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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姐夫打电话告诉我，前些天父亲托梦给表姐，说他的“屋”漏了，往里灌风进雨。这个梦叫他俩心中不安，就骑上三轮车，带着铁锹，到父亲的坟上看了，果然真有个洞，可能是不久前那场大雨浸灌的。最后，表姐夫对我说，那个洞已补好，你放心就是。不知怎么，这事装在心里就放不下了。两天后，我回家，见过母亲后，就赶去了父亲的坟前。村公墓在村东杨树林中。这是全村父老乡亲的又一处生活之所。在另一个世界里，若干辈子的前人们都在这里相聚。视死如“归”的五柳先生陶渊明，将这种居所称之为生命最后永远归之的“本宅”。在这个规划得也很整齐，不过稍稍微观了些的村落里，最东边一排，从南往北数，第三户就是父亲的宅子。我围着他的宅子转了一圈，看到姐姐和姐夫填补土坑的痕迹还在。我带了点心、火腿和盒装的鲜奶，献给那边的父亲。这都是他生前最喜欢吃的。小瓶北京红星二锅头，是我随车带的，也给他斟上一点。只一点，他不能多喝，喝多了会过敏，喘不过气来。这回，我本想控制着不流泪的，可是终究还是没忍住。四周空无一人，我任两行清泪顺腮流淌。问候过几句话后，我就开始数落他给表姐托梦的事。我说，我姐姐身体不好，你是知道的，你给她托一回梦，就会成了她和姐夫若干天的心事。你有事，和我说还不行吗？到了那边了，怎么还老给我姐姐、姐夫添麻烦啊。你得记住，以后有事不能和她们说了！晚秋的季节。已泛黄的野草和杨叶，送给人满目凄凉。正是北雁南归时，哀鸿声远，断人心肠。天空阴沉沉的，预报说是有雨，但没有下。紧一阵缓一阵的东北风荡过原野，扫过杨林，吹过我心。杨叶飒飒，声如涛涌。不时有衰败至极的黄叶，翻着跟头从空中飘落。我说的，你要是记住了，就让一片杨叶打到我的头上！我默默地祷告，合上双眼等待。许久。没有应验。我叹口气，睁开眼，坐到父亲的坟前，任已不再年轻和敏捷的思绪信马由缰。我的目光穿越了那层不是太厚的黄土。黄土下边安放着一个不大不小、不贵不贱的盒子。那盒子是一年多前我抱到坟边，然后由别人安放下去的。那里头，是化为灰烬了的父亲。倏然间，电石火光般地一闪，我有了一个发现：是因为我没有满足父亲最后的心愿，他所以生气，所以有事才不托梦给自己的儿子。他是上年正月二十四过世的，活了97岁。据说他是村里好多辈子以来享寿最长的男人。去世前两个多月，往板凳上落坐时，不小心一屁股跌坐在地，沉重的身躯挫断了或已糠化了的胯骨，他从此不起。我一直盼他能活过百岁。在我的老家，百岁老人每年都有一定现金的补助。我和妻子多次对着他已聋得很厉害的耳朵大声说：“你得活到一百岁，给我们挣钱花啊！”开始，他总是咧开没牙的嘴巴笑笑，伸出几个手指头，意思是，你看，我在努力着呢，就差这几年了！但在去世前一年多，他对这话已没了反应，只是茫然地瞅瞅你，并不作任何回答。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心里涌出阵阵酸楚，明白了什么叫风烛残年，什么叫油尽灯枯。我知道，他像一部磨损得非常严重的机器一样，随时都在准备熄掉他的生命之火了。我自己不怕死，但我很怕身边的亲人舍我而去。每次一想到本来活生生的人突然间与你阴阳两隔，唯有记忆留存脑际的时候，就会痛苦，就会茫然。再说，只要有老人在，我就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依然有资格拥有童心，而童心是生命活力的发动机。我虽然有了孙辈，但因有他和母亲的蔽罩而依然童心不泯。“明明，双双！快些上东坡，刨坑把我埋了啊！”在过世前好几天里，他一次又一次发出呓语，用我两个女儿的名字低低地呼叫我——自从我有了孩子，父亲就用孩子的名字招呼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在耗尽最后的能量，振起那一缕游丝之气，叫我去完成他若干年来最大的一个心愿：将他的肉身埋入黄土。一屋子的亲友们都不知如何安慰或是回答他——其实任何的安慰、任何的回答，他也已无从知晓。而我，也只能流泪。大约是从八十多岁的时候开始，他就害怕听到有人辞世的噩耗。只要听说了，他就会一两天闷闷不乐，茶饭不香。所以我对常到我家去的人都嘱咐过，不论谁没了，不管是否是他认识的，都不要跟他说，免得给他增添些无谓的恐惧。其实，在此前，我也曾多次听到他同年迈的乡邻们谈到过火化。每次，他都会自言自语地一次次说出下边的话来：“人没了，还要去烧成灰……像过去那样，埋了多好啊！”直到今日，我才发现了自己本不该有的一个疏忽，将他怕火化误以为了他怕死。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模式化的习惯思维：他不识字，又不在教，所以对死难免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想到这里，我很内疚，内疚得不知如何说才好。这么多年来，我多次听到过他对于死亡和丧葬方式的内心表达，但却没有认真地同他有过哪怕是一次思想上的交流与沟通。我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知识，自以为揣摩透了老人们的心理。而且，我还总是懵懵懂懂地以为，不缺他钱花，不缺他爱吃的东西，身体不舒服了又能及时为他医治，这就尽到了做儿女的责任。但是，作为儿女，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这个道理，我也早就明白，而且还多次以此教育过他人。可是，明白了却又懒惰于去做，岂不更为可恨与可恼！从父亲往上数，三代之前，我家祖上曾是个殷实人家。但后来却越过越是潦倒。到了父亲小时候，因为老是断顿，奶奶就不得不常常领着孩子们沿街乞讨了。父亲有两个姐姐，兄弟三人。孩子多，又穷，就不金贵，所以祖父母竟然没有记住父亲的生日，只记住他生在六月。而那年有两个六月，到底是前一个六月还是闰六月，也全无了印象。父亲80岁前从未过一次生日，后来还是表姐夫提议定了六月六作他的生日，才过起来的。这也是我想起来就不肯原谅自己的事情。父亲年轻时，家里只有很少的一点地，两代人主要靠做长工和打短工度日。土地成了他最渴望得到的东西。土改前他一星半点地置买下几块土地，却将自己从贫农的队伍中挤了出去。有了地，他就更玩命地劳作，梦想再得到更多的土地。他身高体壮，恨不能只喝凉水，只呼吸空气。但老天就像在捉弄人，就在他踌躇满志想靠勤劳来恢复祖上的基业时，命运却同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1956年，土地和人都要入社。他想不通。因为他笃信那么多人掺合到一起只会便宜懒汉二流子。他软磨硬抗拖了一年后，是党员的三叔领了上头的政治任务，包着做他的工作，并且话说得已不是很好听，他才很不情愿地加入了农业社。但即便是土地充了公，他还是对土地有着强烈的感情。他一直是生产队的好社员，闷着头只知干活，而且不管干什么都要做得最好。大包干后，他更是一门心思扑到那几小块承包的土地上。老了，他就摆弄自己的小院子。到了90岁上下时，只要身上还能生出一点力气，他就挣扎着在小院里种上蔬菜和几棵庄稼。后来实在干不动了，他便双膝着地，跪在地垄里，慢慢地朝前爬着劳作。我见了，便去想搀他起来。他执意不听，我也只好松手。再后来，我也就不再勉强于他。有很多次，我长时间站在他旁边，默默地看着他做着自己心仪的事情。每次看到他的样子，我的心灵都要受到撞击。我如同看到了青藏高原上的朝圣者，心无旁骛，匍匐前行，膜拜的双手捧出渴望与虔诚。而黄土地，就是他心中圣洁的神灵，或者说简直就是他自己的灵魂。他跪在地上，与其说是向土地索取，毋宁说是在向大地感恩，感谢大地给了他一生的恩典。看到老人雕塑般的身躯，我总是想，如果有大手笔的人物画家或是雕塑家，一定能够以他为原形，创作出一幅骇世之作，题目就叫《灵魂的守望》，或是《黄土地上的朝圣者》。土地真是他的魂。他好像就是为土地而生的。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永远守望并亲近着脚下的黄土地。而我，与他恰恰相反，从懂事起，我就以离开这片黄土地为追求。矛盾不可避免地由此而生。这是观念的碰撞，是时代前进发生的摩擦，是两代人在代沟边上的不可躲避的交锋。母亲对此不甚明白，她认为这是爷儿两个“犯相”，是我和父亲性格不合的结果。他好像并不羡慕做官的和经商的，在他看来，那有点像是另一个星球上的事情。他不懂，甚至有些望而生畏。他一生胆小怕事，很想关起门来朝天过。他尤其怕官，对当官的敬而远之，实在撞上了，躲不开，就满脸堆笑，退避两步，怯怯地不知说什么才好。他零距离接触的最大的官，就是公社以下、管理区的一个李主任。他先前虽然让我去读书，但在他心目中，读书的目的却不是做官。目的何在，我猜他也并不清楚。我自小不爱劳动，又因为学习成绩好，所以从上初中开始，就为自己勾勒了不止一幅虽然模糊但却与他的期望背道而驰的图画。“文革”来了，因出身中农，我未被推荐上高中。他却高兴起来，并开始为我，也是为他构画一幅蓝图：爷俩个，两个棒劳力去生产队劳动，多挣工分，然后我早点娶妻然后接连不断地生孩子并代代劳作于黄土地上。回想起来，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我违背他心愿，与他发生摩擦冲突，最大的一次，就是我当兵远行。这在彻底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同时，也将他的愿望永远击碎。那是1969年年底，我躲着他偷偷报名，目的再清楚不过，就是要以此为跳板离开农村。虽然国家兵役法上并未明文规定独子不能当兵，但这种不成文的观念，在那时的老人心里根深蒂固，所以我很清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困难重重，而这愈发增强了我的斗志，调动起各种力量去做父亲的工作。而这时，给我提亲的接连不断，他正处于兴奋状态，盼我尽早些娶妻，所以很怕我远走高飞难找寻。母亲站在我一边，双方各持己见，事情闹得很僵。关键时我请来了姥娘作援兵。父亲很孝敬我姥娘，只好违心地同意我的意愿。带兵的到家里走访，问父母的态度。虽然我早给他打过“预防针”，并狠了心，说了如不怎样我就怎样来要挟他，但我心中无底，砰砰乱跳，很怕他一句话葬送了我的前程。谁知他吭吭几声以后，竟石破天惊地说出一句：“愿意，愿意，去保国家，打鬼子，俺全家都愿意啊！”这使我对他的不满立时烟消云散，并且好生感激。我穿着没有帽徽领章的军装去公社集合时，父亲挤在为我送行的人群中不断地抹泪。那是我见过他唯一的一次流泪，我装作看不见，但感觉那泪就像是滴到了我的心里，很涩很酸。我是独子。他梦里也盼我能有男孩传宗接代。妻子生了双胞胎，是丫头。他盼着我再生男孩。妻子后来怀孕流产时，他偷偷地流泪，对我母亲说过应该留下那个孩子。没有孙子，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但从两个丫头降生到他过世，整整30年的时间，他从未对我夫妻俩提过一字。可能在都是“国家人员”的儿子和儿媳面前，他感到自卑或是明知说也无用故尔干脆缄口不言。为他超乎寻常的明晓事理，我反而感到难过。我知道，在这事上，他也同我存在隔阂。虽然稀罕孙子，但他对两个孙女依然视作掌上明珠。一直到死，他始终分不清两姐妹哪个是姐哪个是妹，见到了都是明明、双双地喊着，而两个孙女，也就不管他叫哪个名字都赶紧答应。有一次，院里种的向日葵熟了，他背了一包袱，后半夜3点多钟起身，步行3个小时，到了我们居住的县城宿舍门口，高声叫着孩子的名字。这件事我的妻子至今还常常提起。亲友或是邻里送点什么稀罕东西，他就放起来要留给孙女。好多次都放坏了，他也舍不得吃。为这事我和妻子说过他多次，他充耳不闻，照常我行我素。我父母的情也换来了两个孙女对他们的爱。现在，在机关长大的孩子很少有对老家一往情深的，但我的两个孩子却不是这样。她们从不嫌家里脏和冷，经常跑回家去看望两位老人。有一次，父亲便秘七八天，疼得直喊，实在无法了才打电话告诉我。我将他拉到我住的城里治疗，在急诊室里，两个孙女动手给爷爷抠下了大便。这事使我都好受感动。父亲出殡那天，两个丫头哭得死去活来，谁也劝不住，乡亲们说，老人家没白疼这两个孩子啊！粗犷的线条，简单的墨色，涂抹出了父亲的一生。他是一幅焦墨画，甚至都没有大写意水墨的绚烂与淋漓。他是个极普通所以也就极典型的农民，普通得在任何一个村子里可以说是随处随时可遇。固守于黄土地，劳作于黄土地，多生孩子——最好是多几个男孩再厮守于黄土地，死时将完整的身躯返还给黄土地，这就是他一生矢志不渝的心愿。父亲生于1911年农历六月，属于清朝人。从他往前，直到秦始皇或是更早，历代相沿，几乎都是如此简单的重复。但自他往下，社会却在急剧地发展变化。他对这些变化，反应好似非常迟钝。除了农业上的新技术之外，他对新鲜事物很少产生兴趣。几乎是一字不识的他，看不了报纸，甚至也很少看电视。而他看电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回，竟是他夜深了还坐在那里看一个高等数学的讲座。屏幕中，只有一个老师在讲台前讲，往黑板上写。我忍住笑，问他看到了什么，他茫然地摇摇头，说上头有人在动。他深沟壁垒，封闭起自己的思想，而我又没有真正坐下来好好和他沟通过，直到他辞世。像我很难真正地明白他一样，他也很难真正地明白我，很难明白整个社会的沧桑巨变。去年正月二十三日夜里，父亲已进入弥留之际，而我们却都认为他可能还不要紧。多日的疲劳使我在对面的屋里昏昏睡去，等到母亲高声呼喊，我披上衣服窜过去时，老人家已停止了呼吸。我没有掉泪，也不想掉泪，甚至都没有动情地呼喊他一声。呆呆地盯着他瘦削的面容，茫茫然我脑中只是一片空白：生我养我对我疼爱有加共同生活了近60年的人，就这样刹那间生死歧路，你说人生天地间，究竟有何意趣？我真地希望父亲有魂魄，最好有所谓的七魂三魄，其中一部分再来人间，托生于一个殷实而善良的人家，另一部分还在天国，享受我们的祭祀，在远远的苍穹看着我们，降给我们福祉，并等待着我，有朝一日前去相聚。那时，我会同他作朋友式的长谈，同他讨论甚至是争论很多很多的事情。而其中有件事，我会这样对他说：“不是我当时对你的话不以为然，你看，我不是照样烧作灰烬来同你相聚吗？不光是我，大家都得化为灰烬。有一个叫周恩来的，你不知道他，他可是当总理的，比李主任大着很多很多的大官，他也被烧掉了，而且他的骨灰扬得到处都是……”稀疏而硕大的雨点落在杨树林中，打在杨叶上，发出“哒哒”的声响，秋风依然“呜呜”地穿过杨树林，其声如泣如诉。这不是秋雨的雨点，也不是秋雨的下法。但它真地就是这样下起来了。我站起身，准备离去。就在此时，一片杨树叶，打中了我的头顶，然后又打着旋儿，落到了脚下的黄土地上。（200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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