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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末，末代皇帝溥仪被驱离紫禁城，“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出宫中遗留的文物多达117万件。次年，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抗战爆发后，发生了举世闻名的“文物南迁”。从1933年至1944年，1.3万余箱故宫书画、铜器、瓷器、玉器精品及图书善本，颠沛万余里，最终奇迹般地化险为夷。1948年，国民党通过3艘军舰将2972箱故宫文物带到海峡对岸。 几十万件华夏瑰宝漂流、离散，也让一些国宝“一分为二”，如今天各一方、隔海相望。 01三希帖.  国宝小档案  “三希帖”不仅是国宝文物，更是中国书法巅峰时代的缩影，代表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如今，《中秋帖》《伯远帖》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而《快雪时晴帖》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曾合为一体，如今分隔两岸。 “三希帖”之首——《快雪时晴帖》，原是东晋王羲之在大雪初晴时，写给友人的一封寻常的问候信札。短短4行28字，却被前人誉为“二十八骊珠”，在书法界拥有无与伦比的号召力。 自古以来，能被誉为“尽善尽美”的书法家，唯有王羲之一人。自王羲之后，学书者只要能学到他一个长处，就足以称雄书坛。在如此光环下，能和《快雪时晴帖》并称“三希”的，是什么神作？  ▲《快雪时晴帖》（局部）《中秋帖》是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的作品，《伯远帖》是王羲之的侄子王珣所作。 王献之之所以能顶着父亲光环自成一家，关键在“改”。从《中秋帖》可看出，他的书法风格与其父明显不同。《快雪》结字中正平和，而《中秋》刻意制造出一种欹侧、失衡，以奇、险求胜；《快雪》少用连绵，含蓄内敛，《中秋》则字字贯通，作奔逸外拓的“一笔书”；品《快雪》，如君子行吟；观《中秋》，则如狂士啸歌…… “一笔书”是王献之独创的绝活，打破楷书、行书、草书的界限，无拘无束。用笔或尖或粗，或方或圆，或大或小，参差相杂，兴致所至，一笔即可连贯数字甚至通篇。在《中秋帖》中，可感受到王献之的一笔环转，通篇气脉通畅，情驰神纵，如江流潮涌，雄浑奔放。
在“三希帖”中，《伯远帖》最为特殊。王珣，东晋宰辅王导之孙，王羲之之侄。相比显赫的家世，王珣的书名不甚显要。直到唐朝，王珣都只被视作三流书家。但《伯远帖》最可贵之处，在于它是王氏家族唯一的传世真迹，而《快雪》《中秋》都是后人摹本。 明朝，《伯远帖》从御府流入民间，被视若珍宝，董其昌曾两次为其题跋，推重其“少见难觏”。与董其昌同时的书画家扬明时，也在一段题跋中说：王珣虽然名气不大，但我今天总算是“得睹真晋”，零距离感受到东晋书道的风流气韵。
其实，《伯远帖》书法成就并不低，它最终“封神”在清朝。乾隆十一年，《伯远帖》入藏御府，乾隆非常喜爱，在上面题跋：唐人的书法真迹已不可多得，何况是晋朝！内府所藏的《快雪》《中秋》二帖，都是希世之珍，今又得《伯远》，三者可并驾齐驱矣。 当代艺术史学家傅申先生曾说，乾隆皇帝才是故宫博物院的真正院长兼创办人，因为不论是在今天的北京还是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中，许多重量级藏品都是他收集的。而在乾隆的无数宝器中，最为他珍视的正是“三希帖“。为妥善收藏这三件希世珍品，他特意将书房精心改造一番，命名为“三希堂”。  ▲ 三希堂面积仅约8平方米，室中匾额、对联、一应陈设都是乾隆亲自撰写或设计。摄影/海峰除了指代三件希世书帖，“三希”还有一层深意。宋朝大儒周敦颐在《通书》中言：“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人生追求永无止境，士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希望成为知天之人。“三希”，承续的正是儒家修身、立命，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 “三希帖”的命运转折，发生在清朝灭亡之后。1924年，溥仪搬出紫禁城。此时，《快雪时晴帖》仍藏在养心殿，《中秋帖》和《伯远帖》则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溥仪出宫时，敬懿皇贵妃便将二帖携出。溥仪必定也知晓“三希”合璧的珍贵，于是，借口还有一些随身衣物未曾收拾，第二天让宗室宝熙回养心殿代为收取。宝熙出神武门时，警官认真搜查，发现衣服中竟裹挟一个手卷，正是《快雪时晴帖》，当即予以扣留。
▲ 三希堂透视图。与之一墙之隔的就是乾隆处理机要政务的勤政亲贤殿和养心殿正殿。绘画/扬眉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快雪》作为镇馆之宝公开陈列。抗日战争爆发后，《快雪》又开始了一段颠沛流离的岁月，随故宫众多国宝辗转南迁，1948年又被带到台北。《中秋》和《伯远》则流散到香港，直到1951年，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才被重金购回，入藏故宫博物院。 02《富春山居图》.  国宝小档案 《富春山居图》被誉为“画中之兰亭”，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几经易手，并因“焚画殉葬”而身首两段。前半卷《剩山图》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后半卷《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6月，前后两段在“台故”首度合璧展出。 1347年，黄公望已是白发苍苍的老翁。四处游历的他再次踏足富春江。这天，明秀中透着幽趣，清丽中饱含灵气，在无用上人的请求下，黄公望铺开纸卷，落下第一笔，但他并未着急去画，只在闲暇时，兴之所至，便画上几笔。 1350年，82岁的黄公望用秃笔颤巍巍地在画后撰写了一段百余字的题识，讲明了自己作画的缘由和经过。4年后，黄公望去世。一代大师的人生落幕，而《富春山居图》却成了不朽。
▲ 黄公望肖像 是富春江两岸的山水，抚慰了黄公望的心灵，使他情有所寄、梦有所托。正是黄公望的神笔挥毫，挖掘了富春江景色的神韵，让这里成为画家的心灵故乡。从元至清，富春江频频出现在画家的山水世界里，便是从黄公望开始的。 让《富春山居图》不完整的，是一个叫吴洪裕的人。 清顺治七年，江南宜兴吴府，卧病在床的吴洪裕到了弥留之际，气若游丝的他，眼睛死死盯着枕边一个宝匣——念念不忘那幅心爱的《富春山居图》。
这幅画是吴洪裕的父亲以高价从董其昌手中购得的，临死前传给三儿子吴洪裕。自从得到名画，吴洪裕就一直处于痴迷之态，甚至花巨资为它造了一个楼，楼中藏图的屋子叫“富春轩”，并特意使其临水以防火灾。从此，整天流连于此。即使后来清兵入关，战火纷飞，吴洪裕携全家老小逃难，万贯家财、古董玩物皆可抛弃，但《富春山居图》和另一件《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始终不离左右。 吴洪裕要让这件心爱的宝贝永远陪伴自己。他吃力地向家人吐出一个字：“烧！”之前他已将《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付之一炬，现在又要焚画殉葬。
千钧一发之际，人群中突然蹿出一个人，把画抢救了出来，此人叫吴静庵，吴洪裕的侄子。 画虽被救下来了，但起首部分已烧毁，幸存的长卷火痕斑斑，中间还烧出几个连珠洞，顷刻间断为一大一小两段。1652年，吴家子弟吴寄谷得到这幅画后，将损卷烧焦部分细心揭下，重新接拼后居然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几乎看不出是经剪裁后拼接而成的。这就是后来的《剩山图》。 保留了原画主体内容的另外一段，在装裱时为掩盖火烧痕迹，特意将原本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裁切下来放在画首，因带有黄公望好友无用上人所作的题跋，被后人称为“无用师卷”。一幅山水长卷神品从此一分为二。
横屏观看 ▲ 无用师卷 局部乾隆十年冬，《富春山居图》被征入宫。乾隆皇帝见到后爱不释手，不时取出来欣赏。反复鉴赏琢磨后，他认为此画系黄公望真迹。这位34岁的帝王欣喜若狂，运足心力题上“神品”两个大字。 此后一段时间，他不断在长卷的留白处赋诗题词，在画上题跋54次，长长短短印鉴累累，凡空隙处，几乎为之充塞，整个画面被破坏殆尽，后人笑为“毁容”。不过，乾隆在其上用心作诗的并不是真正的《富春山居图》，而是被后人称为“子明卷”的明末文人临摹卷。
真正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在乾隆十一年的冬天也来到弘历面前，不过因为先入为主的缘故，这幅真品被乾隆认定是赝品，从而逃脱了毁容的厄运。 1938年，《剩山图》被著名书画家、收藏家、文物鉴定家吴湖帆收藏，1956年由他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自此成为“镇馆之宝”。而另一半《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却已漂洋过海、渐行渐远，如今也藏于台湾。同一幅画就这样隔海相望。 03《海错图》. 国宝小档案 康熙六年（1667），喜好云游各地的生物爱好者聂璜在考察大量不同环境中的海洋生物习性之后，将自己对生物的爱好和绘画特长结合起来，开始创作一部画册，并将这部书命名为《海错图》。全书四册，前三册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第四册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海错”语出《尚书·禹贡》：“厥贡盐絺，海物惟错。”“错”是种类繁多的意思。西汉开始，人们就用“海错”来指代各种海洋生物，后来渐渐成为海洋生物、海产品的总称呼。 《海错图》是一本古代的海洋生物图鉴。作者聂璜可以说是一个古代的“博物君”，明末清初出生在杭州，是一位民间画家兼生物爱好者。苦于自古以来没有海洋生物的相关图谱流传，于是决定自己画一本。 ▲ 海错图康熙年间，他游历了河北、天津、浙江、福建多地，考察沿海的生物，每看到一种，就把它画下来，并翻阅群书进行考证，还会询问当地渔民，来验证古书中记载的真伪。 历经几十年的积累，终于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完成了《海错图》。 书中有图 340 余幅，除重复、淡水、非生物、神话、化生、友人代画者外，约计有 300 幅图文，涵盖原生、 刺胞、环节、星虫、软体、节肢、腕足、棘皮、脊椎 （软骨鱼、硬骨鱼、海蛇海龟、海鸟、海兽、海豚）等海洋动物和以海藻为主的海洋植物。如此巨幅长篇，可谓古代之最。
《海错图》所描绘的生物物种，虽然绝大部分是“取其可见可知者”，但聂璜为了对每一物种“绘而名，名而赞，赞而考，考而辨”，就绘以图形，因此本书的海洋生物也以其奇异的画风闻名于世。 这是聂璜唯一传世之作，之后，他就从历史中消失了，此书也没了下落。 雍正四年，这部书重现江湖。这一年的皇宫档案记载，太监苏培盛把《海错图》带入宫中，自此深受清朝历代皇帝喜爱。 ▲ 影视剧《甄嬛传》中的苏培盛乾隆特别看重这套书，他让人把这套画册重新修补、装裱，放在居室里，闲来无事，总爱翻翻。若干年后，他又把《海错图》收录在自己组织编纂的《石渠宝笈续编》中。之后，嘉庆、宣统等皇帝都很喜爱这部图谱。 到了民国，故宫文物南迁。辗转中，全套四册书分了家，现在前三册留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第四册则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回顾文物迁台的历史，让人想到李贺的两句诗——“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1948、1949年之交的隆冬，想必是一片凄凉，文化学者们抛家舍业仓惶离开，身后南京、秦淮波声渐小，最终消失在台湾海峡的风浪中。 他们很多人都没有想过，余生会一直谋稻台湾或者浪迹海外，还想着文物只是暂寄台湾，马上就会返回大陆。可惜的是，他们和它们，直到今天再也没能回到故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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