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信息 原文来源： Benach , A. Vives , M. Amable , C. Vanroelen , G. Tarafa ,and C. Muntaner.2014.'Precarious Employment：Understanding an Emerging Social Determinant of Health'.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35(1)：229-253. 摘要： 就业不稳定是影响工人、家庭和社区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它最近受到关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灵活就业”的激增及其对工人就业和工作条件的侵蚀；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比如就业条件；新数据和信息系统的增加的了研究的可行性。本文确定了将不稳定就业与健康和卫生公平联系起来的历史、经济和政治因素；审查关于不稳定就业和健康不平等的概念、模型、工具和调查结果；总结了本文献的优缺点；并强调了需要解决的实质性和方法上的挑战。我们确定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未来目标：提供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计划，扩大我们对就业不稳定性的理解，并制定和评估有效地结束其与健康相关影响的政策计划。 编者按 本文是一篇研究工人就业条件与工人健康情况的文献综述，谷歌学术显示，此文发表9年来被引量已达到惊人的1064次，足以证明这篇文献综述在学术界的地位。作者Benach及其团队GREDS-EMCONET多年来致力于公共健康领域的研究，此文也相当于是他们多年来研究的一次阶段性总结。文章首先阐明工人健康问题的重要性和现实情况，继而论述在工人健康不平等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就业条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接着作者回顾了标准雇佣关系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家福利制度、工会等的影响下，工人与资本家的雇佣关系逐渐演变成一种标准的资本-劳动协议。而在资本主义“石油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这种标准雇佣关系逐渐松动，为了节省雇佣成本，资本家开始寻求一种更加灵活的雇佣关系，即文中提到的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临时就业等等。在这种就业关系中，工人面临就业不稳定性大幅增加，而这种工作形式也给工人的身心健康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经济危机伤害被无形地转移至工人群体身上。此外，作者还提出了一个研究就业不稳定与工人健康之间因果关系的理论模型，作为后来研究者的一个理论借鉴。最后，作者指出当时研究中存在的两个难点：一是对不稳定就业缺乏标准的定义，二是缺乏跨国的统一可用的就业者信息，并对改善不稳定就业者的就业条件提出呼吁。 一、引言 不稳定就业被认为是健康的一个社会决定因素，是影响工人、家庭和社区健康的一种就业条件。现行就业条件的性质受到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影响。在富裕国家，就业条件受制于劳动法或雇佣合同的规定，而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多数就业协议不受监管，从而导致更多的非正式就业出现在非正式和正式部门。在这种情况下，“不稳定就业”一词代表了一种连续的就业条件，一端是有保障的全职、终年、有优厚报酬、有社会保障的金本位雇佣合同，另一端是就业关系的高度不稳定。 在公共卫生领域，与标准雇佣关系恶化有关的一般概念是非常宽泛的，如'非典型就业（atypical employment）'、'临时就业（contingent employment）'、'灵活就业（flexible employment）'、'临时工作（temporary work）'、'临时工作（casual work）'、“不标准的工作安排（nonstandard work arrangements）”；还有“未充分就业（underemployment）”、“贫穷工人（working poor）”和“非正式工作（informal work）”。 本文的目的有四个：(a)描述将不稳定就业与公共卫生和卫生公平联系起来的历史、经济和政治因素；(b)审查解释不稳定就业如何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产生和再现健康不平等的概念、因果模型、工具和研究结果；(c)总结现有文献的相对优势和局限性；(d)强调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解决的实质性和方法论的挑战。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制定一项研究和政策议程，在制定有效政策以避免不稳定就业对健康的影响的同时，推进对不稳定就业的研究和政策。 二、不稳定就业关系的历史出现 标准雇佣关系的发展 在二战后，富裕国家的就业关系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福特模式的工业生产和资本积累、凯恩斯模式的国家经济干预、慷慨的福利国家、强大的工会，以及对雇佣关系的严格监管。在经济稳定和繁荣的背景下，雇佣关系演变为资本劳动协议，以保证工人的稳定就业，与就业有关的权利和保护，以及集体代表权。这种劳资关系模式允许劳动的分解，这样大多数工人可以在非工作期间维持生计。强制性集体保护还使工人能够避免暴露在危险的工作环境和有害的就业条件。这一历史背景的特点是标准的雇佣关系，包括终身、全职、全年雇佣和相对慷慨的工作相关福利。此外，标准雇佣关系包括雇佣和解雇的法定约束，禁止随意解雇的规章制度，集体代表权，最低工资，非工资福利和养恤金。然而，这种理想的类型远非公平或普遍的，因为它主要适用于男性、本地、依赖工资的工人，因此排除了在规范之外雇用的工人，如自营承包商和大多数兼职工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 劳动力重组与灵活就业的产生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石油冲击”的影响，世界经济衰退，并引发了生产过程的变革，从而为改变雇主和工人之间关系的性质提供了动力。在这种新的背景下，雇主的主要优先事项是获得工资弹性，放宽对雇用和解雇的限制，以及放宽就业保护政策。雇主们成功地解除了就业的僵化，这是因为工人阶级的权力被削弱了，企业、资本和雇主的权力地位得到了加强。到1994年，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已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降低工业化国家失业率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追求灵活性的政府放宽了劳动力市场法规，限制了社会保障福利，修改了集体谈判法规，同时支持雇佣关系的个性化，并放松了合同雇佣关系的管制。私人和公共组织缩小规模，重组，外包部分生产过程，更多地求助于临时工，并拆除内部劳动力市场。大规模产业变得更加分散，地理位置更加分散，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生产链以及企业间和企业内的网络关系。这种行业网络的特点是从属和依赖，在这种网络中，处于母公司外围的小公司承担了更大部分的市场风险，提供了更差的就业条件。此外，生产的国际化允许组织将其生产过程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市场 2008年大衰退的影响 2008年经济危机对人口健康构成的威胁在公共卫生文献中得到广泛承认，特别是在欧盟国家。紧缩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对就业条件产生影响，对生活条件和人口健康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首先，这种影响可能通过裁员和失业率增加而引起，从而导致贫困、社会排斥和心理健康问题。第二，高质量的工作岗位被低工资、工作条件差的工作岗位所取代，就业安排的灵活性和不稳定性日益突出。这种情况可能严重影响移徙者和外国客工，因为他们是任何劳动力市场中最贫困的成员。第三，经济低迷导致裁员和重组，因为雇主应对需求下降或寻求调整成本压力，增加外包服务，甚至在以前受保护的公共部门也产生临时工作。第四，高失业率限制了工人集体和个人的议价能力。在危机中，工会既不能反对，也不能被迫接受会增加就业不稳定性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在个人层面，许多劳动力市场幸存者会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安全，并会接受就业和工作条件的下降以保持就业。 灵活就业与不稳定就业的流行病学研究 关于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的各种研究方法提供了关于不稳定就业对健康的潜在影响的丰富信息来源。虽然灵活就业可能对一些工人有利，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就业灵活性往往侵蚀就业条件。在本节中，我们回顾了社会流行病学中五种信息最丰富的方法的发现：（a）重大的组织结构调整和裁员，（b）预期工作不安全，（c）临时就业，（d）灵活就业和就业不稳定的多层面办法，（e）福利国家制度和全国劳动力市场。表1列出了下文所述的主要研究结果。    重大的组织结构调整和裁员 这一研究的重点是预期失业的健康影响，或组织变革对裁员“留守者”的影响。预期阶段研究通常也包括终止后的头几年。对失业的预期意味着要应对事件是否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的模糊性，过程结果的长期不确定性，以及工作或有价值的工作特征的未来，不清楚哪些反应可能最具有适应性。事实上，在早期，失业的威胁被认为至少和实际失业一样有压力。 大多数小规模的研究都集中在幸存者身上。对于幸存者来说，裁员后的工作组织通常意味着更大的工作量，工作控制的减少，工作压力的增加，努力与回报的不平衡，以及持续的工作不安全感。这些影响会对健康造成有害影响，如心血管疾病。健康不良影响的严重程度似乎与裁员的严重程度有关。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只有在经历大规模裁员的几年之后才开始减少。沿着这个思路，小规模的研究被认为是研究人员将工作不安全感“从外部”归因于工作损失的客观威胁的研究，与此相反的是感知的工作不安全感研究，这些研究是基于工人的工作不安全感的报告，他们的工作稳定性不会受到客观的威胁。 工作不安全感 关于非自愿失业的威胁，最初被定义为“在受到威胁的工作环境中保持预期连续性的感知到的无力感”事实上，工作不安全的劳动力比例比实际失业的劳动力比例要大得多。 感知工作不安全感是一种感知现象，源于“对存在于组织和员工的不确定性的认知评估过程”，或者个体对有关工作或组织连续性的外部信号的解释和评估。这一解释因个人因素或对工作安全感的期望和环境因素而异。相关的宏观背景因素包括劳动力市场的运作、经济环境和社会保障的广度。由于其个体的主观成分，工作不安全感的产生可以独立于客观威胁，不同的个体对同一客观威胁的反应也不同。 感知到的工作不安全感是一种慢性的而不是急性的过程。关于工作不安全感的实证研究始终显示出与心理健康问题相关。元分析发现，身体健康的效应量较小(平均相关系数为−0.159)，心理健康的效应量中等(平均相关系数为−0.237)。最近的一项荟萃分析发现，这与冠心病的发病率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调整后的相对危险度为1.32[95%，置信区间(CI) 1.09-1.59])。 临时就业 临时就业包括所有形式的非永久性合同，如定期，项目特定，随叫随到，和临时帮助机构的工作。人们可以认为临时工处于工作不安全的客观状态。他们通常比正式员工更频繁地报告工作不安全感，尽管一些研究描述这种关联很小或不存在。临时工对工作环境的了解较少，接受的执行任务培训较少，很少有代表参加健康和安全委员会，获得安全设备的机会较少。相应地，临时工更容易受到职业伤害。由于他们的工作期限较短，因此缺乏经验，职业健康和安全培训较少，与正式员工相比工作条件较差。对于临时工的精神疾病、精神健康或精神障碍的调查结果各不相同，但有证据表明，心理不健康随着就业不稳定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科克伦综述分析了两项关于临时就业的研究，发现定期合同对健康结果有模棱两可或负面影响。一项关于临时就业的荟萃分析发现，文献最能表明与精神病发病率增加（OR 1.25，95% CI 1.14-1.38），病假减少（OR 0.77，95% CI 0.65-0.91）和职业伤害的关系，并且随着临时就业不稳定性的增加，观察到的与健康的关联更强。对于身体健康状况差（OR 1.08，95% CI 0.94-1.25）和肌肉骨骼疾病（OR 1.24，95% CI 0.69-2.22），联合风险估计值为正，但无显著性。收入不稳定，个人财务状况，和感知的工作不安全感可能调解临时就业和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 福利国家制度与国家劳动力市场 近年来，文献中出现了福利国家、劳动力市场、雇佣关系和人口健康两大研究流派。一项研究探索了福利制度对灵活就业的不同影响。在六类福利国家类型学(斯堪的纳维亚、俾斯麦、南欧、盎格鲁-撒克逊、东欧和东亚)的指导下，本文综合了104篇原创文章(从1980年到2010年)，发现：(a)福利制度可能是与就业相关的健康状况的重要决定因素；(b)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的不稳定工人报告的健康状况比他们的同行更好或平等；(c)在剩余的福利国家制度中，不稳定的工作与各种不利的健康结果有关。这一新兴的工作强调了综合宏观经济过程、国家一级福利国家因素和个人就业历史和环境的价值，以了解和减少与就业有关的健康不平等。然而，欧洲国家现有的福利国家和劳动力市场类型可能并不总是最合适的。例如，在性别分析方面，国家的类型学既需要基于一般福利国家安排，也需要基于工作和家庭安排，从而考虑到家庭和家庭劳动以及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 第二部分相关文献采用比较方法，根据各国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将各国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研究各国劳动力市场对人口健康的影响。在富裕国家，这项工作侧重于权力关系对健康的影响，或工人的议价能力，以集体谈判覆盖面和工会密度来衡量。基本的论点是，当工会力量和亲劳工政党强大时，福利国家往往更加普遍和慷慨，这反过来又改善了健康状况，缩小了健康不平等。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往往没有类似的工会和就业保护数据。研究人员从两个重要方面测试了人口健康和劳动力市场监管之间的关系：不平等(工人和性别之间)和贫困(来自工资)。对中低收入国家就业条件对健康的影响的研究较少，尽管工人更有可能赚取贫困工资，在不稳定和危险的工作环境中工作，以及从事农业和初级商品生产。 三、研究挑战 信息系统和监控 目前对不稳定就业的标准化定义缺乏一致意见，这对开发必要的信息系统进行监测和进行跨国比较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大多数信息系统收集的就业数据通常不是为了分析和监测不稳定就业及其对生活质量、健康和公平的影响。迄今为止，除了临时就业等概念上有限的标准指标之外，还没有大规模（跨国）调查纳入基于就业不稳定性理论概念的项目。 语境与社会分配 早期的研究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具有高水平工会密度、集体谈判覆盖范围和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更多投资的正式劳动力市场是更好的人口健康的强有力指标。最近的研究表明：(a)各国的劳动力市场倾向于沿着地理、历史和发展的路线聚集；（b）在发达国家中，更平等的劳动机构具有更好的人口健康结果；（c）在低收入国家中，劳动力市场贫困与人口健康相关，但劳动力市场不平等与健康之间的关联仅在低收入国家中显著；和（d）在低收入国家中，“新兴”国家如东亚和东欧国家，劳动力市场对工人健康情况最有利，而“不安全”的国家，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劳动力市场对工人健康是最不利的。 一个理论模型 要理解就业不稳定与健康之间的潜在因果联系和路径，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发展一个理论模型。这个模式有三个主要目的：组织科学数据，了解不稳定就业与健康之间的复杂联系，鼓励进一步观察和检验假设的因果关系，最后，确定可能的主要切入点，通过这些切入点实施政策和干预措施，以改善卫生成果和减少卫生不平等现象(图1)。  途径与机制 人们认为，有三条主要途径将不稳定就业与不良健康后果和生活质量低下联系起来：第一，不稳定的工人更容易接触有害健康的工作条件。第二，不稳定的工作可能会限制工人对其职业和个人生活的控制，导致心理压力。第三，就业不足和就业不连续可能使收入低于维持生计水平，这反过来又可能影响直接生产领域以外的各种健康社会决定因素 。 方法与复杂性 许多关于工作条件的研究，例如不稳定就业（或其相关的指标），是基于静态方法，无法说明个体在就业状况方面的变化程度。然而，在大多数国家，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惊人的劳动力流动性。因此，不同的就业条件不能孤立地考虑。一个工人的生涯中，不同的就业轨迹结合起来，从失业到非正式、不稳定和标准正式就业。因此，研究短暂就业关系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将动态视角纳入研究，以考虑多样化的个体生涯轨迹的复杂性。这种方法将允许调查人员研究不同就业轨迹的健康影响，考虑失业、非正式就业和不稳定就业在工作生涯中的相互作用。此外，它还将阐明不稳定性的有害影响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积累，无论它们是持久的还是暂时的，并且是否会随着人生轨迹或变化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条件而发生变化。它还将考虑到当就业不稳定经过一段时间保持不变时其对健康影响的差异，可能更严重地影响心理健康，而在短时间内，则影响代谢、心血管或免疫功能。考虑到这种劳动力流动和活力，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针对特定就业状况的就业政策可能会间接影响其他状况的方式。 四、让知识变得重要 公共卫生研究人员必须研究不稳定就业与健康之间的联系，不仅是因为这是一个有趣的研究方向，还因为它可以有效避免人类的痛苦，而且新知识有可能为预防或干预战略提供信息。虽然减少不稳定就业的政策和干预措施需要在组织和工作层面进行，但就业条件的上游行动(特别是福利国家政策，通过劳动力市场法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社会政策以及国家和社会行为者的政治权力所追求的工作场所标准)预计将更有效地改善健康和健康公平。制定这些政策应成为公共卫生行动的优先事项。将就业条件对健康的影响作为事后考虑，或在贸易、商业惯例或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中作为下游考虑，可能会使不公平就业和缺乏体面工作条件造成的现有健康不平等现象永久化。 为了实现更好的就业条件和减少不稳定性，公共经济、社会和卫生政策要求决策者、政府、工人和社区组织积极参与，执行综合部门间行动和方案。理想情况下，改善健康和卫生公平的努力应被理解为一般的、广泛的全球和地方综合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一部分，特别是应被理解为具体的公共卫生和职业规划和干预措施。面对这些挑战，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扩大工人参与的必要性。促进公平就业和高质量工作必须成为国际机构、政府和政党、工会和民间社会协会的中心政策目标。 五、评论 在过去的25年里，就业不稳定逐渐成为科学、政治和社会关注的问题。关于不稳定就业作为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的新兴研究需要制定适当的结构和指标，更好的数据和改进的监测系统，以及促进我们对不同背景下不稳定就业和健康之间联系的途径和机制的理解。在不稳定就业情况下的工人可能面临更高的要求或对工作过程的控制力较低，与在更安全的工作环境中的工人相比，这两个因素与更高水平的压力、更高水平的不满和更不利的健康结果有关。然而，这种方法本身并不能反映就业条件对社会心理环境和健康的影响。同样，工作不安全感或临时就业需要被理解为一个更复杂的决定因素的指标，如不稳定的就业。 就业不稳定是健康的一个社会决定因素，包括就业和工作条件。就业安排需要被理解为一个渐进连续体的一部分，从极端的不稳定形式到更安全的形式，如永久的全职就业。调查人员需要建立概念模型，具体说明福利制度的宏观结构、其他国家和区域因素以及个人就业条件与工人健康之间的关系。模型应包括确定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不同劳动力市场现实的变量。研究还应纳入动态复杂的观点。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静态方法，主要分析就业的行为和演变，隐含地假设个人不改变就业状态，特别是就业、未充分就业和不活跃的人口是非重叠的。未来的两个关键目标是提供一个朝着这些方向发展的引人注目的研究项目，并制定和评估有效结束就业不稳定及其与健康相关影响的政策项目。 供 稿：李维涛（云南大学） 编 辑：飞不动的球球 审 核：高岭（厦门大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