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琢︱文学与小学之间：黄侃手批《文心雕龙札记》发微

吕杨鹏 2023-06-05 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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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本《原道》黄侃手批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3年第3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要 黄侃手批《文心雕龙札记》为黄焯旧藏，底本是黄侃任教武汉时的讲稿排印本。作为黄侃亲笔校订的最早全本，它呈现了此书的定稿次第，可据以补足、校订通行本，具有重要的版本意义。手批本中的佚文与黄侃批注为理解该书的学术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新线索，体现出“积学能文”的思想旨趣，在文本解读、文章炼字等不同层面展现出黄侃学术以训诂通文学的特点。此外，手批本中保存了黄侃对桐城派、《文选》派、新文化运动的激烈批评以及对《马氏文通》的盛赞，这展现了他在中国文学新旧之变时的复杂态度。

　　《文心雕龙札记》（下文简称《札记》）是黄侃唯一完整的学术著作，被誉为“龙学”经典之作。在此书中，黄侃贯通文学、小学、经学等不同领域，对《文心雕龙》进行了精彩的讲解与阐发。《札记》的通行本为黄念田整理本（中华书局1962年版）。2019年，黄焯后人将一批黄侃藏书、手稿交由上海朵云轩拍卖，其中有一册《札记》手批本，底本是黄侃任教武汉时（1919—1926）的课堂讲义（下文简称“武汉本”）1，全书共31篇，书后印有“武汉高等师范学校教员黄侃纂”数字，其中“武汉高等师范学校教员”被墨笔删去，只留“黄侃纂”三字，黄侃不屑于一校一职的狂狷之态跃然纸上。手批本的底本武汉本是《札记》全书的首次刊印，有大量通行本未见的佚文，又有黄侃施加的墨、红两色标点批注，涉及文本订正、文意讲解、思想阐发等，堪称《札记》的最善之本。本文旨在介绍这部珍贵手批本的版本情况，阐发佚文与批注中蕴含的思想旨趣、学术特点与时代印记，力图推进关于《札记》和黄侃学术思想的研究。

一、手校珍本：黄侃手批《札记》版本概述

　　《札记》经历了由课堂印行讲义向正式出版书籍发展的过程。根据“龙学”惯例，《文心雕龙》篇目一般分为“总论”“文体论”“创作论”三大部分，《札记》的创作与刊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沿着这三部分内容逐渐完善的，其版本依次有：1. 北大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铅印本《札记》一册，为黄侃1914—1919年任教于北京大学时的课堂讲义，每篇书口标有专业、年级，如“一二三年级国文门”“文学门一二三年级”等字样。其中收入《题辞及略例》及《神思》（指《札记》篇目，非《文心雕龙》篇目，下文同）以下属于“创作论”的16篇，此时《札记》或未完全成稿。2. 武汉本。即本文所论手批本之底本，为黄侃1919—1926年任教于武汉高等师范学校时的课堂讲义，其成书下限大约在1925年。其中收入《题辞及略例》及“总论”“文体论”和“创作论”共31篇，较北大本多出15篇（诸本所收篇目差异详见表1），其中“创作论”部分增加《指瑕》《养气》《附会》《总术》4篇，可见《札记》至此时已全部成稿。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带有课堂讲授的性质，两种《札记》讲义的内容均较其后的正式刊印本更为丰富，措辞也更为自由、激烈。3. 《华国月刊》本。1925—1926年，黄侃在《华国月刊》刊发《题辞及略例》及《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等9篇2。4. 《晨报副刊》本。1925年，黄侃在《晨报副刊》刊发《题辞及略例》及《原道》2篇3。可能由于报刊的版面限制，在这两个版本中，他对《札记》讲义进行删改，去掉了大量文选内容，还有一些行文上的改动。这些删改为其后《札记》的正式刊印本所吸收，形成了《札记》版本系统中“课堂讲义”与“正式刊印”之间的差异。5. 文化学社本。1927年，黄侃将《题辞及略例》及《神思》以下属于“创作论”的20篇交付文化学社刊印，这是《札记》的首次公开出版。黄侃删去了《札记》讲义中的一些激烈言辞，并在行文上有所改动。6. 《文艺丛刊》本。1935年黄侃逝世，1937年中央大学《文艺丛刊》纪念专号刊发《题辞及略例》及《原道》以下属于“总论”和“文体论”的11篇。《文艺丛刊》本与文化学社本篇目不同，从文字比勘看，应源于《华国月刊》本及《晨报副刊》本。7. 川大本。1947年，四川大学学生汇集文化学社本及《文艺丛刊》本，集资刊印《札记》31篇全本，由成都华英书局发行。唯其印量极少，缺乏学术影响。8. 中华书局本（通行本）。1962年，黄念田汇集文化学社本及《文艺丛刊》本共31篇，交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刊印出版，即今通行本《札记》。

《札记》版本源流

《札记》不同版本所收篇目一览

　　据黄念田回忆，《札记》31篇成于黄侃任教北京大学时，在1919年之前全部定稿4。但从北大本的实际情况来看，“创作论”部分尚未定型，较诸武汉本缺《指瑕》《养气》《附会》《总术》4篇，更没有“总论”“文体论”的11篇，其说未必准确。笔者以为，《札记》当定稿于黄侃任教武汉高等师范学校期间，他在北大时撰写了“创作论”的大部分内容，其后补充了“总论”及“文体论”的相关篇目。在文化学社本中，黄侃先刊行了《神思》以下20篇，亦可见“创作论”的相关篇目率先结集定稿。这一现象与《札记》的创作目的密切相关，李婧、成玮等学者指出，黄侃在北大承担词章学教学，这门课程以指导学生写作为目的，相当于“文章作法”5。《札记》本是用来指导文章写作的，其创作动机充分体现在黄侃先成“创作论”的写作顺序之中。

　　通过对《札记》版本源流的梳理，可以看出黄侃手批本的版本价值。一方面，其底本武汉本是《札记》的最早全本，完整保存了《札记》在课堂讲义阶段的历史面貌，与正式刊印的通行本系统有差异，印数极少，今已稀见；另一方面，手批本中有大量的黄侃亲笔校订、批注，黄念田整理《札记》通行本时并未吸纳。下面详细论之。

　　（一）据武汉本补校通行本

　　武汉本的内容比通行本丰富，有大量通行本没有的正文、文选及双行小注，这些佚文共近两万余字，占《札记》总篇幅的十分之一以上。因此，武汉本更能呈现《札记》完整的文本面貌，全面反映黄侃的文学思想与教学理路。

　　首先，武汉本的正文较通行本为多，可据之补足后者。如《正纬》释“孝论”，通行本作“即《孝经》《论语》”6，武汉本于其后多出“六朝人联称二物往往图省，如《老子》《周易》谓之老易，帝尧、老子谓之尧老”一语，解释更为详尽。《明诗》《诠赋》《议对》《书记》《神思》《体性》《通变》《章句》《比兴》《事类》《指瑕》《总术》诸篇皆有通行本未见之正文，其中重要的内容，笔者将在下文深入论述。

　　其次，武汉本的文选亦较通行本为多。《札记》本为教学而作，在辨析文体、指导创作时多征引文献以为参证，这是它的基本体式。《题辞及略例》云：“唯除《楚辞》《文选》《史记》《汉书》所载，其未举篇名，但举人名者，亦择其佳篇，随宜迻写。”7武汉本多双行小注：“四书皆非难得之书，亦学人宜常以置侧者，翻寻自易，讲授时宜挟以登席。”黄侃要求学生预备四种典籍，以备随时翻寻，其余文选则录于《札记》之中。作为课堂讲义，武汉本不受发表的版面限制，多有通行本中未见的文选，兹统计列表如下：

武汉本多出之文选

　　再次，武汉本比通行本多出近百则双行小注，内容包括词义训释、典故说解、文意发明、思想阐释等，亦可据以补足后者。如《宗经》释“旨远辞文”，引《周易正义》曰：“其旨远者，近道此事（事也），远明彼事（理也），是其旨意深远。若龙战于野，近言龙战（事也），乃远明阴阳斗争，圣人变笔（理也），是其旨远也。”括号内注文为武汉本独有，以“事”“理”之辨阐发“辞”“旨”关系，析义甚精。

　　最后，作为《札记》的早期版本，武汉本亦有可资订正通行本之处。如《征圣》：“盖正言者，求辨之正，而渊深之理，适使辨理坚强。”8武汉本作“求辨之立”“渊深之论”。按，此既避免用字重复，亦与下文“体要者，制辞之成，而婉妙之文，益令辞致姱美”9中“制辞之成”“婉妙之文”对偶，当从之。又如《声律》：“旁纽。［双声同两句杂用，如田夫亦知礼，（寅）宾（延）上坐。］”10武汉本作“双声同声两句杂用”。按，“双声”指声母相同，“同声”指声调相同，所举之例亦然，当从之。

　　（二）据黄侃手批校正通行本

　　黄侃手批包含了对《札记》文本的校订，然并未被黄念田整理本吸纳。我们可将其视为《札记》文本之定稿，据以校正通行本的字句讹误。如《原道》：“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11手批增“而”字，作“以为文章本由自然而生”。《附会》：“大抵著文裁篇，必有所诠表之一意，约之为一句，引之为一章。”12手批增“为”字，作“必有所诠表之为一意”。《宗经》：“道术未裂，学皆在于王官。”13手批改作“统于王官”。《章句》：“然则文法之书，虽前世所无，自君作故可也。”14手批改作“自我作故”。《颂赞》：“疏曰：讽是直言无吟咏，诵则非直背文。”15手批增“之”字，作“讽是直言之，无吟咏”，与《周礼正义》同。可见，黄侃或修订文句，使行文更为通顺整饬；或锤炼字词，让表述更为精确细密；或勘定引文，改正《札记》中的征引讹误。凡此，皆可据以校正通行本。

　　综上所述，无论就内容的丰富性还是文本的准确性而言，黄侃手批本都有通行本不及之处。作为仓促印行的课堂讲章，手批之底本武汉本亦难免讹误遗漏，但作为黄侃手校的最初全本，我们实可在其基础上吸收各本之长，整理出《札记》的最佳之本，这是它的版本价值所在。

二、为文独可无学乎：黄侃手批《札记》的思想旨趣

　　黄侃手批《札记》不仅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在它的佚文与黄侃批注中，更鲜明地体现出黄侃“积学能文”的文学思想。作为章黄一脉相承的文学旨趣，这一思想散见于《札记》各处，武汉本则为我们展现出前所未见的、集中而精彩的论述。在《神思》“积学以储宝”句下，有一段重要的佚文：

　　文章之与学术，犹衣裳之与布帛，酒食之与粱禾也。善炊者不能无待于斗粲，善裁者不能无待于匹䌳，然则为文独可无学乎？古之时道术未裂，文章之所载非王官世传之法，即学子诵习之编也。歌诗之用，虽与文史稍殊，然选之者不能无材知，习之者不可无方术，故曰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诵《诗》三百，授之以政。歌诗者本之情性为多，而尚不能无学，何况推寻伦理、扬搉事物之言乎？自六籍散为九流，学虽不同，文亦异状，要之二者未尝相离，窾言以为文者，其时所无有也。自汉以来，单篇益众，然大氐枢纽经典，咨诹故实。魏晋以降，玄言方隆，载其心习，以断经义、辨形名，往往思凑单微，超轶前哲。尚考六代文士，几无无学之人，谢庄工于辞赋而巧制地图，徐陵善为文章而草作陈律，此则学有余裕、宣被文辞之明验也。后之人或舍学而言文，或因文而为学。舍学而言文，则陈意纵高，成文反拙。此犹但读丹经，不求药石，空持斤斧，不入山林，蹈虚之弊，既有然矣。因文而为学，则但资华采，叵见条流，此犹集鹬为冠，虽美而非衷服；屑玉为饭，虽贵而异常餐，逐末之弊，又如此矣。是故为文之道，首在积学。论名理者，不能不窥九流之言；推治道者，不能不考史传之迹。辨礼制者，不能不熟于姬公、孔父之籍；正文义者，不能不求之《说文》《尔雅》之书。作赋者须多诵而始工，考古者必博见而定论。若乃言当代之制，措时势之宜，尤非高语文章、坐凭匈肊者所能办。是故积学能文，可分三等，上焉者，明于本数，系于末度，精粗小大，罔不合宜。次焉者，亦当笃信好学，则古称师，持以为文，庶无大咎。至于饾饤琐屑，捆（捃——引者校）拾丛残，于学于文，两无足道，斯为下矣。

这段文字首见于北大本，为黄侃任教北京大学时所作，文化学社本无，遂不见于通行本。黄侃手批武汉本时，对其详加校订，共有11处改动及4处批注，可见其重视程度。在他看来，把握文章与学术的统一关系，是深入理解《文心雕龙》“创作论”的根本问题。“为文独可无学乎”，以学术为文章之根基是先秦、两汉、魏晋以来的一贯传统。《诗》虽本于性情，但也受到先秦文教制度的深刻影响；两汉文章“枢纽经典”，与经学传统密不可分；魏晋文章思想精微、条理缜密，得益于玄学的思想滋养。学术与文章的紧密结合避免了“窾言以为文”的弊端。黄侃眉批曰：“窾，苦管切，音款，空也。《史记》：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在文字训诂中，暗含着“实”与“声”的关系问题——学术为文章之“实”，文章为学术之“声”，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武汉本《神思》佚文

　　唐宋以降，随着学术与文章不断分途，出现了“舍学言文”和“因文为学”的双重弊端。前者使文章空洞蹈虚，流为缺乏内涵的修饰辞藻；后者使学术舍本逐末，难以把握学理的源流脉络。为了克服这些弊端，黄侃提出“为文之道，首在积学”的主张，认为作文者需要具备小学、经学、史学、子学的深厚学养，博洽贯通，打通“四部”。关于“史传之迹”，黄侃眉批曰：“九通，谓《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典（志——引者校）》《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强调史学不仅在传记之文，更在于历代的典章制度之学。他将“积学能文”分为三等，上者贯通中国学术的源流本末，次者坚守古典学术的历史传统，下者不过是饾饤琐屑的知识碎片。章黄之学非常重视古今源流的历史考察，“求其统系者，求其演进之迹也；求其根源者，溯其元始之本也”16，这是黄侃“系统条理之学”的内涵所在，也体现在其对“积学能文”的思考之中。

武汉本《神思》黄侃手批

　　学术与文章的统一是清代以来重要的文学主张。章学诚认为学问犹如“志”、文章犹如“气”，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文史通义·文理》：“学问为立言之主，犹之志也；文章为明道之具，犹之气也。求自得于学问，固为文之根本；求无病于文章，亦为学之发挥。”17在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论著中，更体现出鲜明的“以学统文”倾向。黄侃的文学思想深受章太炎影响，太炎主张“文学复古”，“先求训诂，句分字析，而后敢造词也；先辨体裁，引绳切墨，而后敢放言也”18，一方面立足“小学”建立名实密合、精确典雅的语文体系，作为“文学复古”的基础，另一方面辨析“学说”与“常语”的文体差异，提倡以学术文体规范一般文体，将经传笺疏之体吸收到文章写作之中，“以典章科之书志，学说科之疏证，施之于一切文辞”19。在《札记》中，黄侃提出了“通变之为复古”的主张，武汉本中亦有“今日所处，亦通变复古之时”的佚文。“复古”着重于对历史传统的继承，“通变”着重于因应现实而生的新变，可以说，“积学能文”正是“通变复古”的具体途径，旨在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汲取丰富的语文资源、文体资源与思想资源，以适应中国文化古今之变对文学提出的新挑战。

　　要之，这段佚文是对黄侃“积学能文”思想的集中表述，深刻论述了文章与学术的统一性，鲜明地展现出黄侃文学思想之要旨。在《札记》中，黄侃屡次强调“学习”“博学”的文学意义，如《体性》：“虽才性有偏，可用学习以相补救……求其无弊，惟有专练雅文，此定习之正术，性虽异而可共宗者也。”《明诗》：“夫极貌写物，有赖于深思，穷力追新，亦资于博学，将欲排除肤语，洗荡庸音，于此假涂，庶无迷路。”皆可与此互证。

三、训诂通文学：黄侃手批《札记》的学术特点

　　“积学能文”的文学思想塑造了黄侃手批的学术风貌。黄侃对《札记》的批注，既有对文本的修订，更有对学术思想的说解，带有某种“备课讲义”性质。对章黄之学而言，小学是一切学问之基础，为文学研究提供了语言文字起点。因此，黄侃手批亦非文学评点，而是对《札记》的字词训诂、典故讲解与史实辅证，为文学赋予了以小学为中心的学术底色，体现出“训诂通文学”的鲜明特点。

　　首先，小学是章黄解读文学文本的基础方法，黄侃在批注中对各种文体、书名进行训诂说解，体现出小学与文学的贯通。如对“离骚”的解释，黄侃于《辨骚》眉批曰：“离骚即牢骚也。骚正作慅。杨雄《反离骚》谓之《畔牢愁》，即以证明离骚为今日常语牢骚，本叠韵字。骚正作慅。”关于“离骚”的含义，学者说各不同，如班固以“离骚”为“遭忧”，其《离骚赞序》云：“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颜师古、朱熹、钱澄之等从之。王逸以“离骚”为“别愁”，《楚辞章句》：“离，别也，骚，愁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项安世、汪瑗、蒋骥、屈复等从之。戴震以“离骚”为“隔骚”，《屈赋音义》：“离，犹隔也，骚者，动扰有声之谓。”20黄侃之说则异于前人，扬雄曾仿《离骚》而作《畔牢愁》，“离”“牢”双声，故“离骚”应读为今日常语“牢骚”。“骚”本字作“慅”，《说文》云，“慅，动也”21，即戴震所谓“动扰有声”之义。黄侃将“离骚”解为“牢骚”，既通达明晓，更与《文心雕龙·辨骚》中“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22的品评相应。无独有偶，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离骚即伍举所谓骚离，扬雄所谓牢愁，均即常语所谓牢骚耳。二字相接自成一词，无待分训也。”23姜亮夫《屈原赋校注》：“浶骚亦即离骚声转，今常语也，谓心中不平之意。”24游国恩《屈原作品介绍》：“我以为《离骚》可能本是楚国一种歌曲的名称，其意义则与'牢骚’二字相同。”25皆与黄说相合。

武汉本《辨骚》黄侃手批

　　又如《宗经》讲解“《书》实记言”的文章风格，引《汉书·艺文志》：“《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通古今语而可知也。”黄侃眉批曰：“立犹言成也，具犹言备也。读，抽也，抽绎其义蕴。应，犹合也，言号令之词，要使听受者晓然明喻，然后施行无讹，不然言不顺则事不成矣。”此语历来鲜有训诂，黄侃则详解其辞，训“立具”为“成备”，即“完备周详”之义。《尚书》中多号令大众之辞，必须清晰详备，方能让听者明了遵行。因此，其文章风格在于“成备”，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佶屈聱牙”。想要理解这一特点，必须深通小学。《说文》训“读”为“诵书”，段玉裁注改作“籀书”，谓“抽绎其义蕴至于无穷，是之谓读”26。黄侃取段氏之说，认为必须据《尔雅》以解读《尚书》，使二者训诂相合，才能真正把握《尚书》作为“记言之书”的风格特点，这也是“据学以明文”的过程。

武汉本《宗经》黄侃手批

　　其次，章黄的文学思想以语言文字为根基，旨在通过“正名”与“炼字”为文章写作提供严密准确、内涵丰富的语文起点。他们也践行了这一主张，章黄既是小学巨擘，也是文章大家。黄侃在批注中对《札记》的字词行文加以说解，用“夫子自道”的方式阐明撰文的用意精微之处，对自己的文学思想亲身示范。以《征圣》中“空言理气，肊论典礼，以为明道，实殊圣心”一语为例，“肊”即“臆”字，多解为“臆断”。黄侃眉批曰：“肊，於力切。胸骨也，气满也，或作臆。”先以反切注音，再说明《说文》本义为“胸骨”，进而据《广韵》训释说解“气满”之引申义，最后沟通“肊”与“臆”的字际关系。根据这一解释，“肊论”不仅是臆测而论，更有“逞气立论”的内涵，隐含着黄侃对后儒论典礼“横杂以成见”（《定势》）的批评。

　　又如《宗经》：“挹其流者，必撢其原，揽其末者，必循其柢。”黄侃于“挹”“撢”“柢”三字皆有眉批：“挹，酌也，与抑通，退也。又引也，又推重曰挹，犹吸引之义也。撢，与探同。柢，根也。华菜之根曰蒂，木之根曰柢。”其中对“挹”字的说解尤为精彩，《广韵》：“挹，酌也。”27即酌酒之意。以器酌酒，表现为按压与汲取的双重动作，既有向外推按之义，又有向内吸引之义。黄侃以“撢其原”与“挹其流”表述“为文之宜宗经”之理：自“撢其原”而言，经典为文章之源头，需要宗仰六经、深探其本；自“挹其流”而言，文章为经典之流脉，既要理解“由原及流”的发展脉络（这是“挹”的外推之义），又要把握“以原统流”的整体统摄（这是“挹”的吸引之义）。黄侃通过对“挹”的解释，颇为辩证地阐发了经典与文章的关系。对他而言，训诂与文学的关联不仅是理论上的，更体现在具体的文章实践之中，这种学理与创作的统一是黄侃文学思想的魅力所在。

　　要之，黄侃强调学术与文章的统一，而小学又是章黄之学的根柢。在黄侃手批中，无论是对文学文本的理解，还是对文章写作的炼字分析，都浸润着深厚的小学底蕴。黄侃在1922年9月29日日记中，记载了他所编写的《文志序论》大纲，其中包括“文章与文字、文章与声韵、文章与言语、词言通释、古书文法例、文章与学术”等内容28，可见这是他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以往研究对黄侃“训诂通文学”的学术理路关注尚不充分，凭借手批本，我们可以对此获得更为丰富的认识。在本文所举例证之外，手批本中还有丰富的小学批注，在文字训诂中蕴含着关于文学的问题意识与学理关切，值得进一步深入发掘。

四、桐城、选学与新文化运动：黄侃手批《札记》的时代印记

　　黄侃手批《札记》不仅反映出章黄之学一脉相承的学术特点，也带有他身处中国文学新旧之变中的时代印记。关于《札记》与文学潮流的关系，周勋初等学者认为它源自桐城派、《文选》派和朴学派的三方角力，韩经太、成玮等学者认为它隐含着对新文化运动的抗拒之意29。关于后者，由于通行本经过删削，无法展现黄侃的“战斗”姿态，相关推断尚须进一步证实。而手批本的佚文和批注恰恰保存了黄侃的激烈表述，更加真切地体现出《札记》在“新旧之间”的复杂面貌。

　　黄侃对桐城派的批评是旗帜鲜明的，在《题辞及略例》《原道》《通变》《定势》诸篇中皆有论述。武汉本亦体现出对桐城派的激烈抨击，《通变》引钱大昕《与友人书》，其后有一段佚文：

　　案此文于近世所谓文章正派之元祖，攻击至中窾要。观此知八股既废，与八股相类之文，自无必存之理。引之末简，亦令同好知今日所处，亦通变复古之时，毋为虚声所夺可也。

“文章正派之元祖”指“高谈宗派，垄断文林”（《通变》）的桐城派，在黄侃看来，桐城派对“章法”的强调与八股文并无区别，这种拘于“阳刚阴柔、起承转合”（《题辞及略例》）的僵化规范违背了文章的自然之道，是“通变复古”的反面。既然八股文已被废除，桐城义法亦当为时代淘汰。这体现出黄侃言当代之制、措时势之宜的积极态度。在《镕裁》中，他进一步批评桐城派的僵化拘执。桐城派认为“文章格局皆宜有定”，黄侃旁批曰“八股则有定”，复加眉批曰，“今之古文家多精八股，而以八股之法作古文”，将桐城义法斥为“八股之法”。文中引曾国藩《复陈右铭太守书》：“一篇之内，端绪不宜繁多，譬如万山旁薄，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挈一领，否则首尾衡决，陈义芜杂。”黄侃于“端绪不宜繁多”眉批曰：“宜字有大病，以不能繁多，非不宜繁多也。”于“龙衮九章，但挈一领”旁批曰：“譬语亦不甚的确，论理极幼稚，命意则不甚非也，终以任自然为是。”在他看来，文章之端绪固然不能繁多，但这并非义法规范的产物，而是行文写作的自然之理；“不能”与“不宜”虽仅一字之差，在立意上实有本质区别。要之，一切文章轨范都是“任自然”的产物，而非规则强制的结果，其针砭之意颇为明显。

武汉本《通变》佚文

　　在批评桐城派的同时，黄侃对《文选》派亦有深入反思，主要表现在他对阮元“文言说”与“文笔论”的批评上。《原道》引了阮氏《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中“孔子《文言》实为万世文章之祖”一语，这是阮元以骈、散区分文、笔的经学依据。黄侃眉批曰：“凡古经籍以偶为言者，岂独《文言》？何必定以《文言》为证？又何必独以《文言》为证乎？”所谓“偶语出于自然”30，黄侃认为经籍中的对偶现象源于自然语言甚至方言，而不是阮元所强调的圣人刻意创制。这种“去圣人化”的解释，消解了《文选》派在“文言”问题上的依经立义。在此基础上，黄侃进一步批评了阮元关于经、史、子非“文”的观点。《征圣》：“近代唯阮君伯元，知尊奉《文言》，以为万世文章之祖，犹不悟经、史、子、集一概皆名为文，无一不本于圣，徒欲援引孔父，以自宠光，求为隆高，先自减削，此固千虑之一失。”这在黄侃手批中有更为激烈的展现，《丽辞》引阮元《与友人论古文书》：“今之为古文者，以彼所弃，为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纪事，是乃子史正流，终与文章有别。”认为古文与骈文严格对立，属于子史之流而非文章。黄侃于“以彼所弃，为我所取”旁批注曰“此亦诬罔之辞”，于“是乃子史正流”旁批注曰“此句愚极”，与公开发表的文字相比，措辞极为严厉。质言之，黄侃对桐城派与《文选》派的批评，都与其“文章本由自然而生”的文学理念密切相关（图2）。在他看来，无论文学体裁的创制变迁，还是文学风格的形成演变，都是语言规律与文学规律自然发展的产物，不能加以人为的强行矫揉。这种本于自然的文学理念，对桐城派的强立章法与《文选》派的严分文笔，起到了双重的纠偏作用。

　　《札记》不仅批评旧学，更与新文化运动有着紧张的呼应关系，这也充分体现在武汉本的相关佚文之中。黄侃对传统学术的新突破大为赞赏，以文法之学为例，《章句》：“及至丹徒马君，学于西土，取彼成法，析论此方之文，张设科条，标举品性，考验经传而无不合，驾驭众制而无不宜。茂矣哉，信前世未之有也。盖声律天成，而沈约睹其秘；七音夙有，而郑绎（译——引者校）得其微；文法本具，而马良析其理。（《文通》实相伯所为，署其弟之名尔。）谓之绝学，岂虚也哉。”按，北大本与武汉本同，通行本则颇有删改，如“考验经传而无不合，驾驭众制而无不宜”，通行本作“考验经传而驾驭众制”31；自“盖声律天成”至“岂虚也哉”一段，更为通行本所删。凭借武汉本，可以看出，黄侃将《马氏文通》与沈约之声律论、郑译之声调论相提并论，誉为前世未有的“绝学”，可谓推重至极。其以《马氏文通》为马相伯所著，亦非无据，方豪《马相伯先生事略》：“先生与弟积二十年，而成之《马氏文通》前六卷，初版行世，先生爱弟才华，令独署其名。”32可资参证。尽管黄侃章句学的核心要义是据字词以明句义，这种语义本位的理路与《马氏文通》的语法本位颇有不同，但他对《马氏文通》的高度称赞，实蕴含着面对学术新变时“自我作故”的兴奋之意。与此同时，黄侃又对新文化运动痛诋不已，在《事类》后有一段言辞激烈的佚文：

　　今世妄人，耻其不学，己既生而无目，遂乃憎人之明。己则陷于潢涿，因复援人入水，谓文以不典为宗，词以通俗为贵。假以殊俗之论，以陵前古之师，无愧无惭，如羮如沸，此真庾子山所以为驴鸣狗吠、颜介所以为强事饰词者也。昔原伯鲁不悦学，而闵马父叹之曰：“夫必多有是说，而后及其大人。大人曰：'可以无学，不学无害。’不害而不学，则苟而可。”以是推周之乱、原氏之将亡。呜呼！吾观于此，而隐忧正未有艾也。

此段文字亦见于北大本，作于黄侃与新文化运动针锋相对之际，其后为文化学社本删去。黄侃对新文化运动的抨击众所周知，“今世妄人”即指倡导新文化运动的诸人，“文以不典为宗”针对新文学对古典文学的体式、规范的冲击，“词以通俗为贵”针对新文学对口语的提倡，“假以殊俗之论，以陵前古之师”针对根据西方文言不分对中国语文“文言分离”的批判，皆有鲜明的现实指向。他以“己既生而无目，遂乃憎人之明”“己则陷于潢涿，因复援人入水”“无愧无惭，如羮如沸”“驴鸣狗吠”“强事饰词”等词语痛斥不已，厌憎之意跃然纸上。值得注意的是，黄侃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抵抗的关键，亦在于“学”。《札记》援用《左传》“原伯鲁不悦学”之典，认为学术传统的沦丧为亡国灭种之根源。因此，“积学能文”不仅具有深厚的学理内涵，更具有激烈愤慨的“应世”之意。这些激烈表述是《札记》中鲜活的时代印记，在通行本中多被删除，体现出某种公允、平和的面貌，只能让研究者在字里行间掘发黄侃隐然以新文学为论敌的态度。通过手批本的吉光片羽，我们看到了当年北大课堂上睥睨当世、痛骂不休的黄侃形象。在中国文学新旧之变的大潮之中，《札记》的文学思想体现出紧张的内部张力，既深入地批判传统，又兴奋地迎接新变，更对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国文学的根本转折充满忧患、深表厌憎。这种时代印记展现出黄侃学术思想的不同侧面，对我们认识民国学术的丰富面向与复杂生态颇有启示价值。

注释

1 本文所论《札记》手批本，皆据私人收藏。武汉本比通行本多出的文字，称为“佚文”；武汉本中的黄侃批校，称为“手批”“眉批”等。除特别说明者外，所引《札记》皆据武汉本，仅随文注明篇名。

2 黄侃：《题辞及略例》《原道》，《华国月刊》1925年第5期；《征圣》《宗经》《正纬》，《华国月刊》1925年第6期；《辨骚》《明诗》，《华国月刊》1925年第10期；《乐府》，《华国月刊》1926年第1期；《诠赋》《颂赞》，《华国月刊》1926年第3期。

3 黄侃：《题辞及略例》，《晨报副刊》1925年第1期，1925年4月10日；《原道》，《晨报副刊》1925年第2、3期，1925年4月20、30日。

4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31 黄侃撰，黄念田整理：《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5页，第18页，第2页，第11页，第11页，第124页，第3页，第206页，第13页，第125页，第68页，第126页。

5 参见李婧：《黄侃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0页；成玮：《新旧之间——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思想结构与民国学术》，《南开学报》2019年第3期。

16 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93页。

17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7页。

18 19 章太炎：《论文学》，《章太炎全集》第1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5页，第43页。

20 游国恩主编，金开诚补辑，董洪利、高路明参校：《离骚纂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4、5页。

21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22页。

22 23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7页，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