奉祀帝尧，不过是承认其原有地位，引为同盟而已”。由此看来，“褒封”之国确实与周初“封建”之国有所不同，其差异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与周的关系上，“褒封”之国对周中央王朝只恪尽“宾服”之礼。根据《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129—182）注的说法，“有土嘉之曰褒”，周武王之所以“褒封”帝尧之后于蓟，应当是帝尧之后原先就世代居住于蓟，周武王只是对帝尧之后的地位予以重新认定；而周武王之“褒封”蓟国，其目的在于笼络人心，以为新建立的周王朝服务。《论语·尧曰》说：“（周）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皆归心焉。”朱熹（1130—1200）集注说：“兴灭、继绝，谓封黄帝、尧、舜、夏、商之后。”根据考古发现和研究，西周初年燕国之都就在今天北京市西南房山区琉璃河镇北的董家林村，1193号大墓所出克罍、克盉诸器铭文就是明证，而燕都就与蓟为邻。最初，二国并存；其后，“蓟微燕盛，（燕）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至于“（燕）乃并蓟居之”的年代，应当就在燕昭王时。《韩非子·有度》说：“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此处的“燕襄王”，全称应当是“燕昭襄王”，简写作“昭王”或“襄王”。燕昭王于前311—前279年在位，其时正值燕国强盛时期。由此看来，战国时燕国才迁都于蓟，并沿用“蓟”这个名称，表明蓟城在战国时尚未荒落，所以，蓟国的灭绝年代“似不会太早，很可能是至春秋之末犹存”。应该说，这个推断大致没错。至于蓟国灭绝的具体原因，因为材料匮乏，所以无从推断。1995年，为了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北京市在宣武区广安门外的滨河公园建立了一座高达9米的“蓟城纪念柱”，并请侯仁之撰写《北京建城记》。编者按：本文作者称“封黄帝之后于蓟”，即采用《礼记·乐记》之说，与上文结论有异。读者可自行辨别。
北京建城之始，其名曰蓟。《礼记·乐记》载，孔子授徒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燕召公世家》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燕在蓟之西南约百里。春秋时期，燕并蓟，移治蓟城：蓟城核心部位在今宣武区，地近华北大平原北端，系中原与塞上来往交通之枢纽。蓟之得名源于蓟丘。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有记曰：“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证以同书所记蓟城之河湖水系，其中心位置适在今宣武区广安门内外。蓟城四界，初见于《太平寰宇记》所引《郡国志》，其书不晚于唐代，所记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呈长方形。有可资考证者，即其西南两墙外，为今莲花河故道所经；其东墙内有唐代悯忠寺，即今法源寺。历唐至辽，初设五京，以蓟城为南京，实系陪都。今之天宁寺塔，即当时城中巨构。金朝继起，扩建其东西南三面，改称中都，是为北京正式建都之始。惜其官阙苑囿湮废已久，残留至今者惟鱼藻池一处，即今宣武区之青年湖。金元易代之际，于中都东北郊外更建大都。明初缩减大都北部，改称北平；其后展筑南墙，始称北京；及至中叶，加筑外城，乃将古代蓟城之东部纳入城中。历明及清，相沿至今，遂为我人民首都之规划建设奠定基础。综上所述，今日北京城起源于蓟，蓟城之中心在宣武区。其地承前启后，源远流长。立石为记，永志不忘。时在纪念北京建城之三千又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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