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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东汉时传入中国，起初只在宫廷、贵族等社会上层中流传，在他们的眼中，浮屠之学不过是神仙方术之一，是构成他们奢侈生活中赏玩、消遣的一部分，充其量不过是与黄老之学并列的东西而已。 魏晋以后，佛教在门阀士族势力的支持下，迅速发展，不仅在社会各阶层拥有众多的信徒，而且寺院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随着佛教经典的不断传入，开始形成各具特色的佛教宗派。 原始的民间道教，经过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的洗礼，其中张角的太平道遭到禁止，而张鲁却由于投降了朝廷，他的五斗米道被保留下来，允许传播。 不过，其教义中原始平等色彩却被阉割殆尽，而适应社会上层需要的神仙之术、炼食丹药的部分却发展起来，至北魏的寇谦之，将道教改造成融诫律、养生术、符箓、金丹为一体。 具有了与儒、佛并列地位的大型宗教，以致被北魏皇帝定为国教，并越来越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重视，仅次于儒学、佛教，成为他们维护统治的工具。 1、佛道之争佛教与道教在其发展过程中，既有融合，又有斗争，尽管互有进退消长，但由于它们在支持统治中所各自具有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因此不但没有受到削弱，反而使它们不断获得新的思想，其教义更加充实和丰富。 从佛、道斗争的总的情况来看，佛教的势力要胜过道教。不过，从隋朝建立以后，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道教的势力和影响大大增强。 北周时道士张宾、焦子顺，曾经是周武帝宇文邕崇道灭佛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但在杨坚密谋篡周时，他们又向杨坚密告受命之符，说星历有代谢之征，杨坚当为天子。隋朝开国后，张、焦二人自然大被知遇，颇受重用。 非但如此，隋文帝杨坚开国以后，在继续尊崇佛教的同时，由于张、焦的缘故，大修宫观，广度道士，显示了道教在新朝中的不同寻常的地位，推动了道教势力的发展。 隋炀帝杨广既崇佛又奉道，为晋王镇扬州时既与道士王远知过从甚密，“豪墨所至，必馨今古，辞义所该，殆无遗逸。” 即位后，又以王远知为师，亲执弟子之礼。 又是同一个王远知，见天下大乱，隋朝气数将尽，又向李渊密告符命，称李渊当承天命，还说李世民“方作太平天子”。
图源：影视剧照 唐朝建立以后，佛、道矛盾更加剧烈，斗争更加复杂，而道教却因此获得极大发展，其地位有史以来首次被排在佛教之上。 在唐朝初年，佛教首先遇到的挑战不是来自道教，而是太史丞傅奕。 傅奕反佛，主要是以佛教违背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寺院经济给国家带来的危害为出发点，他指责佛教徒“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 所以，为了维护纲常名教和巩固统治秩序，傅奕主张从根本上废除佛教，请皇帝下令天下僧尼还俗婚配，生育子女，增加生产，使天下足兵足粮。 傅奕的反佛主张理所当然地遭到朝廷中信奉佛教官员的反击，最高统治者也不会轻易接受傅奕的主张，而放弃佛教这一得心应手的思想武器。 尽管傅奕反佛的立场极其坚定，态度极其鲜明，然而在统治阶级重视儒、佛、道“三教”并用，三者互为融合的唐朝初年，傅奕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思想武器，是不可能在理论上战胜佛教的。 但是，傅奕的反佛主张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强烈震荡，挑起论战，使儒、佛、道三家都加入了论战，成为唐朝思想界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 从论战的阵容上看，形成了儒、道联合与佛教对阵的局面。论战的基本内容之一，即是佛、道孰先孰后的问题，由于这一问题关系到二者在唐王朝的政治地位和切身利益，所以是争论最激烈的问题。 由傅奕上疏反佛而引起的论战，其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傅奕奏疏的本身，特别是佛、道先后问题已经涉及到了唐朝统治者对儒、佛、道三者采取何种政策的根本问题。 2、道先佛后的排名于是，这场论战也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以致唐高祖李渊亲自出面干预这场论战。
图源：影视剧照 在武德八年(625年)，李渊召见儒、佛、道三家代表人物时宣布“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教。” 李渊的金科玉律，为佛、道先后的争论作了总结。 李渊把道教、儒学排在佛教之先，从表面上看，其根据是以道、儒发生在前，且为中国原生，实际上是包含了对道教在唐朝建立过程中所做出贡献的回报，藉此而极力笼络之，使道教成为其巩固统治秩序的得力助手。这是佛、道二教互为竞争过程中的大事，道教在统治者的保护下，第一次排在了佛教之前。 李渊的道先佛后排法，首先引发了佛教徒的激烈反对，后来又与宫廷内部和唐初有重要影响的士庶斗争纠缠在一起，迫使唐太宗李世民不得不运用，至高无上的皇权重申道先佛后次序。 李世民在隋末唐初改朝换代的斗争中，与其父亲李渊一样，曾经得到过道教徒的帮助，对道教颇有好感。 武德(618-627年)年间，在李世民与皇太子李建成围绕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李建成的势力中包括了以法卫琳为首的佛教徒的支持，而李世民的党羽中则有以王远知为首的道教徒。 李世民即位以后，出于巩固自己地位的政治需要，也是为了报答道教的相助之力，在贞观十一年(637年)颁诏，明令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 李世民为了压抑南北朝以来，在社会上有重要影响的门阀士族势力，下令修撰《氏族志》，列皇族李氏为第一等，外戚次之，降山东头号士族崔氏为第三，以下各姓氏等而次之。 除此之外，李世民还自称道教教祖是皇族李氏之远祖，以此提高本来并不著名的李氏的声望和地位，与旧的门阀士族的传统影响相抗衡。 李世民的以上措置，都在李渊宣布道先佛后的基础上，对道教地位的提高，其势力的迅速扩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唐高宗即位后，继承了高祖、太宗的崇道政策。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至亳州祭祀老君庙，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仪凤三年(678年)，下诏以《老子》为上经，王公百僚必须诵习，并规定为科举考试内容之一；道士隶属宗正寺，班在诸王之次，把天下道士视为皇族李氏成员。 武则天为了给自己篡夺李唐天下大造舆论，反高祖以来崇道政策而行之，极力扶持佛教。薛怀义等人伪造《大云经》，称武则天是弥勒下生，当取代李氏；削去老子皇帝封号，明令佛教在道教之上；下令收缴《老子化胡经》，优崇佛教徒等。
图源：影视剧照 唐玄宗时，道教的发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唐玄宗重新恢复唐朝初年以来的提倡和保护道教政策，并且又大大过之的结果。 老子的皇帝封号先已在中宗时恢复，玄宗则多次到玄元皇帝庙拜谒，一再加封号提高其地位，直至“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尊号；下令天下州县普遍建立玄元皇帝庙，制作玄元皇帝像，颁布天下；多次制造玄元皇帝下凡的神话。 玄宗经常接见道士，委官赏赐，而且玄宗本人亲受法箓，拜道士为师；恢复道士的皇亲资格，道士、女冠犯法，享有地方官吏不得擅行处罚的特权。使道教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不唯使佛教望尘莫及，俨然为受皇家特殊保护的社会阶层。 设置崇玄馆，规定道举制度，下令号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以他们的书为“四子真经”开科取士。 下令列《道德经》为诸经之首，玄宗亲为作注，颁行天下，令士庶习诵；搜集、整理、注释道教经典，编成《三琼洞纲》，扩大道教影响。 3、唐朝皇帝崇道私心道教势力在唐朝的大发展，除了上述道教上层在改朝换代之际向开国之君密告符命，博取恩宠之外，在天下承平之时，他们与统治者保持密切关系的途径就是从事炼丹活动，为皇帝炼制、进献不死之药。 想通过服食丹药而实现长生不老的皇帝中，既有专门信奉道教的人，又有崇信佛教，同时也迷恋丹药的人。 唐太宗虽然在口头上说神仙之事本属虚妄，而他自己对炼制丹药乐此不疲，最终因服丹药中毒而死。 唐高宗也是在嘴上不信人间有长生之药，然而却下令广征道术之士，为他合炼黄白。 据说，高宗、玄宗二人虽然有心企求长生不死，却终因惧怕中毒而未敢服用。 肃宗、代宗时期，尽管佛教再起，有压倒道教之势，但炼制、服食丹药的活动却有增无减，尤其在皇帝中萧然成风。
图源：影视剧照 宪宗以佞佛在唐朝诸帝中堪称突出的典型，一场迎佛骨闹剧，把朝廷上下直搅得乌烟瘴气，沸沸扬扬。然而他又幻想借助丹药长生不死，不顾大臣的谏阻，任命道士柳泌为台州刺史，令其驱役吏民于天台山之中采制仙药。 结果，因丹药毒性发作，变得性格乖张、暴躁难安，被宦官杀死。 穆宗即位，把蛊惑其父宪宗皇帝采制、服食丹药的柳泌、皇甫缚诸人杀的杀，贬的贬，然而他自己也未能挡住长生不死的诱惑，左右近习小人又故伎重演，向他引荐方士，最终被丹药送了命。 敬宗当皇帝虽然只有十六岁，是个未脱孩子气的小皇帝，喜欢在深更半夜领着人到处捉狐狸，人称“打夜狐”，不理政事，荒僻日甚，然而却对神仙方药表现了十足的热情。 下令派人去湖南、江南各地采制仙药，又把道士孙准弄到翰林院待诏，为他合制长生药，终日与道士厮混，听说浙西有一道士叫周息元已经活了四百岁，就马上下令迎入长安。 敬宗的最终结局是行猎后饮酒被宦官杀死，虽然不是因丹药中毒而死，但却与他信用道士，迷恋丹药，荒废政事有密切的关系。敬宗在位二年余，值得一书的政事廖廖无几，而与道教相关的活动记录却连篇累牍，不绝于书，其崇道热情可见一班。 4、唐武宗崇道武宗在即位前就是道教的忠实信徒，与道士多有交往，颇好道术修摄之事，对道教鼓吹的长生不死之术信之不疑。 在他即位的第二个月，即开成五年(840年)二月；就颁敕把每年的二月十五日的玄元皇帝的降生日定为降圣节，朝廷中百官休假一天。 同时下令长安、洛阳两京及天下诸州府设斋行道作乐，赐大酺三天，除了紧急军期之事以外，永为常式。
图源：影视剧照 当年秋天，武宗召在敬宗朝就颇受宠信的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进入皇宫，在三殿修全箓道场。 武宗亲至三殿，在九天玄坛受法箓，正式拜赵归真为师。 当时，右拾遗王哲曾经上疏劝谏，认为皇帝即位伊始，不应当对道教崇信太过。然而，这对于武宗来说不起任何作用，王哲反被贬为河南府户曹。 会昌元年(841年)正月，武宗在举行了例行的祭天、祭祖典礼后，又来到太清宫进行祭拜。 三月，武宗下令在龙首池修建灵符应圣院。 六月，武宗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 这一年，武宗又下令开讲“四子真经”之一的《南华经》，在庆阳节于宫内设斋，召集僧、道论议，向道士赏赐紫袍，特别下令僧人不得穿著，鲜明表现了他崇道抑佛的态度。 会昌三年(843年)五月，武宗下令在皇宫中修建望仙观。 5、唐武宗为何灭佛？会昌四年(844年)三月，武宗以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 赵归真因在敬宗朝出入宫廷，向敬宗进献神仙之术，文宗即位后，被贬窜远地。如今又被武宗宠信。赵归真乘机向武宗宣传佛教原来并不是中国的宗教，而且佛寺广殖田产，蠹耗生灵，于国不利，请求武宗尽早下令除去佛教。 武宗对此欣然听纳，于是就发生了后来的废佛事件。 赵归真卷土重来，成为武宗的座上客，引起了朝廷大臣的警惕，谏官多次上疏劝谏武宗不要沉湎于神仙之术。 宰相李德裕也曾经为此向武宗进言道：
赵归真自以为引起朝中舆论的注意，单枪匹马，于己不利，为了进一步邀宠固位，又向武宗推荐了有“长年之术”的罗浮道士邓元起，武宗特派宫中宦官专往迎接。 从此，赵归真、刘玄靖、邓元起勾结在一起，共同向武宗灌输神仙邪说，排斥和诋毁佛教。 在赵归真等道士的蛊惑下，武宗又下令在皇宫中修建望仙台、降真台，终日与道士们厮混其间，咨质神仙之事。 武宗从笃信道教，发展到后来的废佛，除了他个人的原因之外，道士赵归真等人的蛊惑自然不可小视，而当朝宰相李德裕也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为有远见的头脑清醒的官僚，李德裕当然了解沉湎于宗教，达到完全忘我不能自拔的程度，将会导致怎样可怕的结局。 因此，在李德裕的一生中，对佛教、道教都保持了相当距离，尤其对佛教一直持批判的态度。从现在所知道的情况看，李德裕从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出发，为官所至，限制佛教势力的发展，这是十分清楚的。 李德裕在敬宗朝出任浙西观察使，当时的徐州节度使王智兴为聚敛财富，以为敬宗诞辰祈福为名，在泗州设置僧坛，广度僧尼，以邀厚利，使江、淮以南的百姓结队北上，落发为僧。 宝历二年(826年)，因传闻亳州出现圣水，远近百姓纷至沓来，出资买水。李德裕上疏敬宗揭露说这是和尚为了敛钱而玩弄的把戏，已经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在穆宗朝李德裕，第一次出任浙西观察使时，就撤毁辖境内未经官府登记的庙宇千余所，私邑山房一千四百余间。 后来在剑南西川节度使任上，又毁除浮屠私庐数千所，把他们所占土地还给农民。在成都蜀先主祠旁的猱村，其民有削发如僧人者，而又娶妻生子如常人，亦被李德裕下令禁止。 李德裕这些措施，以有助于移风易俗，保证国家控制足够的劳动人手而受到朝野的广泛称赞。 如果从李德裕对佛道二教的倾向上说，他更倾向于道教。 李德裕与道教有关系，大致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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