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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回国，参加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76届毕业生2016年的毕业三十年聚会。在会上，看到杨蓉蓉同学，她拉住我说，《汉语大词典》第二版正在编纂，你有没有空，一起来做吧。杨蓉蓉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是一位事业有成的词典编辑家。她还在会上呼吁校友们来参与编纂。 1979年到1983年，我是负责这部巨型词典第一版编写的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辑。对于这部词典有着特别的感情，就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我正式迈入了学术研究领域，现今想起来，很多往事难以忘怀。 至今在汉语词典领域仍无可匹敌的这部大词典于1993年全部出齐，共计十三卷（其中一卷索引），五千万字，三十七万个词条。华东地区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和上海五省一市高校中文系的教师和社会上的一些文史学者几百人参与；并得到全国有关专家学者以不同的方式给予指导和帮助。问世后，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曾获首届国家图书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手工搜集资料、手工抄写卡片、手工撰写并用传统方法排字印刷的大型词典。同时，当年的编纂处聚集了一批年轻的在文字、训诂、音韵方面术业有专攻且富于研究精神的青年学子，在编完这部词典后，他们也随着词典的出版而成为各个语言文献领域的专家，其中的佼佼者，甚至成为语言、文献及文字学方面顶尖的学者。我们今天常常听到“国学”这个词儿在泛滥，不时地用在各种各样的有关中国的学问上。实际上，国学严格说来是一种治学方法，研究者以训诂考据作为手段，阅读、整理、考释中国古代文化原典，即所谓“考镜源流、辨章词义”之学。而集语言文字专家群体之力编成的《汉语大词典》，正是这种学问的结晶。 一、与《汉语大词典》结缘 1979年底的一个偶然的机缘，我被作为语文人才引进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工作。当年全国有多部类似《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辞书的编纂。有这么一个传说：“文革”中扫荡“四旧”，将线装书、旧书、旧字画等扫地出门，考据训诂赖以存在的经史子集当然也都是属于禁止阅读的行列，社会上读的都是四卷《毛选》和《语录》。当时中国出使欧洲的使节，在与当地国交往时，均会获赠当地国编纂的百科全书，就连只有北京面积二百七十五分之一的小国圣马力诺，也赠给驻外大使一套他们自己编纂的、装帧精美的百科全书，而我国各驻外使节回赠的礼物，却只有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相形之下，我们这个大国太有失颜面。1975年，“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上决定出版一批大型辞书，其中之一就是《汉语大词典》。这让《汉语大词典》的编纂从一开始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项目，由时任总理的周恩来在病床上批准。此后组织华东五省一市学者们开始从一万多种古今图书报刊中收词制卡，积累资料卡片达八百多万张。办公室则设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内，由束纫秋、孙厚璞等担任负责人，在一批专家的指导下，不断摸索编写方式。 1979年，词典开始进入编纂样稿阶段，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挂牌，位于陕西南路25弄8号。编纂这一部历史性的大词典，需要一大批具有古代汉语造诣的专业人才。当年的编纂处并无专才，于是提出了向社会招聘的计划。此消息一出，一批有真才实学但却无大学文凭的人考进了编纂处。当时的社会风气真正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报考的人中有煤球店的会计、药房的营业员、工厂烧锅炉的工人甚至待业知识青年（当然也有“文革”前的大学生，但这批人却毋庸报考）。这些苦读多年的白衣人士，“文革”十年，是知识无用和荒废的十年，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则是静心读书、研究写作乃至淘书、藏书的十年。上述的佼佼者皆为一时之选，均获得录用。我当时就戏称他们为“社会贤达”，果然，经过数十年的磨炼，其中不少人成为学术界某一方面的重镇。记得我们刚进汉大时，编写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编纂处负责人孙厚璞—一位雄心勃勃、将《汉语大词典》视为毕生事业的领导，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编纂处不是一般的出版机构，《汉语大词典》是国家科研项目，要把编纂处的学术空气搞得浓浓的。一本书主义—编纂处不光要编出世界第一流的大词典，还要出一批汉语研究的人才，出一套完整的汉语史资料，更要形成一套词典理论，成为'汉语大词典派’。”多少人为此而受到鼓舞。我们真的把“汉语大词典派”视为人生目标。 二、虞万里是其中代表 说到《汉语大词典》出的人才，必须要谈到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虞万里。当年我们俩同在第二编辑室。前不久我收到他的经学汇集《榆枋斋学林》皇皇两大巨册，收录他在经学方面的重要考证和著述。他是汉语大词典编纂处这一群人苦读钻研的代表。这位靠自学成名的学者，当时(1980年）考进来的时候还是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是一家工厂的锅炉工人，业余时间阅读古籍，爱好古代经典到了如痴如醉的境地。为了看懂《康熙字典》上的一个音韵图表，他反复钻研上古音和中古音，从此走上经学研究的道路。记忆力惊人的虞万里，在音韵方面着力甚多，以此为契机，在经学、小学各方面孜孜矻矻。他的另一部专著《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将他的小学基本功融会贯通在整理释读竹简书中，正继承了发端于汉代兴旺在清代的朴学传统，上承近代的王国维、陈寅恪、章太炎、黄季刚。编纂《汉语大词典》，就是这种国学精神的延续。 顺便说一下，当年的编纂处共有两个编辑室，第一编辑室以王涛、金文明等为首，第二编辑室以傅元凯为首，麾下不少都是“社会贤达”，如虞万里、陆锡兴、徐文堪、李明权、李瑞良等人。我与万里同处一个编辑室三年多，了解到他很早就开始声韵之学、《黄庭经》、马一浮等的研究，几乎没有一点点时间闲聊。我是1983年离开的，此后他在经学、训诂学、音韵学、简牍学方面全面出击，取得很高成就。国学考据派中，家法、师承一向是非常看重的，从汉代到清代的乾嘉学派，乃至近代的章黄学派，均以师说为旨归。而虞万里自学成才，无所依傍，只将浩瀚的古代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并以其积累的训诂、文字、音韵功力，逢山开路，在经学、避讳学、简牍学、道家经典等等领域的考据中频出精研之作。自清乾嘉以来，考据频频以小学为旨归，在考据中求得满足，到了为考据而考据，此盖考据之末路。新中国成立后，即以乾嘉末流为批评之的，全部封杀这门学科，故国学界罕有人提及。有评论谓虞万里继承浙东之学“立心在史学经世”，万里未必在研究之初欲振浙东之学，但是他的国学研究确实出于一种济世之用。记得当年办公室五六张桌子，每人看稿，他最安静，时而发声时只听到他说考证《黄庭经》年代的心得，或考证音韵训诂之所见，每有一字新意，便会跟我们分享。而后来研究避讳学、姓名学等，无一不欲解决历史遗留之问题。回忆当年的学术经历时，他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一直置《清经解》于案头，对清儒'实事求是’精神可谓顶礼膜拜，三十年后，敬仰之情未尝稍退，认识则渐趋理性冷静。人在实事求是主观意识驱使下推理、求证，常态下固可接近客观事实，但却并非是一种必然。一旦意气遮蔽心智，便会执指为月，以非为是，主观意识虽循逻辑而演进，结论却已南辕北辙。因此，对于后者，我取丁晏《尚书余论》指实王肃伪造《古文尚书传》一事，梳理其历史，凸显一桩在实事求是历史环境下因意气遮蔽心智而南辕北辙的事例，引发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古文尚书》公案，怎样抱着谨慎态度审视、接受乾嘉学术成就（我是乾嘉学者的忠实追随者，绝无以点带面否定乾嘉学术成就之意），怎样坦然面对反面证据，怎样冷静视听现代学术中的吠影吠声，怎样破除现实门户和思想门户之陋见，怎样在无法解释和难以解释的复杂问题面前保持沉默等种种思考。《汉大》工作的三四年中，奠定了我学术研究的基本思路。”（《榆枋斋学林·序》） 三、一批人才的出现 通观这支编辑队伍，不仅虞万里兄辉煌如此，其他人在各自领域也为翘楚，徐文堪兄的古代中亚文明及西域交通史研究，在学界可为老师也。陆锡兴的文字学及器物学、徐时仪的中古汉语词义考证、唐让之的声韵之学、李明权的佛学、李瑞良的书学、金文明的校勘考订之学、钱玉林的诗学及古代文献学、李鸿福的审音之学等等，在当今社会均堪称一方翘楚。此也是当年孙厚璞先生希望的《汉语大词典》学派之余续吧。说是余续，因为有各种原因使这些人才未能跟大词典相伴始终，结成学派。究其原因，主要还是职称等琐细问题困扰这些社会贤达。 当时编纂处的编辑基本上有两大部分人才组成，一部分是“文革”之前的文科大学生，在中学当语文老师，通过不同渠道进入编纂处。另一部分是前述的“社会贤达”。前者有大学学历，主动参与进来，工作也算努力；后者都是十年寒窗苦学苦读的布衣才子，将古代汉语、古代文学或古文字的研究作为自己一生的学术追求，大多具有某方面的才能，工作与学养可谓突飞猛进，并很早就开始在全国性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产生社会影响。几年后国家恢复职称评定，前者陆续评上中、高级职称即编辑、副编审或编审，而后者大都受到某种程度的不公平待遇。当时虽然不拘一格降人才，但是真正实施起来，又很多麻烦，后来有的就陆续离开了编纂处。但是，那些年他们都为《汉语大词典》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得到了扎扎实实的锤炼。 以今观之，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就像是一个加油站。对于希望在人生的经历中鼓足劲长途跋涉的人来说，在这里加满了油，增添了驶向理想的动力和实力。而对于另外一部分想要享受或博取虚名的人来说，在这里加满了油，无非是为了开开车看风景，慢悠悠地享受生活，最后成为人生的看客而已。最近，我看到已经从上海图书馆负责人任上退休的孙厚璞写了一系列文章，回忆《汉语大词典》当年从发起到搜集资料以及成书的过程，令我想起当年编纂词典的甘苦。我倒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回忆这段历史，毕竟这是中国当代最大的一部汉语词典，其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不可低估，同时对于这部词典所推动的国学人才的培养的意义更是功莫大焉。也要指出的是，当年的编纂处，也有着各种不同的矛盾交集和人事问题，尤其是如何对待没有学历资格的“社会贤达”。陈寅恪当年可以周游欧洲各高校而不去追求学位或学历，回国成为清华学校国学门四大导师之一，如果他处在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的环境中，是否可能获得应有的学术资格，恐怕也很难说了。学术环境的倒退，令这个群体当年处境尴尬。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上述人才在当今语文学界和辞书学界的影响力，证明了“社会贤达”的功力，至少他们得以进入编纂处，这与孙厚璞等领导的慧眼和胆魄是不无关系的。可惜的是，在这样一个如何对待人才问题仅仅开了一扇小门的年代，在当今一切均重视学历和滥发硕士博士文凭的今天，又不可同日而语。以今思之，已恍如隔世。 我去国久矣，每次回国都要和这些同仁们聚聚，无非是聊聊旧时工作的喜与乐。我与大家共事时间虽短，但同事之情谊犹存。上次回到上海，我有了一个想法，何不让各位同仁将这些往事写出来，作为一段学术史上的佳话。一到上海我就跟万里、明权谈及此意，他们均表赞同。而孙厚璞先生在一些老汉大人催促下也有此意，并已开始动笔。随后我辗转在国内开会，会间接到短信，邀约中的重量级人物唐让之突然因病去世。惊讶莫名之下而恍然：我们这一辈人已经开始向晚年过渡了。在追悼会上，见到了已届耄耋之年的金文明和孙厚璞，相谈之下，痛感物是人非，同事中去世、生病、记忆衰退者不在少数，要想使这段珍贵的生涯留下一点痕迹，时间不是很多了。于是商定每人动笔将当年的《汉语大词典》编纂往事记录下来，为我们这个时代增添一点有价值的史料。故有此文。  排版 | 汪頔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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