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经》为巴蜀人创作，天下之中在西南，帝俊为其先祖

文/王德华

《山海经》中“皆逸在外”的后五篇——《大荒四经》和《海内经》，在十八篇中是以“附属”的性质排列在《五藏山经》《海外四经》与《海内四经》十三篇之后的。至于后五篇是一个整体，还是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文本，则需要我们对文本作具体的分析。

《大荒四经》只有东、西、南、北四荒叙写，不像《五藏山经》中有一明显的中心即《中山经》。《大荒四经》与《海内经》也不像《海外四经》与《五藏山经》那样，共同构成“地中—海内—海外”的王朝天下图景。蒙文通将《海内经》视作《大荒四经》中的一篇，认为《海内经》的中心也就是《大荒四经》的中心。但是仔细分析《大荒四经》和《海内经》的文本叙写结构，可以说《大荒四经》与《海内经》有着各自不同的“天下之中”。

首先，我们来分析《大荒四经》四方叙写结构所呈现的地理中心。《大荒四经》东西南北四方的叙写结构，其实就暗含一个四方的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地域究竟何在，《大荒四经》并没有明言，但是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大致确定《大荒四经》的中心所指。

其一，从所载内容来看，《大荒四经》叙写内容与前十三篇中的《海外四经》有着相同之处，而其最显者莫过于其中对各方方国的记载。《大荒四经》所述四方方国，绝大多数亦见之于《海外四经》。若将《大荒四经》与《海外四经》《五藏山经》进行比较，从其叙写的重合之处，即能够辨别出《大荒四经》四方包围的中心的大致地理范围。

其二，除方国外，有两处值得提出：一处是《大荒南经》所言舜葬苍梧之地：“南海之中，有泛天之山，赤水穷焉。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以舜葬处作为参照点，此地在《大荒南经》中为南荒之地。另一处是昆仑，《大荒西经》中有昆仑之丘，《西次三经》中也有昆仑，以昆仑作为参照点，可知昆仑在《大荒四经》属大荒之地，在《西次三经》中则明显属于海内。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大荒四经》记载的荆楚、西南巴蜀以及西北昆仑区域等地大都属于荒外之地，不在《大荒四经》四方呈现的“海内”范围之中。对《大荒四经》四方所呈现的“海内”范围的大致界定意义有二：一是《大荒四经》四方所呈现的“海内”虽然小于《五藏山经》的“海内”地域范围，但是“天下之中”是在河洛地区则无疑；二是南方荆楚之地与西南巴蜀之地不在“海内”范围之中，这为我们探讨《大荒四经》产生于南方地域提供了便利。

上文业已指出，《海内四经》四篇是以昆仑为中心的四方叙写，那么，与《海内四经》相较，列于《大荒四经》后的一篇《海内经》，此“海内”又是何指呢？

如果《海内经》叙写的内容也称作“海内”的话，那么，此“海内”的中心即是它叙写的中心。在《海内经》中，“东海之内”最为简略，只有一条。“南海之内”和“西海之内”记载丰富，占大部分篇幅，并且集中在今西南与西北部地区，这一区域也就是《海内四经》的昆仑区域。

但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海内经》中的“西海之内”的叙写中，竟然没有“昆仑”。对于“昆仑”这座名山在《海内经》中的缺位，我们的解释只能是，在《海内经》的“海内”图景中，作为“帝之下都”的“海内昆仑”并不在叙写的视野之中，昆仑只是到了《大荒西经》中才出现，叙写也较简略，只是作为《大荒西经》中的一座山加以叙述，对于其神，只说了外在特征，即“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与《海内西经》所说的开明兽相似。到了《海内四经》中，昆仑才成为“帝之下都”，并成为“海内”的中心。在《西次三经》中虽然也被视作“帝之下都”，但其作为“天下之中”的地位已悄然被《中山经》的核心区域——“地中”所替代了。

但是，《海内经》中虽然没有昆仑这座山，却有《大荒西经》《海内西经》《西次三经》所载录的昆仑区域中的一些标志性的神木如建木，以及水道如弱水等的叙写。比如建木：“有九丘，以水络之……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暤爰过，黄帝所为。”同时在《海内经》中也有“天下之中”的都广之野：“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杨慎《山海经补注》云：“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郭璞注曰：“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郝懿行根据王逸注《楚辞》引“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十一字，“是知古本在经文，今脱去之，而误入郭注也”，并指出郭璞注“天下之中”应依王逸注为“天地之中”。笔者认为郭璞的“天下之中”较适合神话原义，即表明此“都广之野”是天帝的“天下之中”；而天地之中，则不仅是天中也是地中。从《海内经》对都广之野的叙写来看，主要突出了都广之野动植物的神性和祥瑞特征。《淮南子·墬形训》云：“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可以认为，“都广之野”正是《海内经》中的“天下之中”。

由此可见，《大荒四经》与《海内经》，其“大荒”与“海内”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相互关联的地理单元，即单纯地理上的指称；二者之间也并不构成四方“大荒”与中心“海内”的关系，而是分别反映了以“四荒”所呈现的中原地域中心和以“都广之野”为中心的两个“天下之中”。

如果说前十三篇是北方对上古时代“天下之中”的地理建构，那么后五篇则反映了南方对上古“天下之中”的地理建构。蒙文通对上古的族群融合与地域分布有着深入的研究与精到的见解，他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一文中认为，《山海经》叙写的传说核心人物帝俊以及生产工具和生产技能的创造发明者，与中原古史传说系统《世本》《汲冢竹书》《大戴礼记》《史记·五帝本纪》有别，说明《山海经》产生于巴蜀、荆楚。但是他未能注意到其所列出的帝俊及发明者完全出自后五篇，尤其是作为天神与人祖的帝俊不仅未出现在北方古史系统之中，也未出现在《山海经》的前十三篇中。如果从文本叙写的人物角度进行比较，我们只能说《山海经》的后五篇出自南方巴蜀、荆楚。

当然，认为《大荒四经》《海内经》五篇为南方地域的产物，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后五篇反映了南方上古“天下之中”的建构及地理观的演变。从《海内经》叙写的神话传说人物与文本叙写结构来看，《海内经》的人物叙写方式，并不是以方位加以安排的。《海内经》在按照方位即东海之内、西海之内、南海之内、北海之内叙写“海内”之后，集中叙写了炎帝、黄帝、帝俊、少皞及其后裔，太皞是在叙写巴国历史时出现的，虽然游离于群帝及其谱系的叙写之外，但是性质却等同。所以，若加上太皞，则具有谱系的群帝包括炎帝、黄帝、帝俊、少皞及太皞，除帝俊外，其余四帝与北方古史系统中以方位划分的五帝系统多有重合。从这一角度来看，笔者比较倾向于徐旭生的观点，即炎帝、黄帝、帝俊、少皞、太皞属于五个较大的氏族或部族，他们在《海内经》中以相同的身份被叙写，说明《海内经》中作为“天下之中”的“都广之野”，是南方巴蜀人以自己部族所在为地理中心对“天下之中”的地理建构，叙事文本所指涉的是古国时代部族融合的历史及地理思想。

除了众帝外，还有作为众帝之裔的发明者。这些发明者，与《世本·作篇》所载的“作者”即众多发明者绝无雷同。对于这种现象，蒙文通认为是南北地域不同造成的，这也许是一个原因。若进一步比较《海内经》与《世本》关于“作者”的叙述，则可发现有两点不同：一是《海内经》中的“作者”，虽有姓名，却是作为众帝后裔、在众帝的谱系中叙述的；二是在帝俊、炎帝、少皞、太皞、黄帝的谱系中，唯独黄帝、太暤的后裔没有“作者”的交代；而《世本》中的“作者”，据汉宋衷注大都为黄帝臣。这种明显的不同，说明在《海内经》中帝俊最为重要，因为他的后裔“作者”（发明者）最多。这也说明作为天下之中的“都广之野”正是以帝俊为首的众帝的“天下之中”，文本指涉的正是僻处西南的巴蜀以自身族群为中心对“天下之中”的地理建构，置于众帝谱系中的“作者”，反映了南方边缘族群对帝俊的推崇以及对其他帝系族源的尊重。

其次，我们梳理《大荒四经》叙写的众帝之裔在四方建立的方国。《世本·居篇》是对古帝王、诸侯和卿大夫的居地及迁徙情况的记录，上古时代帝王居地主要在中原一带。如果我们将《大荒四经》与之相较，则可发现《大荒四经》的方国除了一些没有谱系的方国外，大都是古帝之后裔所建，涉及的古帝有帝俊、颛顼、黄帝、少皞，其中颛顼出现十次，帝俊出现七次，黄帝与少皞各三次，炎帝一次。与此相应的是众帝后裔及其分布于四方的情况：帝俊后裔多在东方，南方次之；颛顼后裔以北方为多，南方、西方次之；黄帝后裔主要分布在西方与北方；炎帝后裔主要在北方；少皞后裔则除东方外，其他三方各有一裔国。由于帝俊与羲和、常羲化生日月的神话，故而帝俊在《大荒四经》中地位颇高。就四方方国来看，帝俊后裔之国也最为显著，“黍食，使四鸟”是他们的标志。徐旭生认为四鸟是帝俊族群四个氏族的图腾标志。颛顼之裔国也大都食黍，有的也“使四鸟”。从这方面看，颛顼与帝俊有着某种相承性。《大荒四经》中两次提到颛顼生老童，据《世本》老童为楚先，屈原《离骚》说“帝高阳之苗裔兮”，自称是颛顼帝的后裔，确有所本。应该说在《大荒四经》中的古帝，除了帝俊就是颛顼，从帝俊是楚地创世神话的重要人物之一、颛顼又为楚人的祖先来看，《大荒四经》或许如袁珂所说为楚人所作。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帝俊作为族群先祖，他的族群属性发生了明显变化。《海内经》中帝俊与黄帝、太皞、少皞、炎帝没有血缘关系，而在《大荒西经》中，帝俊却与华夏集团中的四姓(姜、销、姬、姚)产生了关系，所以徐旭生认为：“姜、姬、姚均属华夏集团，姜、姬二姓又为炎黄二帝的宗姓。销姓出于帝鸿，帝鸿实在就是帝江，又见于《山经》中《西次三经》，那也当属于西北方的华夏族，所以说帝俊的传说出于华夏集团，可以说没有疑义。”帝俊族群身份的明显变化，说明边缘族群对自身族群祖先中心化具有一定要求。这与上文所说的《大荒四经》四方所呈现的“海内”以及海内“天下之中”所指涉的中原区域也是一致的。《大荒四经》亦如同《海内经》一样，是边缘族群通过“大荒”四方的叙写，建构了以众帝为中心的四方地理空间与社会组织形态。这一空间结构与组织形态，反映了上古王朝时代边缘族群对中原华夏族群的认同，也反映了边缘族群对其中心族群后裔身份的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