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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周易的奥秘，首先要耐着性子“嚼蜡”。在'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沉浸式阅读是一种可贵的品质！想拥有这样的品质，就锤炼一下！ 一、《周易》的名称由来 关于“易”的含义，历史上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说“易”是飞鸟形象，是伏羲“远取诸物”的结果；也有人说“易”是晰蜴的形象，是用晰蜴善变的体色代表宇宙的千变万化；更有人说“易”是由日月二字组成的，是阴阳二元论的哲学体现；还有人认为“易”有“变易、简易、不易”三种意义，反映了穷究变化、执简驭繁、永恒不变的天运自然观。 按照东汉以来儒者的说法，《易》书有《连山》、《归藏》、《周易》三种不同的体系，即所谓《三易》。《连山》是夏代的易学，由艮卦开始，象征“山之出云，连绵不绝”；《归藏》是殷商的易学，由坤卦开始，象征“万物莫不归藏其中”；《周易》是周朝的易学，由乾坤二卦开始，象征探究“天地之间，天人之际”的天人哲学。《连山》、《归藏》已经失传，现在传世的仅有《周易》。 《周易》这一名称，始见于《周礼》和《左传》。《周礼·春官·大卜》有：“（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又昭公七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这两部书均出于战国时期，在此之前的《论语》和《易传》，都称《周易》为《易》。由此可以推断，《易》被称为《周易》的年代应在春秋战国之际。 对《周易》中“周”字意义，也有不同的认识。东汉的郑玄以为：“《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唐人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说：“周，代名也；周，至也，遍也。今书名，义取周普。”贾公彦在《周易疏》中认为：“《连山》、《归藏》皆不言地号，以易名《易》，则'周’非地号，以周易以纯乾为首，乾为天，天能周匝于四时，故名易为周也。”这几家都认为《周易》的“周”字不是代名，而是取周流遍布之义。与之相反，唐代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说：“文王作《易》之时，正在羑里，周德未兴，犹是殷世也，故题'周’以别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其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故易纬云'因代以题周’是也。”宋代朱熹的《周易本义》则明确指出：“周，代名；易，书名也。”这种说法逐渐被后人所接受，一般人都认为《周易》是周代的易书。 二、《周易》的演化历程 关于《易》的起源与发展，历史上有不少说法，有的依傍传说，有的出于推测。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定说”有二：一是《易传》关于伏羲始作八卦和《周易》兴于殷末的说法。《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又说：“易之兴也，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二是司马迁、班固关于文王重卦和作《周易》上下篇的说法。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说：“西伯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不但因袭了文王重卦之说，而且称文王作“上下篇（指《周易》上下经）”，并作出了《周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论断。于是伏羲作卦、文王重卦、孔子作传逐渐成为定说。 对文王重卦的说法，古今学者多有歧异。早在司马迁之前淮南王刘安所作《淮南子·要略》就有“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之说，即认为伏羲为重卦之人。可见“伏羲重卦”说是先于“文王重卦”说而存在的。在司马迁、班固之后，郑玄提出神农氏重卦，孙盛提出夏禹重卦，他们都相信三《易》之说。郑玄在《易赞》及《易论》中说：“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并认为夏之《连山》、殷之《归藏》皆为重卦，因此重卦之人不能晚于三代。这是对“文王重卦”说的直接挑战（尽管这些说法本身还有待更多考古发现的验证）。 关于殷《易》存在的情况，在先秦典籍中也有记载。《礼记·礼运篇》记孔子之言：“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郑玄认为“得《坤乾》，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熊安生也说：“殷《易》以坤为首，故曰《坤乾》。”此外，筮法和筮人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存在。《尚书·洪范》载有殷之旧臣箕子为周武王陈说天道的故事，他所讲的“洪范九畴”之一就是筮占决疑之法。即“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贞，曰悔。”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也有夏、殷两代卜、筮兼用的记载：“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龟，已则弃去之。”《吕氏春秋·勿躬》则记有商王太戊的大臣巫咸占筮的故事，即所谓“巫咸作筮”。 数字卦的发现使夏《易》存在和夏人卜筮兼用的说法得到支持。1950年，河南安阳四磨盘出土的卜骨上写有“七五七六六六曰魁、七八七六七六曰隗”两行“奇文”。如果按照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规则，将数字转换成阴阳爻画并自下而上排列，就可以得到“坤下乾上”和“坎下离上”两个六爻卦，那么这两行“奇文”就可以翻译成坤下乾上曰魁、坎下离上曰隗，也就是说魁、隗相当于《周易》的《否》和《未济》，说明“魁”“隗”是早于《周易》的卦名。有人认为这两组数字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连山》的存在，因为“魁隗”是神农的别名，而神农出生的地方叫烈山（发音与连山接近），说明《连山》由神农所创的说法并非妄传。 秦简《归藏》的出土，与《归藏》佚文相互映证，更为直接地证明了殷《易》存在和殷人卜筮兼用的说法。从现存的《归藏》佚文看，《归藏》卦名与《周易》大部分相同，即使不同者在字音、字义、字形上也相当接近，如《溽》和《需》、《马徒》和《随》、《蜀》和《蛊》、《规》和《夬》、《荔》》和《解》、《归藏》和《艮》、《毋亡》和《无妄》、《奂》和《涣》、《员》和《损》、《仆》和《剥》、《林祸》和《临》、《小毒畜》和《小畜》、《大毒畜》和《大畜》、《散家》和《家人》、《明》和《明夷》等。此外，《归藏》卦辞也有和《周易》相同者，如《鼎》卦中的“黄鼎有耳”、《归妹》卦中的“承筐”、《明夷》卦中的“垂其翼”等等。1993年湖南荆州楚都纪南城东南王家台秦墓出土的秦简使人们看到了《归藏》（或者是其择抄）的真实面目，发掘出的494支《归藏》竹简，共计四千多字，载有七十个重卦，分属两种不同的《归藏》传本，其体例首先是卦画，其后是卦名，卦名之后用“曰”字连接着卦辞，多为“昔者某人贞卜某事”、“枚贞某人”以及“曰吉”或“曰不吉”之类的卜筮记录。应当指出的是，《归藏》与《周易》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归藏》的卦辞仅仅是卜筮和占验记录，而《周易》的卦爻辞则是非常系统的德教言论。 基于上述及其它的文献与考古发现，我们有理由认为： 第一、从伏羲八卦到《周易》经过了漫长的演进历程，夏之《连山》、殷之《归藏》、周之《周易》是《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存在形式。其中沉积着各个时期圣贤伟人的创造发明，也铭刻着所处时代社会环境的熏陶洗礼。所以它们既是圣人的杰作，又是时代的产物。 第二、《周礼·春官·大卜》中的“三易”之说和“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记述是可信的。重卦之人或为伏羲，或为神农，但绝对不是周文王。因为六爻数字卦广泛出于殷、周两代的陶器、卜甲、彝器等器物上，重卦的起源肯定要早于文王生活的时代。司马迁“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记述可能是史实，但“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的猜测是错误的。 第三、《周易》与《连山》、《归藏》之间存在不可割裂的传承关系。《连山》以《艮》卦为首，即取两山相连之意为《易》名，象征“山之出云，连绵不绝”。《归藏》虽然以《坤》开头，却称《艮》卦为《归藏》，仍然是以两山重叠的《艮》卦作《易》名，象征“万物莫不归藏其中（大地、深山）”。这说明夏《易》和殷《易》在思想理念上是一脉相承的，都很敬重能为人们提供衣食住所的深山厚土，具有原始社会自然经济的烙印。《归藏》以《坤》卦为首、《乾》卦为次（故又叫《坤乾》），它反映的是“殷道亲亲”尊母理念；《周易》则以《乾》卦为首、《坤》卦为次，它反映的是“周道尊尊”的尊父理念。说明周人已从单纯依赖深山、大地、母亲的恩赐供养，走向了顺应天道规律，于天地、山川间自求衣食的生活阶段。这种“天地之间，天人之际”的天道自然观与西周统治者“以天配德”“敬天保民”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一致的。 第四、《周易》具有与《连山》、《归藏》相似或几乎相同的外在形式，但同时具有迥然不同的思想内容。说明《周易》从夏《易》、殷《易》那里继承了“据象推理、以理断事”的易学思维模式，在筮书的外壳下填充了统治者治国安民的政治思想。从本质上讲，《周易》已经不是筮书，而是披着筮书外衣的政治理论。卦名、卦序在《归藏》的基础上按照作者的政治动机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调整，卦辞、爻辞则是周初统治者按“据象推理、以理立论”思路，集中创作的德教言论。卦名、卦序、卦辞很可能是“文王拘而演《周易》”的产物，爻辞和大象很可能是周公按照父亲的遗愿继续“演德”的结晶。更宽泛一点讲，爻辞可能也系文王所作，周公为了记述周人取殷商而代之的丰功伟绩，修订了部分卦爻辞，因而补充了文王身后之事。由《晋》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可知，《周易》的创作年代应在周公东征之前，否则就该称康叔为“卫侯”。至于《周易》中的传文则是先秦儒者研究经文的心得体会，或为孔子所作，或为其门徒所写，肯定不是一人一时之手笔。 举报/反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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