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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是中国刑罚史中基本的刑种之一，是剥夺人的生命的最严厉的一种刑罚，自古有之。 传说虞舜时期的法官、中国古代法官之祖皋陶曾就制定过“昏、墨、贼、杀”的法律，这里的“杀”就是死刑。而关于死刑的执行方式最早记载始于“行黄帝内刀锯”，被后人认为这是斩刑的开始。
古代的死刑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大辟：大辟是古代五刑之一，即死刑，是我国对于死刑最早的通称。在隋唐以前称死刑为大辟，以后则一律称“死刑”，不再称大辟了。 族诛：也叫“灭族”或“门诛”，即一人犯罪，除将其本人用酷刑处死外，还要诛灭其无辜亲族。有灭三族、五族、九族、十族之分。 戮尸：就是斩戮死者的尸体，这是一种很残忍的刑罚，即使人死了，对尸体也不肯放过。这种刑从周代起到清朝止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被采用。 袅首：这是古代一种最残酷的、最不人道的死刑。把人头砍下高高悬挂在木杆之上以示众，因与袅死形状相象，所以叫枭首。传说鸟类中有一种叫袅的鸟，母袅为幼袅哺食，待到母袅自盲力尽，不能再为幼袅攫食料时，于是幼袅即齐啄母袅的肉而食，母袅无法逃避，只好用咀紧紧啮住树枝任幼袅啄食而死，最后仅仅留下一个袅首空悬树枝不掉。这种刑罚除了隋唐时期废除外，直至民国仍在执行。 腰斩：腰斩之罪仅次于袅首。南北朝已无腰折之刑，但到了明初又被恢复。 绞：古代对被判处死刑的人用帛、绳等勒死或作绞刑架绞死。绞死可以保留全尸，不破皮，不流血，是古代最轻、最文明的一种死刑。绞刑在春秋时代就有了，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国。革命先驱李大钊就是用绞刑杀害的。 镬烹：俗称“下油锅”，是古代一种非常残忍的刑罚。即用一口大锅，内盛水或油，把它烧得沸腾滚烫，然后将被刑人投到里面去烹煮。相传这是商鞍的发明创造，以后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
车裂，俗称“五马分尸”，是用车马分裂人体为一种残忍恶毒的刑罚。具体作法是：将人头和四肢分别拴在五辆车上，以五马驾车，同时分五个不同的方向鞭马疾驰,把人体撕裂。这种酷刑早在周代即有，商鞍被秦国保守派捉到后用车裂之刑处死，秦始皇平息缪毒叛乱，将缪毒车裂。唐朝以后，各朝代基本上不用这种酷刑。 弃市：古代将犯人绑赴闹市执行死刑，将尸体暴露街头。弃市是汉代最常用的死刑。隋唐以后的斩、绞、凌迟、袅首均承袭弃市的办法，将尸体示众。 斩：即“斩首”，是历史上使用得最普遍的死刑的一种，自秦汉初期直到清末各朝的法定死刑都有斩。 赐死：也叫“自尽”，是古代封建帝王对犯死罪的大官吏一种处死的方法，算是一种讲客气、顾全死者面子的处死的方法。 杖杀:：古代在法律规定之外用木棒打死人的一种酷刑。即用木棒猛打脊背、臀部或腿部几十下、几百下，一直打到血肉淋漓，筋断骨折而死。明代的杖杀是最为残暴的，明武宗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一次就杖死大臣十一人；明世宗嘉靖三年〔公元152了年)一次就杖死大臣十六人。 凌迟：行刑时零剥细剐，割肉离骨，让被刑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极端痛苦之下慢慢地死去，是一种最野蛮、最残忍、最惨无人道的死刑。作为法外之刑，凌迟始于五代，作为正式规定的刑罚则始于辽代，元、明、清三代多用此刑。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犯罪始终持两分的观点，而非一味的重刑，分“杂犯死罪”与“真犯死罪”，充分体现了法律的儒家化。 “杂犯死罪”概念确见于《唐律疏议》:“其杂犯死罪,谓非上文十恶、故杀人、反逆缘坐、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中死罪者。”该条为唐代关于罪行是否允许赦免的内容。唐律先明确注明不许赦免的死罪，即“上文十恶、故杀人、反逆缘坐、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中死罪者”，其余的即为“杂犯死罪”。而“杂犯死罪”指非不可原宥之死罪，执行中常减等为流刑、徒刑，并可赎免，不必处死。“杂犯死罪”的理念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与“杂犯死罪”相对应的是“真犯死罪”。“真犯死罪”即罪行严重危害统治及伦理道德，不可原宥，须依法处决之死罪。如《大明律·名例·常赦所不原》所定：“凡犯十恶、杀人、盗系官财物，及强盗、窃盗、放火、发冢、受枉法不枉法赃、诈伪、犯奸、略人略卖、和诱人口，若奸党及谗言左使杀人、故出入人罪，若知情故纵、听行藏匿引送、说事过钱之类，一应真犯虽会赦并不原宥。” 在秦朝体现法家刑罚，尊崇酷刑、滥刑，即便是县令也可以随便杀人。据《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蒯通说范阳令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黔人之首，不可胜数。”且秦朝尚无死刑复核的规定。 秦以后，为了防止滥行死刑，对死刑的适用上基本原则是慎刑，于是在死刑执行前采取了一些特殊的审核程序。 汉朝与秦朝不同，体现儒家刑罚，体现少杀、慎杀。对重大疑难案件，包括部分死刑案件以及官吏犯罪的案件，要奏请皇帝批准，方能执行。其中死罪案件，经过复查属实是可以“赐死”的，甚至是可以减刑的。 汉朝以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设立了偏重于司法行政而兼理刑狱的机构，皇帝对死刑案件愈加重视，全面垄断死刑案件的审核权。如《三国志·魏书·明帝本记》记载：“魏明帝太和三年十月改平望观为听讼观，每断大狱,常幸观临听之”，大部分死刑案件都要上报中央廷尉或皇帝最后核夺。 隋朝是我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朝代。隋文帝杨主张“以轻代重，化死为生。”并明确规定死刑案件实行“三复奏”的复核制。但不同的是，死刑复核的权力由大理行使。从此便产生了死刑复核的专门机关。 唐朝借鉴隋朝灭亡的教训，大加鼓吹“恤刑慎杀。”按唐律规定，下级审判机关判决的流罪和死刑案件，必须逐级上报到，先刑部复核，实行“五复奏”，最后再上请皇帝裁决。即便是大理寺判决的死刑案件，也必须报送刑部复核。贞观五年 (公元632年) , 唐太宗错杀了大理丞张蕴太后，后悔莫及，因为根据法律，此人“未至极刑”。为了避免新的滥杀，唐太宗下令“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复奏。”司法官违反了复奏制度，还会受到处罚。 明朝的死刑无论是斩还是绞，都有决不待时和秋后处决两种形式。对于秋后处决的死罪，明朝设立了一年一次的朝审制度。对于决不待时的死罪，由大理寺复核，可以同意，也可以驳回。 清朝把明朝的朝审发展为秋审、朝审两种形式。
秋审的对象是地方上的斩监候和绞监候案件。进行秋审时，各省督府必须将人犯解送到省城，并与全国在省的按察司、通员等官吏对有关案件先行审核或审讯，并拟出处理意见，上报刑部，由刑部将原案材料和法司、督抚“勘语”刊印成册，分送九卿、詹事、科、道,供秋审参阅。至八月在天安门外金水桥西会同审理。由于秋审的死罪人犯并不羁押在京城,因而秋审只是凭招册进行书面审理。 朝审的对象是由刑部判决的或京城附近的斩监候、绞监候案件。朝审的时间略晚于秋审，每岁霜降后十日进行，冬至前复审完毕。由于朝审的死罪人犯都是关押在京城监狱中，因此朝审采取直接审核的原则，须提人犯到堂当面朗诵罪状，并加以讯问。 历史上，法家法文化崇尚严刑峻法，表现在刑罚重刑上，以此来达到人人不敢、不想、不能犯罪，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是社会目标具有局限性、权利本位观念缺失以及极端的重刑主义带来的严重弊端，导致法家起于战国、兴于汉朝而亡于秦朝。汉后，儒家又重新再次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在继承与被继承的文化传统之上，形成了儒家法文化为主体，法家法文化为辅的刑罚观念和思想。“仁爱”、“慎刑”、“恤刑”等等思想深入人心之时，也伴随着像“天人合一”、“顺时而杀”等等死刑文化的概念、思想在历代刑法中得到贯彻执行。 古代统治者也深谙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的道理，为防止错杀，都对死刑案件规定了复核或复奏，制定了非常充分的救济途径。除谋反、大逆、谋叛等严重犯罪必须立决外，其他案件都是秋后决。因而绝大多数案件被告人除可通过死刑案件的特有程序寻求救济外，还可通过一般案件的救济程序寻求救济。 死刑诞生至今，产于舜帝时期。从古至今，围绕死刑是否合理公正性，是否鼓励人们的残忍，是否符合惩罚目的，是否可以防止误判、是否存废等等，争论不断，直至今日也未给出一个定论。 不管如何，古代慎刑思想所体现的死刑复核制度蕴涵着我们祖先的智慧，特别是重视慎用死刑，为防止错杀无辜而采取许多有效的制度、程序和方法，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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