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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武术的发展过程中，1900年前后的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对中国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事件，这一影响就是义和团运动对中国武术的发展产生近乎毁灭式的重创。然而对于这一重要事件，除了在笔者的著述中有所探究外，在目前见到的有关中国武术史的著述中，几乎都有意或无意的回避了这一事件对中国武术发展的影响，其结果造成对中国近代武术发展大多处于低质化叙事这一现象。 义和团运动对中国武术的负面影响突出的体现在使当时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对习武普遍鄙夷，甚至认为拳与匪几为同类，乃至对武术这种文化载体的强烈排斥。 当时这种排斥达到什么程度呢？ 举个例子，1909年精武体操学校在上海成立，1911年中华武士会在天津成立，这一南一北的两个武术组织是日后对全国影响最大的两个武术组织，然而一个借用西洋体育的之名冠以“体操学校”，一个借用了东洋日本武士道的名号称为“武士会”。两者皆有意回避使用“拳术”或“武术”一词。 陈公哲在他的回忆录《精武会50年》中写道： “'拳术’二字之引起世界认识之不良印象者，时当满清光绪26年，即公元1900年，义和团起事于天津传授团员以拳棒符咒，谓能避枪炮子弹，此种印象深印于士大夫及外人脑中，以为凡练习拳棒者，皆为拳匪余孽，有识之士，莫不退避三舍。丁此时期，提倡武术，其难可知。” 这时距义和团运动已经过去10年左右了，其负面影响依然深重。 由于义和团运动对中国武术产生了近乎毁灭式的重创，一些对中国武术具有深厚情怀者或对中国武术的文化价值具有独深体悟者，面临着如何为中国武术找一条再生之路的问题。陈公哲、李存义、孙禄堂、马良、张之江、李景林是这一时期探究中国武术如何发展在不同维度上的几位代表人物。其中孙禄堂解决了中国武术发展中最为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孙禄堂对中国武术的文化本体进行了鼎革立新①。本文扼要介绍孙禄堂这个维度，，对其他几位将专文另述。 一方面，孙禄堂感到对武术的文化价值与文化地位这个问题若得不到解决，那么他所体悟到的武与道合这一武术所具有的至高人文价值的武术文化就不可能得到传扬与发展，甚至要被淹没在历史的潮流中。另一方面，孙禄堂也认识到要传扬这一文化就需要对中国武术进行形上形下融合为一体的体系性建构，即文化内涵与技击效能的统一以及对技击效能本身的升华，即对中国武术的文化本体进行鼎革立新。 那么如何破题呢？ 孙禄堂认为提升武术的文化地位，就需要对中国武术的文化本体进行鼎革立新，但这一鼎革立新的武术文化还需要得到知识阶层的认同与参与，才能有利于被社会认同和广泛传播。换言之才能使武术文化在中国这片文化土壤中扎根②。于是就面临着其学术上的创新型实质成就与中国传统文化崇古价值观的实际矛盾。 那么如何调和这一矛盾呢？ 孙禄堂认识到首先需要提升武术的体用效能确能与道同符，同时也需要在传播方式上不得不采取某种妥协。 那么孙禄堂如何提升中国武术的体用效能与道同符的？简言之，其核心是孙禄堂建构了武学体用的自主效能结构，这一结构呈现在有无并立的三个层面：技击过程中作用的自主性、技术与技能结构优化的自主性和认知与精神层面的自主性。即自主作用、自主优化、自主精神。更进一步的论述见《绝顶出青云 武者 武学 武道》（香港国际武术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中各章所述。 关于孙禄堂采取的妥协是，其一用古人的旧瓶子装自己的新酒，把自己对中国武术文化的原创性成就托名于古人的名下，即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的创新性成就列于所涉各派前人的系统内，并为此对一些拳派拳师的造诣进行了不恰当的拔高，如无任何事实根据的在《拳意述真》中拔高了杨露禅、武禹襄的武功造诣。由此，孙禄堂以自己原创性的武学成就不仅提升了形意拳、八卦拳的武学地位，也把杨氏太极拳和武氏太极拳拔高到一个他们实际上并不具有的功效与文化的高度。其目的是想由此将这些旧有的拳派在技理技法上统一到自己开辟的新的更高层次的武学轨道上进行实质性的提升。这对于那些求于武学的学问实质而不关注举谁的门派之旗者自然是一种福音，因此当年《大公报》记载孙禄堂的武学令“海内精技艺者无不望风倾倒。”然而对于那些举旗者，虽然他们得到了孙禄堂赠与他们的武学地位，但却受其名而不受其质，固守陋技，使他们的武术始终在低层次上徘徊。 由上可知孙禄堂为了提升中国武术的文化地位并进行传播的逻辑是：首先提升中国武术的文化意蕴与体用效能达到与道同符，其次竭力让知识界认识并认同中国武术具有这一文化价值并参与传扬。因此这就需要迎合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古人的价值评估，于是需要将自己对武术文化的原创性成就托名在古人名下。孙禄堂所托名的古人有达摩、岳飞、张三丰。 那么孙禄堂是如何提升中国武术的文化意蕴与体用效能达到与道同符的？ 这就是孙禄堂建构的以其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拳三拳合一为基础的武学体系。孙禄堂将他的这一武学体系在形而上的层面表述为与儒释道三家相表里，在具体体用层面，通过对直中、变中、虚中三大基本能力的建构，涵盖了技击中所有制胜模式，达到技击时具有“于不闻不见中感而遂通”的制胜之能，所谓“不求胜人，神行机圆人亦莫能胜之”之能。 按照孙禄堂表述其武学体系乃是源自古人这一说法，他的这种与道同符的“于不闻不见中感而遂通”的制胜之能就不能表述为仅是他一人所独具，而是需要让与其形意、八卦、太极三拳在名义上有关联的几位“宗师”也被表述为具有“于不闻不见中感而遂通”而制胜的能力，以致孙禄堂在其《拳意述真》中无任何事实根据的把杨露禅和武禹襄的造诣也列在这一境界中。 那么，为什么说孙禄堂在《拳意述真》中把杨露禅和武禹襄列在具有“于不闻不见中感而遂通”这一境界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呢？ 其一，在《拳意述真》中没有杨露禅和武禹襄具有相关造诣的传说事例这类记载。 孙禄堂在《拳意述真》第8章“练拳经验及三派之精意”中，首先介绍了自己拳与道合的体验过程，据此提出“拳术至炼虚合道，是将真意化到至虚至无之境，不动之时，内中寂然，空虚无一动其心，至于忽然有不测之事，虽不见不闻，而能觉而避之。《中庸》云'至诚之道，可以前知，’是此意也。”进而举出四位拳家董海川、李能然、杨露禅和武禹襄，声称他们也达到了这一境界。然而，孙禄堂并没有见过这四位，对这四位的造诣也只能是听来的，而且也只是听到过董海川、李能然二位有类似这等造诣的事例，为此将其有关传说中的事例收录在《拳意述真》“董海川”一节和“李能然一节”中，而对于杨露禅与武禹襄都没有听说过他们有类似的事例。如在《拳意述真》“杨露禅”一节中仅仅记载了“杨先生，字露禅，直隶广平府人。喜拳术，得河南怀庆府陈家沟子之指授，遂以太极名于京师。来京教授弟子。故京师太极拳术皆先生所传也。”而对于武禹襄则言之更加明确“武先生，字禹襄，直隶广平府人。往河南怀庆府赵堡镇陈清平先生处，学习太极拳术，研究数十年，遇敌制胜，事迹最多。郝为真先生言之不详，故未能述之。”显然在这里“遇敌制胜，事迹最多”不过是泛泛空言，因为连其徒孙郝为真也不知道武禹襄具体有什么“遇敌制胜”的事例，以致于在《拳意述真》中未能录之。换言之，如果孙禄堂听说过杨、武二位有相关的事例，在《拳意述真》中是不会不记上一笔的。所以说《拳意述真》是在无任何事实依据甚至连相关的传说事例也没有的情况下，硬生生的把杨露禅和武禹襄的造诣拔高到拳与道合这一境地。 其二，杨露禅与武禹襄的太极拳体系从其武学原理及其技理技法上讲，难以达到 “于不闻不见中感而遂通”这一拳与道合的境地。相关理法辨析与具体论述见《绝顶出青云 武者 武学 武道》（香港国际武术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第二篇第8章、第9章、第10章、第11章和第四篇第1章。本文从略。 其三，民初，自1928年到1933年这五年间，先后举行中央国术馆首届国术国考、浙江国术游艺大会、上海国术大赛、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国术比赛和中央国术馆第二届国术国考等五次全国性的擂台比赛，这五次全国性擂台比赛的实战战绩表明，练习杨氏太极拳或武氏太极拳者，从未取得任何名次，其中不乏练习杨氏太极拳和武氏太极拳十数年者。因此，实践表明杨氏太极拳与武氏太极拳难以产生拳与道合的效能。而在这五次全国性擂台比赛中，一些练习孙氏拳仅二三年甚至一两年者就取得了名列前茅的战绩。如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前6名中的曹晏海、胡凤山和马承智皆随孙禄堂习武不足两年，上海国术大赛第三名的张熙堂随孙存周习武不足3年。因此，从这个侧面也印证了孙禄堂酿造的“新酒”与旧瓶子中的“旧酒”存在质的区别。孙禄堂用旧瓶子装自己的新酒，是想以自己的新酒来提升旧瓶子的文化地位与价值。孙禄堂的这个新酒就是他创立的以其三拳合一为基础的武学体系，这个旧瓶子就是孙禄堂主要涉猎的各派武术。因此，清史馆纂修陈微明记载孙禄堂“提倡武术，厥功之伟，盖前代所未有，此语非余一人之私，乃天下之所公许”③。笔者认为这里的所谓“提倡”不应该仅仅限于对中国武术的宣传这一意蕴，而应包括对中国武术的提升与倡导这二者。 因此，孙禄堂以他人的旧瓶子装自己的新酒源于三者： 其一，有利于迎合中国知识阶层的文化价值评估传统。 其二，有利于提升他所涉猎的旧有武术各派的技理技法。 其三，有利于释解武术内部各个派别之间以及新旧武术体系之间的矛盾冲突。 综上，因义和团运动引发庚子之乱后使中国武术的发展陷入绝境，孙禄堂所苦心孤诣者是为中国武术寻找一条再生之路，一方面，他以一人之力将中国武术的文化品质与体用效能提升到与道同符的高度。另一方面，在传播方式上孙禄堂不得不采取某种形式的妥协，表现为以他人的旧瓶子装自己的新酒，由此也把一些旧有拳派及其代表性拳师拔高到一个他们实际上并不具有的造诣境地和文化地位的高度。 注： ① 参见《绝顶出青云 武者 武学 武道》（香港国际武术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的繁体版，2022年10月出版的简体版）。 ② 参见《重印孙著<拳意述真>序言》(《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17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及《东方学术概观》1975年7月梁漱溟著。 ③ 《金刚钻月刊》1934年第1卷第6期“祭孙禄堂先生文”陈微明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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