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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即规劝，又分为进谏与纳谏。谏议受到朝野上下的普遍关注，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完备的制度，这是中国古代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 据说尧舜禹曾设置谤木、谏鼓，咨询四岳，拜纳谏言。《尚书·酒诰》引据古语“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鉴）”。《诗经·民劳》有“王欲玉汝，是用大谏”的诗句。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都提出了各自的谏议理论。纳谏与进谏成为公认的君道与臣道。 广为人们征引的谏议理论主要有和同论、以道事君论、兼听论和疏导论。这几个理论都产生于先秦，它们从哲学、伦理、政治、舆论等诸多角度，全面地论证了谏议的必要性和政治功能，一直是后世谏议论的基础理论。 和同论着重从哲学的角度论证了君臣相互配合的必要性以及进谏与纳谏的重要性。西周末年的史伯（伯阳父）以和与同论兴衰、论君臣，主张扬和弃同。“和”，指事物相杂、配合；“同”，指事物单一。他认为，五行相杂生万物，五味相配调众口，而声调单一则无悦音，味道单一则无美食。在政治上，扬和弃同表现为君臣互补，任贤纳谏。 以道事君论依据社稷重于君主，道义高于权势，讨论君臣规范，倡导以谏议“正君以礼”“致君尧舜”。孔子主张“以道事君”。孟子主张“格君心之非”。荀子主张“从道不从君”，并赞颂谏臣、争臣、辅臣、拂臣。后儒提出“道高于君”。这些思想的共同特点是以谏为忠，把纳君于道作为臣下的义务。 兼听论着重从政治操作技巧的角度，论证了谏议的必要性。《尚书·洪范》提出一个君主决策的最佳方式，即遇到政治难题，君主应与群臣、庶人商议，还应以卜筮贞问，然后作出决策。《荀子·君道》《韩非子·八经》都对兼听与独断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韩非指出，君主一人智能有限，以寡治众，力不能敌，所以“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与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国”。 疏导论从疏导舆论、上下沟通、倾听民意、监控政情的角度，论证了谏议机制的重要意义。最先明确提出疏导论的是西周的邵穆公。他反对以诛杀弹压舆论，指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主张疏导舆论，让民众发泄不满。郑国子产的“小决使导”论和“不毁乡校”的做法也得到孔子的赞扬。《吕氏春秋》进一步指出，君主不纳谏诤是自我壅塞。 谏议理论又分为专门论君道与臣道的纳谏论和进谏论。谏议是一种君臣互动方式。进谏能否取得成效，取决于君主是否纳谏。唐太宗广泛征引典故，总结历史经验，其君主纳谏论最具系统性、典型性和代表性。他认为纳谏是对一切帝王普遍适用的政治原则，并从八个方面论证了纳谏的必要性及政治功能，唐太宗还主张通过容言、赏谏、立制、任人等手段，鼓励、引导群臣进谏。 重视纳谏，必然重视进谏。《易经》的“王臣謇謇”说、晏婴的“献可替否”说、孔子的“以道事君”说、孟子的“格君心之非”说、荀子的“谏争辅拂”说、《礼记·礼运》的“君臣相正”说和《孝经》的“争臣”说等，都是阐发进谏的重要论述，并广为征引。“扶危之道，莫过于谏”“国之将兴，贵在谏臣”，进谏关乎国家兴亡。 自秦汉设置“谏议大夫”等以来，谏议制度日渐完善。到隋唐，在中央各机构中有台、舍、给、谏四类言路官，互相补充，互相监控，形成了严密的监督、封驳、谏议机制。宋代以后，台谏逐渐合一，谏议的理论仍然在古代政治制度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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