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波：《龙山化：从中国到中南半岛》

龙山化：从中国到中南半岛

陈洪波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笔者按：

    本文是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岭南地区新石器化的过程考古学研究》中的一篇，最早写于2021年底，后来我在两次学术会议上做过发言，引起了《南方文物》主编周广明先生的注意，应约发表在《南方文物》2023年第1期的“大道中国”栏目。非常感谢周先生的垂青！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我看到了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赵辉先生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岩先生就“石峡遗址与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主题的对谈（发表在《文博学刊》2022年第4期），其中特别讨论了岭南地区从史前到秦汉之际的“中国化”进程，很高兴本文同样关注到这同一历史现象，惜乎未得引用。本文所述“龙山化”，实际上也是“中国化”的一部分，或者说早期阶段。只不过本文认为，这一趋势不仅仅限于岭南，而且延伸到了中南半岛，是农业起源核心地带向边缘区人群迁徙和文化辐射的大范围现象。只不过两位先生讨论岭南，可以使用“中国化”的表达，本文兼顾了中南半岛，而且主要讨论新石器时代，故而使用张光直先生创造的“龙山化”术语更恰当一些。

  ——

摘要：

    从距今5000年开始，中国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发生了文化的趋同现象，考古界称之为“龙山化”或“龙山时代”。龙山化的实质，是农业族群的大迁徙现象。龙山化持续了约1500年的时间，从中国一直影响到中南半岛。考古学、语言学和基因研究都表明了这一时期农业族群向大陆东南亚迁徙的存在。迁徙有三条路线，与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和历史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有渊源关系。大陆东南亚地区农业文化的兴起，可以视为龙山化的产物，泰马半岛上的班考文化，就是龙山时期石峡文化扩散的结果。

    龙山时代是中国乃至东亚文明发轫的关键时期，龙山化代表了农业文化和农业人群的传播与扩散，这个过程持续了大约1500年的时间，影响所及，从中国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直达中南半岛。本文对于这一过程的内涵、特点、路线等问题略做探析。

一、龙山化与龙山时代

    “龙山化（Lungshanoid）”这个概念最早是张光直先生提出来的，发表于1959年。“以解释在一个连续的时间范围内，中国整个东部沿海地区在陶器和石器的种类、样式上的许多相似之处，作为一个使空间一体化的新概念。”张光直将这个时间段定在从公元前4000年代中期到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比后来定义的龙山文化的概念要早很多，因为这时候大汶口文化还没有命名，张先生是把当时所见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遗存放在一起讨论了。

    在其名著《古代中国考古学》中，张光直进一步解释说：“如果我们想象沿着长江及东部沿海，进行一次穿梭于各考古区域间的旅行，我们将会从所遇到的各部族物质文化中看到许多相似之处。尽管磨光石斧、石锛、石刀以及许多骨、角、蚌器的常见类型存在于所有类似的文化中，但在该区域内却几乎达到了通用的程度。”总而言之，这个时期，整个东部或者说是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其实就是东亚大陆的东部平原，兴起了许多考古学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都使用了以上人工制品，虽然各自风格有所不同，但是器形和组合等方面具有一种基本的相似性。

    张光直重点关注了陶器：“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我所称的龙山文化的典型器形：高或矮圈足镂空座豆以及用作炊具的三足鼎。”三足鼎、高足豆与矮足豆，都是龙山文化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陶器，器物特征明显反映出对农业生活的适应，当与定居生活和精心烹饪有关。在中南半岛最南端的泰马半岛上有一片文化分布区叫班考文化（Ban Khao culture），出土了与中国龙山时期文化器形非常相似的一些陶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镂孔三空足鼎形器，也有人称之为“三足斝”。这个“三足斝”与龙山文化的三足鼎器形基本一致，只不过龙山文化三足鼎的足是实心的，而班考“三足斝”的足是空心，是两种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另外还有豆与壶，在龙山文化中也比较常见。这就是张光直等认为泰马半岛上的班考文化与龙山文化有关的依据。

    1981年，严文明先生提出了一个影响力巨大的论断，将中国距今5000—4000年之间的新石器发展阶段称之为龙山时代。他指出，“龙山时代”的特点是：制作小型铜器；普遍使用陶轮制陶，出现了特别精美的黑陶、纺织业、打井、建造房屋、聚落发达，有城墙。严文明提出“龙山时代”，主要是着眼于文明起源的探索。文明起源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农业的高度发达，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经济基础的重大变化。严文明“龙山时代”的概念，与张光直“龙山化”的概念相辅相成，相互补充。“龙山化”是一种现象、一个过程，“龙山时代”则指的是这个时间段。

    在1959年时，张光直将“龙山化时期”遗存的迅速而广泛的扩张，看作是一个单一的文化核心区扩张的结果，该核心区即是中国北方中部平原，也就是中原。这个也就是中国学术界所说的“中原中心论”——中国文化起源于一个单一的核心地区，也就是中原或者黄河中游，文化从这里兴起然后向外扩散，最后征服了整个中国。到了1968年，张光直将之前的观点修改为“交互作用圈”，认为中国境内“龙山时代”这些文化，并不是单一中心向外传播的结果，而是各地的考古学文化互动的一个结果，最后在文化面貌上呈现统一性。

    十年之间，张光直的解释框架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龙山化”走向“交互作用圈”，强调文化的土著性和原生性，突出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反映出时代思潮发生了剧变，进而影响到考古学阐释的底层逻辑。这个时期中国学术界的表现和国际学术界的趋势基本一致，也从“中原中心论”走向“满天星斗”或“多元一体”，强调多元共生成为学术界的主流思想，这与时代的大背景息息相关。

    但在主流之外，一直也有不同的声音。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学术思潮整体性呈现新变化，在肯定文化互动的同时，再度强调中心区域的重要性。例如，许永杰先生2010年发表在《考古学报》上的《距今五千年前后文化迁徙现象初探》一文，很有代表性。该文认为，大约在公元前四千纪的中期，诸考古学文化群雄并起，中国史前时期进入了距今五千年前后的大动荡年代，表现在社会层面是各考古学文化的文明因素纷纷涌现，表现在文化层面则是各考古学文化的大迁徙。这篇文章在承认文化传播的同时，更强调了文化迁徙，实际上也是族群的迁徙。所以说这篇文章变相突破了“满天星斗”的主流观点，强调了人群迁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文化发展的动力。

    如果进一步来探讨这种现象，就是在距今5000年之前，经过仰韶时代2000年的发展，中国史前农业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东部适合农业耕种的地区大多已被各种农业社会占据，聚落繁荣，人口增长。随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人口剧增，那么史前人群发生迁徙，去寻找新的居住地成为了一个必然。由此，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农业人群的南迁，从距今5000年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现象。农业人群南迁，越过岭南直达中南半岛，是几千年不断的一个趋势，这有多方面的证据。

    总之，不论是持哪种观点的研究者，都承认龙山时代存在黄河中下游乃至更大范围内文化面貌的趋同现象，这就是所谓的“龙山化”。龙山化的中心区域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但这个过程向外波及的范围，包括了东亚以及东南亚很多地方，特别是中南半岛。“龙山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族群和文化大迁徙的时代，中南半岛史前农业社会的兴起，也是以中国东部为中心的“龙山化”历史过程的一部分。

    对于东亚直到大陆东南亚“龙山化”现象的性质，本文初步总结如下，以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1.“龙山化”的实质是新石器文化在东亚农业适宜地带的快速发展

    龙山化是农业文化高度发展的外在表现，核心地带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这两个为中心，向周边扩散。早期国家性质政体的出现，是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但不代表全过程。

    2.“龙山化”的主体内容是农业人群迁徙

    农业的传播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文化传播（cultural diffusion）（如采纳、借用和文化适应），另一种是人口扩散（demic diffusion）（农业族群迁徙）。学术界过去比较强调文化传播，即一个相对落后的文化，可以引入先进的技术促进自身的发展。这种解释多少受到了当代社会发展模式的影响，想当然认为史前时期也是如此。但实际上，在史前时期，如果文化性质有根本不同的话，是不可能存在这种情况的。如果一个地域是狩猎采集经济，而另一个地方是农业经济，那么前者会看到农业比较先进而主动转型吗？彼得·贝尔伍德曾对这种推测进行过详细的剖析，他认为，狩猎采集者主动学习和采纳农业的现象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果龙山人群面对的是岭南地区土著这样的狩猎采集者，情况应该大体类似。总体来看，“龙山化”的主体内容并不是农业技术传播的结果，而更多的是农业人群迁徙的过程。农业文化因为人口压力造成的土地需求，所以具有天然的扩张性质。扩张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主要是人群的迁徙。

    3.东南亚新石器农业的兴起是“龙山化”的延续

    大陆东南亚新石器文化与中国龙山时代新石器文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是农业人群扩张的结果。这一点后文会详细讨论。

二、中国-大陆东南亚“龙山化”的考古学、语言学和遗传学证据

    现有考古学、语言学和遗传学研究结果表明，距今4500—2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东南亚大陆和东亚存在广泛的人群迁移，中国南方地区农业人群南下迁徙至东南亚，并与当地居民混合，这一事件被认为和龙山时期农业的扩散有关。

    大陆东南亚，特别是泰马半岛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许多与华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器物相似的遗物。其中陶器最有代表性，三足器、圈足、盘、釜和豆一般共出，形成器物组合，与石峡遗址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些陶器之间的相互关系，可能表明了古代居民从华南向大陆东南亚的迁徙。中国华南居民到东南亚的迁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过程，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青铜时代，历史上发生了多波浪潮，而新石器时代是一个开端，实际上规模并不大。在查尔斯·海厄姆所做“大陆东南亚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中，只标出了数十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相当有限。

    东南亚的语言是从中国南方传播过去的，在学术界基本上是一种共识。古泰语是居住在华南海岸远到福建的民族所操的语言，在史前时期，中国华南地区的语言从广东、广西传播到北越、老挝和泰国大部分地区，历史时期通行于东南亚的语言可能源自长江中游。从华南海岸从长江到东南亚大陆，从语言来看就是一种文化上的连续统一体。相关的语言学研究成果众多，如邓晓华先生，很早就开始研究百越的语言，其成果明显表现出上述广泛分布的区域现象。

    遗传学是这几年进展最大的一个领域。与东南亚古代研究相关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马克·欧文汉姆（Marc Oxenham）教授团队的工作，他们从在越南、柬埔寨、泰国和缅甸发现的146具古人类骨骼中提取出18份DNA，与周围地区的DNA进行比较，发现了普遍存在来自中国华南地区的独特遗传特征。其结论是，大约距今4100—4500年期间，中国农人来到了大陆东南亚，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经济和文化，逐渐改变了当地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龙山时代中国的农人第一次进入了东南亚，传播农业文化，逐渐改变了当地的生活方式，稻作经济模式替代了土著和平文化的狩猎采集模式。

    中国南方人群基因的大量涌入，与东南亚距今4500—4100年时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出现，以及中国南方风格的陶器和工具的普遍使用，多方面的证据相结合，证明这一时期有一波来自中国的农民，将他们的语言、农业、工具制作和陶器技术扩散到了东南亚。新移民和土著之间的基因融合创造了东南亚人类种群的多样性。当然，农人的移民迁徙并不完全是人群取代的过程，更多的是融合和共存。共存不一定是和平共处，双方必然存在冲突，因为农业人群同样需要利用狩猎采集资源，与土著狩猎采集者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凯利（Keeley, L.H.）认为，这种情况下，双方最好的关系就是冷眼相对，暴力冲突才是常态。那么，既然双方都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为什么当地的基因还能融合进来？通过民族学资料可以知道，多数情况下是农人群体男性与狩猎采集群体女性婚媾，无论是通过抢夺还是通婚等手段。因而狩猎采集人群的基因能够留下来，主要是通过女性。

三、大陆东南亚龙山时期人群迁徙路线

    中国南方农业族群向大陆东南亚的迁徙路线，最新的研究成果来自植物考古。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高玉研究团队分析了从中国和中南半岛128个遗址出土的312个稻（Oryzasativa）、粟（Setariaitalica）和黍（Panicummiliaceum）遗存的直接测年数据，发现中南半岛于公元前三千纪后期出现粟作农业，至迟于公元前二千纪后期出现稻作农业。也就是说，距今5000年之后，从中国来的以粟作为主的农人进入东南亚，然后以稻作为主的农人在距今4000年之后进入东南亚。这一成果与前文所述距今4500—4100年期间东南亚出现稻作农业这个结论是吻合的。目前来看，中南半岛的早期农业可能有中国西南、两广地区和福建沿海三个来源，有三条传播路线，各有特点。

    西边路线大致与后世的高原丝绸之路吻合，与童恩正先生所说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有关，就是从西北沿着青藏高原的东缘，穿过高山河流到达东南亚。这里面有个疑问，就是横断山脉基本是西北东南走向，人是怎么过来的呢？因为从常规的认识来看，人类都是沿着河流进行迁徙的。王仁湘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探讨了这个问题，认为我们过去的认识有片面性，他通过对横断山区的实地考察和资料研究发现，文化跨过峡谷横向传播更为经常发生。中国北方以粟为代表的人群，可能是沿着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来到了东南亚的，所以东南亚的粟出现得比较早。

    中间的一条是主要路线，与良渚文化关系最为密切，与许永杰先生所述距今5000年大迁徙的南方路线相吻合。这条路线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骆越青铜文化横跨两广和越南北部，证明一直存在这样一个密切的交流通道。这条路线代表了稻作农业的传播。主要传播路线就是从长江流域、华南地区到两广地区，穿过越南北部，途经红河三角洲，一直到泰国的平原地带，然后继续向南，直到泰马半岛。

    东线主要是沿海航行线路，可能东南沿海有一批人通过海路一直迁徙到了越南南部。该路线的证据目前比较薄弱，但也有语言学、植物考古证据作为支撑，也正好与后世的海上丝绸之路相吻合。

    三条路线的意义是找到了不同作物品种所代表的经济、文化、人群传播扩散的途径，而且还找到历史时期高原丝路与海上丝路的最早渊源。当然，这些路线不是绝对的，中间肯定有分散或者交叉，像云南一带，出现了很多明显带有长江流域特征的稻作、陶器文化遗存。中间这条路线也与航海有关，如广西南部有一支著名的大石铲文化，在越南北部和海南岛都有出现。海南岛的大石铲遗存，包括越南北部的资料，都说明当时的新石器人群具有航海的技能。

    中国南方和中南半岛的粟稻遗存，很重要的一点是年代都落在了公元前三千纪之内，也就是龙山化时期。水稻遗存较多，中南半岛、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和两广地区都有；粟遗存较少，都在高原地区，中南半岛遗存较少，多集中在泰国，我国四川盆地也有。除此之外，粟还出现在台湾的南关里东遗址，而两广地区、闽台其他地方则没有发现粟遗存。这个奇特的分布应该还是考古工作和考古资料的局限性所致。台湾的粟遗存当是从福建等地传播过去的，最早源头要到黄河下游的山东半岛去寻找。稻的传播资料较多，很多地方都有发现，说明长江流域的水稻作物和稻作人群构成了扩散的主流。无论是粟还是稻的年代，都落在了距今5000年之内，事实上就是之前张光直、严文明等谈到的“龙山化”时期，也是许永杰谈到的5000年以来的大迁徙时期。中国南方的时间早，泰国最晚，说明了自北向南的迁徙过程。另外粟与稻的区别反映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区别，也是旱作和水田农业的区别。粟主要来源于高原旱地，最早可能源于西辽河流域或者黄土高原这些属于“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地方，沿着传播带而来。而稻作是长江流域农业发展的结果，它不断向南方的华南和东南亚传播，也向北方的黄河流域传播。

    稻作农业传播路线，将测年数据与出土地点结合起来，可以看出谷物农业的传播过程。水稻自从被人类利用以来直到距今5000年前，都局限在30°N以北。长江流域最早的驯化稻差不多出现在1万年左右，原地发展了5000年都没有突破南岭。但在距今4900年时，大幅向南扩展到26°N左右，即岭南地区，这个时期正是“龙山化”大规模发生的时间。在此基础上，经过了1500年，水稻在距今3400年左右南进到13°N，即中南半岛，两广地区是一条主要传播路线。1500年这个传播速度已经是非常快了。也有学者如海厄姆（Charles Higham），认为中南半岛稻作农业出现在距今4500—4000年前，断代似乎过早。所以说，岭南地区出现水稻以及之后东南亚出现稻作农业，都与“龙山化”进程有关，可以说是“龙山化”的结果。

    彼得·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也认为东南亚的新石器文化是从中国长江流域扩散而来的，分为两路：一是东路（海路），先到台湾再向南，然后扩散，也就是南岛语族大迁徙；二是西路，一直向南传播到大陆东南亚，直到马来半岛。他认为这两条路线之间没有关系，语言也不相同，基因也不一样。但有可能他们绕过南海之后，中间在婆罗洲发生了规模较小的交流。

    意大利学者雷斯伯里（F. Rispoli）在《东南亚大陆的“刻/印纹陶”——追寻新石器化之路》一文中提出过一个“文化包（culture package）”的概念，有较大影响。他谈到，公元前5000—3000年，新石器“文化包”从长江中游向南传播，跨过南岭到达两广地区，在公元前第四千纪末到公元前三千纪初到达了东南亚北部。但是根据现在的研究看来，年代并没有公元前5000—3000年那么早，应当是距今4500年左右，广西资源的晓锦文化是个有力的证据。他的观点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这种传播不是单个的文化因素，而是一整个“文化包”。“文化包”突破了器物组合的概念，包括了各方面的文化因素，包括埋葬方式、水稻种植、动物驯养、磨制石器、蚌器，尤其是陶器器形和纹饰，也包括稻作人群和他们的语言，其实就是一整个农业社会。

四、结论

    张光直后期认为“龙山化”就是“交互作用圈”，文化之间之所以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相同的现象是交互作用的结果。但是贝尔伍德提出“农业族群-语言扩散假说”，认为新时期石器这种扩张，族群迁徙是唯一的解释。除了考古证据之外，贝尔伍德还使用了语言学、遗传学等证据，还是有很强的说服力。

    农业文化/文明具有天然的扩张性质，这与人口压力有关。当然，似乎所有的文明都是扩张的，直到扩张成本过高，无法继续扩张为止。扩张与文化的发展程度高度相关。如中国史前农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直到距今5000年这个时期，才形成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节点。这是龙山化开始的时期，也是中国走向文明的时期。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中下游高度发展的新石器政体，在龙山时代开始突破原有范围，向外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距今5000年，龙山文化人群向岭南和大陆东南亚的进发，是中国早期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打破了在环境大变迁之下岭南地区的准新石器时代（pra-neolithic period）进程，改变了当地渔猎经济为主的形态。石峡文化与班考文化之间的联系，说明了这个进程的存在。

    “龙山化”扩张，主要形态并非类似秦朝征服岭南这样的大规模行动。因为文化内部处于弱势的群体，在无奈的情况下才会搬到新的陌生的环境下生活，所以规模并不一定太大，而是局部的、被迫的活动。而且必定要与原来土著相结合才能延续发展，所以外来文化和土著文化之间具有融合性，呈现出地方类型的特点。所以，造成了迁徙之后的文化不可能与原生地一模一样，甚至会面目全非。不仅仅是器物组合改变，习俗改变，甚至人种和语言都发生了变化，因为迁徙替代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所以会迭代弱化。比如从长江流域出发，到了岭南等地方与土著结合，那么基因就剩下一半，然后再到东南亚与土著结合，基因就剩下四分之一，一代一代下来最后华南地区的基因就剩下1%，这是基因研究的最新的一个结论。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对于文化人群迁徙前后的联系，人们往往不敢骤下结论。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即使表面上并不完全一致的两支文化，它们确实在人种上具有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