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以雄（1934——2018） 天津市人。擅长油画。196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一级美术师。作品《突厥石人》入选1982年法国春季沙龙，30余幅油画为中国美术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出版有《赵以雄新疆油画写生》、《丝路画行》、《丝绸古道行》、《高昌壁画辑佚》等。 赵以雄油画写生  没有因艺途坎坷而虚度年华。我们热爱丝路古文明和壮丽的山川，愿沿着先人开拓的道路，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继续深入生活，提高素养，净化灵魂，为更好地描绘新的丝路尽一个画家的“寸草之心”。 ——赵以雄        我所認識的畫家趙以雄、耿玉昆夫婦 孟曉雲 文/圖 我從未遇到過這樣的畫家，生活在現代化的大都市，卻沒有手機，沒有傳真機，不會用電腦，以至於與他們聯系都相當困難。住在北京郊區畫家村的別墅，家中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所有的房間幾乎都堆滿了他們的畫作。那是他們20多年在絲綢之路留下來的“寶物”，那是他們藝術苦旅的見証，那是他們生命的全部。他們固守著清貧，固守著寂寞，對於現代大都會，他們是陌生的，疏遠的，他們的心卻留在了風沙大漠的古道上。這就是我所認識的年近七旬的北京畫院畫家夫婦趙以雄、耿玉昆。選擇絲綢之路就是選擇艱難。 丝路情缘 1975年秋，絲綢之路研究在中國境內還是冷門。中國歷史博物館邀請畫家趙以雄繪制一幅《天山》的油畫，他利用去天山寫生的機會，做了第一次絲綢之路的考察，西域風情、大漠和雪山風光、古老的驛站、洞窟、佛寺古寨令他激動不已。回京之后，趙以雄便計劃著和妻子共同作第二次考察。他們做了大量的准備工作：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向沈從文先生、史樹青先生請教﹔到圖書館查閱有關絲綢之路的中外文獻，從而確定以漢唐兩代為重點，收集研究東西方文化和貿易往來的有關資料﹔他們向中央美術學院常任俠教授求教，研讀東西方藝術交相輝映的歷史，以及佛教藝術的發源地和傳播的途徑。他們曉得，選擇在絲路作畫，是選擇了一條歷史和美術相交融的路，需要藝術家的眼睛，更需要史學家的頭腦。一旦決定了的事就不再回頭。他們自1975年以來，沿絲綢之路，長城、黃河、長江、大運河，進行了18次寫生考察，足跡遍及絲路南、北、中諸道，環行了中國最大的塔克拉瑪干沙漠，三次訪問底格裡斯河及幼發拉底河兩河流域的亞述、巴比倫、烏爾和伊斯蘭聖地。在新疆的大漠，在吐魯番，他們靠腳步丈量絲綢之路，冒著近40攝氏度的高溫，一天三頓涼水泡?，兩個人抬著畫布和行囊，像是兩個朝拜的苦行僧，又像是兩峰負重的駱駝，在酷熱難當的絲路上艱難地跋涉著，走到哪裡，畫到哪裡。吐魯番驕陽似火，塑料鞋幾近熔化，皮膚被強烈的紫外線灼傷，暴起了一層水泡，一層皮，但最美的風景往往出現在人煙稀少的絕境。於是，《火焰山》、《突厥石人》、《哈納斯湖》，一幅幅雄渾、厚重、大氣的絲綢之路專題寫生創作誕生了。有生之年走完全程終於赴絲綢之路可以不 再用雙腳行走了，可以不再坐顛簸的拖拉機了。1986年，趙以雄52歲那年考下了駕照，后來花了2．2萬元的優惠價買了一輛銀色的212北京吉普，成了他們艱苦跋涉旅程的好伴侶，畫家夫婦昵稱它為“銀駒”。這一切的努力，自然是為了在有生之年走完絲綢之路全程。1989年秋，他們自己駕車，由北京出發，越過帕米爾高原，沿印度河順流而下，直達入海口的卡拉奇﹔接著又穿過伊朗高原、亞美尼亞、安那托利亞高原，到達黑海和地中海東岸，完成了以長安為中心，東至京都奈良，西達伊斯坦布爾的陸上“絲綢之路”的全線考察。 1991年8月，他們再次自駕車，沿“絲綢之路”偏遠之道，沿著張騫、法顯、玄奘、鑒真、馬可·波羅、徐霞客的足跡，考察了長城內外，江河源頭，青藏的香料之路，雲貴川的茶馬之路以及海南島、兩廣、江浙及閩東的“海上絲綢之路”的港口，杭嘉湖蠶桑絲綢勝地，並沿京杭大運河從杭州到北京，歷時760天，行程3萬公裡。這是他們自駕汽車全線考察“絲綢之路”的又一創舉。這其中的艱難險阻可以想見。有道是“蜀道難，難於上青天”，趙以雄夫婦曾開車在蜀道上行走。大約是路過廣元附近吧，一邊是大山，另一邊是古代的棧道，在這種窄得出奇的路上行走，真是捏著一把汗呢。途經雲南的怒江大峽谷，爬一個坡要半天，下一個坡要半天，車況不好，翻一座山，要走一天呢。出國採風，僅一個護照就辦了四年，更不要說開車奔赴遙遠的目的地了。趙以雄告訴我，1989年10月28日從北京開車出發，到巴基斯坦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其中9天是修車。由於路況不好，加之天氣惡劣，一會兒風擋玻璃讓飛來的砂石打破了，一會兒是電瓶壞了，發動機壞了，水箱壞了，幸虧沿路有部隊兵站的支持。趙以雄以一天駕駛18個小時的記錄趕路，他們必須在當年的11月底前趕到，否則由於天氣的原因，中巴邊境就封關，不讓出境了.闖過生命禁區“你認為絲綢之路最難的是哪一段？”趙以雄回答：“穿越5000米海拔的唐古拉山，都說那是生命的禁區。1982年我走到西寧，才海拔2200米就病倒了，后來沒有敢把西藏列入考察計劃。可是我不甘心，不願在絲綢之路留下空白。” 1991年，趙以雄夫婦開車到了格爾木后，部隊后勤部的政委派車把他們送到唐古拉山兵站。戰士們看到他們的手直哆嗦，嘴唇發紫，連忙送他們到房間裡歇息，喝葡萄糖水。趙以雄緩過來后，站在窗口，畫了一幅唐古拉山的寫生。“你是否想到過死？”對於趙以雄來說，一旦選擇了這條路就要面臨生死的問題。海拔太高了，不要說年齡大的人，有的戰士一覺睡下第二天就沒有再醒來。唐古拉山的海拔令趙以雄很難入睡，睡一會兒，就醒了。有一度他聽不到耿玉昆的氣息了，驚想她是不是死了？此后他就想，萬一她死了，他將把她就地火化，把骨灰盒放在副駕駛座上，拉著她走完絲綢之路的全程。就這樣，他們多次冒風險爬上世界屋脊，闖過了生命禁區。1989年出國考察，他們越過帕米爾高原，沿印度河谷緣崖而下，直達佛教藝術的發源地白沙瓦———古代的犍陀羅國。他們到交戰狀態的阿富汗邊界開伯爾山口，在興都庫什山和太克希拉尋找玄奘走過的小道和講經的寺院。他們在印度河口的卡拉奇海灘上看流浪藝人弄蛇耍熊。他們入境伊朗，頂著盧特沙漠的狂風來到伊斯法罕的王宮清真寺，領略神秘的伊斯蘭世界。到伊拉克正趕上戰亂，便天天到博物館去觀看烏爾、巴比倫、亞述古文化和伊斯蘭的文物陳列。他們在黑森林裡參加了土耳其人的婚禮，又經過艱苦的旅程來到昔日東羅馬帝國的首都拜佔廷－伊斯坦布爾，然后越過歐亞大橋，繞過金角灣，終於到達絲綢之路西方的終點。生命沒有虛度,20多年50萬裡的絲路漂泊，趙以雄夫婦用汗水和毅力換回了5000多幅油畫和國畫的畫作，數百萬字的考察筆記和幾百米的膠片和錄像，出版了3集畫冊和絲路考察系列《求索集》。他們的作品曾入選中國美術館大展、法國巴黎沙龍大展、日本東京個展，參加了巴格達國際造型藝術節……同行評價說：“僅僅說他們是絲路畫家是不夠的，他們同時又是絲路文化的研究者。隻有如此，他們的畫才不僅僅是表面的色彩和地域的風情記錄，而是有更深的文化可讀性，更深層的歷史內涵。” 他們考察了絲路全程的文明遺跡，從敦煌到克孜爾到犍陀羅古國的佛教壁畫和雕刻。他們用兩年的時間廢寢忘食陶醉於整理流失域外的新疆地區壁畫《新疆壁畫輯》1700余幅，出版了《高昌壁畫集佚》。當他們把畫稿拿給吳作人和葉淺予先生看時，先生們感動了。趙以雄夫婦又臨摹了近千件山東武梁祠的畫像磚，他們視這些必修的功課為修身、治學的必經之路。20多年來，趙以雄夫婦幾乎耗盡了家產，兩鬢斑白，但是他們無怨無悔。他們以有幸成為中國最早用“絲綢之路”為專題進行創作的畫家而自豪。他們是中國美術界惟一的全線考察了國內外絲路的畫家，也是擁有作品最多、資料最豐的畫家和學者。他們最大的安慰是，生命沒有虛度。近年來，中央和地方的不少媒體，曾多次對趙以雄夫婦的藝術實踐和治學精神，做了專題報道，他們的人生追求深深打動了國內外的廣大讀者和觀眾。他們應邀在北京的一些大學辦展覽、做演講，好評如潮。而趙以雄夫婦認為，他們的成就是在眾人的幫助下取得的，因此這些精神產品應該屬於社會。“我們願意把這些成果奉獻給后人，以回報讀者、觀眾以及全社會對我們的关怀。 图片转载自李全淼先生、 杨树峰先生微信公众号， 在此一并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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