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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场景及隐喻》 [美]维克多·特纳著 民族出版社 特纳在本书所写的各篇文章不仅能人类学家感兴趣，而且包括精神病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神学家、宗教社会学家以及文学和戏剧表演专业的学生在内的从事各领域研究的学者也会对本书感兴趣。  人类的社会生活既是时间的生产者也是时间的产物，时间成为这一观念的衡量标准。 规则和模式是个体在孩提时代就不断被训练并必须接受的东西，社会极少能容忍个体的创造性行为并且也绝不会鼓励由个体来创造出新的模式。 人确实不仅仅依靠面包而活着，他还会对传说、文学、艺术产生兴趣，他的生命因为这些精神食粮以及其他类似的文化形式的存在而熠熠生辉、充满意义。 “部落”社会针对入会仪式可能导致的失范行为制定了诸多的禁忌，专门约束由于角色转换所导致的潜在威胁；而工业社会则通过法令的颁布制止那些文学、电影以及评论文章等类中介形式(liminoidgenres)对旧体制所制定的原则和规范的颠覆——这一点不但具有普遍性并且还有很多个案可以追溯。 只有当整个宇宙间不再存在任何拟人化的联系时，我们才能发现宇宙的因果关系及其各种实用的相互联系的本质。 殊不知，我们所调查的本地文化的大多数成员可能根本就看不懂我们的作品。 此外，受访者的观点和说话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因此，某一特定的社会阶级所崇拜的神灵却并不见得会受到不同社会地位的受访者众口一词的颂扬，他们总会找出一连串的特点或者一个系列的神话故事对其他人的解释予以反驳。 将受访者所作陈述的方言文本连同访谈的语境随作品一道出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类似的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调查者往往会无意中按照自己对连贯性和统一性的认识标准，只选择那些符合自己这一标准的叙述，然后再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的代表加以陈述，这种做法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对一种宇宙观念、一种仪式制度以及一种符号间相互关联的体系形成自己的一套相对统一且和谐的观念，但是我们的读者却不能透过作者的叙述去理解受访者最初的陈述，读者们同样不可能接触到提出这些陈述的访谈和对话。 基督殉难这一神话在此便是众人遵奉的典范，但是仿效这一典范并不能依靠认知的手段，它是真实存在的，需要人们为之流血牺牲。 历史总在重复着文化深处的神话，这些神话通常出现在重大的社会危机即将发生转折的关键时刻。 在特定的革命背景之下，推翻一个政府的行为属于社会层面，而摆脱压迫与束缚则属于精神层面，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经验上的关系。暴力同样也具有创造性。通过暴力，很多隐藏在符号背后的文化结构突然之间被揭露出来，其自身也会变成一种模式，推动法律、管理、艺术以及科学向着更新、更有成效的方向发展。 原初心理过程并不源自习得性的和有意识的模式，它是所有的人经过长期的经验累积之后突然迸发出来的行为。 当社会戏剧以极快的速度发展的时候，我们很难清楚地识别出这一连串的事件中的某一特定时刻是否就是违犯阶段、危机阶段(冲突的各方有各自的支持者，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大的同盟；对立各方的分歧通过人与人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一些协同和相邻的关系不断地蔓延和加剧)或者矫正机制的运用阶段。 符号是不断变化中的实体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习得性标志；符号是事件的模式和标准，其自身也受到包括友谊、性欲以及政治等人类交往行为的情感的影响；而那些行为的范式体现着众多意义相近的符号的组合及其前后相继的发展关系，这些范式调和了理想和受到各种各样愿望和利益支配的社会行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普遍性遗传密码的文化表现形式就是根范式一它们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作为单一文化实体的人类个体身上，脱氧核糖核酸（DNA)和核糖核酸（RNA)编码意味着这一文化实体同时也是一个生物的实体，而整个种群的生活已经上升到了更为复杂和具有象征性组织制度的文化层面。 朝圣在这些小型社会中部分是通过仪式，部分是“苦难和折磨的仪式”(医治疾病、祛除不幸的仪式）。历史宗教最具有“祈愿式”或“自愿”的特点，而部落宗教则具有“武断的决定因素”，二者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拯救，将众人从感知中的自然和社会的邪恶和困境中解脱出来。 文化模式不但与角色之间业已存在，并且不断发展的社会关系的当前状态有关，而且还同文化目标、手段、观念、未来的期望、思想潮流、信仰模式等方面有关。文化模式进入到这些关系之中，对其加以阐释并且施加影响，或促使其联合或使其分裂。 一种组织严密且居于支配地位的共同体形式在社会中进行仪式操演至关重要，唯其如此，仪式的过程才会发挥作用，一种处于等级、差异、零散分裂和相互对立关系之下的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纽带关系才会被确认。 仪式行为的戏剧——歌唱、舞蹈、聚餐、穿着奇装异服、人体彩绘、饮酒或者服用幻觉剂等等使得这些截然对立的部分相互交换，生物性的所指对象变得崇高起来，而那些规范性的所指对象则充满着情感意义。 “社会”不是一种非时间的或不受时间限制的永久性体系，它也不是按照有机体或者机器的模式塑造而成的。“社会”应该被视作人类的进程，这样才能使我们关注存在于共同体和结构之间任何复杂或者微妙层面上的无处不在的关系。 隐喻具有符号才具备的其中一项特性。我在此所指的并不是意义的模糊性，因为隐喻尽管意义并不明确，但它们能够同很多意义一道形成共鸣，就像音乐演奏中的和弦。意义通常也有两极分化的现象，在从属性的那一层意义中的主体是一个深深掩藏起来的世界，充斥着各种具有预言性的和模模糊糊能感觉到的意象。 万物都处在变化的过程中，但是有一些社会变动却非常缓慢，相对于其他的变动而言，它们似乎像地貌一样停滞不前、永恒不变。然而我们都知道，即便地貌，也处于缓慢的不断变化的过程中。 在“言语”的语言学层面上，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语言形式、修辞手段、非言辞的语言以及符号体系。这些方面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以及不同的时间中肯定千差万别，但是我可以假定的是，任何地方所出现的危机阶段、矫正阶段以及恢复平静的阶段所使用的言辞和语言之间普遍存在着一些特别重要的近似之处。 如果出现危机的社区较小并且相对于中心权威而言较为弱小，则危机通常会变成一种地方性的、无处不在的且被强行抑制住的宗派活动，因此不会表现为不同群体之间持续性的、公开的和尖锐的对抗。 危机是位于社会进程中要么倾向于更为稳定要么倾向于更为动乱这两个阶段之中的一道门槛，但它并非一个四周用各种禁忌作围栏并被公共生活中心排挤在孤立隔绝地方的神圣中介地带。与此相反，危机占据着自己的舞台、摆出威胁的姿态，向那些代表秩序的机制挑战，激发它们与自己搏斗。 社会戏剧以及社会事业——以及其他类型的过程化单位——代表了社会事件的前后连贯性，如果一个观察者将这些事件加以回溯，便能发现它们的结构。 冲突通常被习俗、习惯以及日常的交往所掩盖，但它往往将社会的基本方面突出出来，使人心生畏惧。人们必须按照牢不可破的道德规则和戒律确定自己的立场、约束自己的行为，因此难免有悖于自己的意愿。选择必须屈服于职责。 在社会戏剧中，尽管要对方式、目标以及社会依附关系做出选择，但主要强调的还是忠诚、义务以及利益，因此事件的过程难免带有悲剧的意味。 每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体系都含有不同的变化着的微型机制，现代进化理论认为，很多生物性实体和殖民地一样，其中都包含着紧张、焦虑、差异以及不和，这都是这些实体内在的事物，同时也是变化的动因。 隐喻将熟知的和陌生的事物特点合并在一起或者将熟悉的特点进行异化的合并，隐喻便能有助于激发我们的思想，为我们带来全新的视角并使我们兴致盎然。隐含的意义、暗示、价值观念同它们的字面意义交织在一起使我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发现了一个主观的事件。 隐喻事实上是一种性质的变化、是一种转变。“隐喻是我们将两种互不相干的经验领域瞬间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具有阐释性的、图像般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意象的方法。” 朝圣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朝圣使得个体毫无保留地献身于某一特定信仰的价值观念之中，因此跨越好几个国家、充满艰难险阻的漫长的朝圣旅程不但成为朝圣者必须义无反顾地加以接受的考验，而且更成为朝圣者可以引以为荣的经历。 事实上，封建社会中的宣誓效忠就是一种契约形式，人们在证人面前宣誓，成为他人的家臣或佃农，以此换取有武装的保护和一定的人身安全。但是此类自愿的行为很快变成了一种强制性的义务，誓言本身也部分成为对某一位封建领主表达忠诚时的确认手段。 朝圣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经过放大之后的符号，这是一种进退两难的符号，一边是自愿选择，另一边则是义务职责，而这种处境就存在于地位观念盛行的社会秩序之中。 朝圣所处的中介状态的时间远远长于其他通过仪式(考虑到前往一处圣地的旅程通常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朝圣途中还能孕育出新的世俗中介性和共同体类型。 人类学长期受到亲属制度、法律、政治以及经济等领域的困扰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所以相应地忽略了对宗教、仪式、隐喻以及神话的研究。总之，人类学对实用性的研究多于对象征性的研究。而宗教领袖人物对于朝圣的模棱两可的情感使他们大多保持沉默。 随着社会逐渐分为经济的和社会的，地方性以及亲属所具有的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逐渐被分散在更为广泛的地理区域内、具有不同的功能性群体中的成员之间的单一利益关系所取代，个人的自主抉择和自愿性是以牺牲各种预先设定好的协作性义务为代价的。 仪式的参与者总是殷切地期盼着奇迹出现，使自己的灵魂和躯体都得到改变。在香客们的朝圣行为中，我们发现，随着朝圣者们日益接近主要的圣地，路途也会变得越来越神圣。 在通过仪式中，那些面临新的人生经历的参与者们从一种身份或结构关系向另外一种身份或结构关系转变。然而如果这些仪式具有集体性的特点，那么仪式的参与者在经历结构到结构的转换过程的同时也会获得一种共同体的意识和经验。 具有自觉意识的朝圣者们不但将朝圣看作体验共同体的一次机会，而且还将其视作通往共同体的神圣起源之处的旅程，圣地这一神圣的起源之处同时也具有治愈疾病伤痛和使人重获新生的作用。一旦人们抱着这种想法，便会认为个人的健康和完整与社区的和睦安宁须臾不可分离，孤独遁世与社会不再彼此对立。 神学的语言充满着对各种罪孽的宽容和谅解的色彩，在这样的语言中，各种差异性都受到包容，彼此对立的双方之间矛盾有所缓解，不会进一步加剧。 这种对过去的文化和传统的利用可能既是对古老宗教的有意识的摈弃同时也是一种无意识的接受。此处被摈弃的是从前的结构，因为它与现存的制度截然对立；而被默认接受的则是永恒的共同体意识，此处的共同体不再是规范性的(因为从前的规则已经被有意识地抛弃)，而是一种重新被注人活力的真正的伙伴关系。 局外感是指被永久地或者按照某种归属法则被置于某一社会体系结构之外、或者根据情况暂时被隔离、或是自愿将自身从该系统中分离出来，以摆脱先前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状态。 由此在我看来，“中介性”刚好象征着两个前后相继的社会地位的过渡点；“局外感”象征着由不被接受的社会地位所引发的所有行为和社会关系；而“结构上的弱势地位”则代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最底层，在这一体系中个体所得到的不平等的社会回报是与功能的等级划分相对应的，“阶级体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性欲，作为一种生物本能，已经受到文化的限制，因此从象征层面上看，它其实代表了诸多社交活动中的一个或另一个方面，它也因此成为达到社交目的的一种手段，当然，它也正是社交活动所要达到的目的。 在通常情况下，艺术确实是将文化中的不同因素以崭新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的—一比如立体主义和抽象艺术。那些稀奇古怪、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甚至是看似变态的艺术作品向其观众提出了诸般问题，因此能够激发人们进行思考。 仪式主体若想有所创新、若想应对面临的危险就必须打破常规，并学会如何设计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化解外界环境所施加的压力。 在彻底经历过常常以坟墓同时也是子宫形象出现在仪式和神话中的中介仪式之后，在经历了无数屈辱、做出了无数忍让之后，仪式主体最终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或者至少在社会结构的某个专门机构中获得了更高的职位。 复杂社会同样也包括许多各种各样的结构性亚体系，它们有的很明显，有的则不太容易观察到，总之，当个体在不同亚体系之间穿梭之时这些亚体系就形成了一片十分适于对立结构生存发展的场域。 借用隐喻作为工具的人心中往往怀有一个重要的目标，那就是构建一个用各种符号来表达其含义的理念上的结构，同时再建造一个同样由符号来表现的社会地位的结构，并使之尽善尽美，这样一来，人类就不再需要面对灾难与混乱，我们就可以享受难得的安全感。 只有那些懂得如何建构的人才真正懂得如何解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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