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老谢伯

一辆脚踏运货三轮驮着满满的家什来到我家门口，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个阴雨天。邻居们七手八脚帮着将东西搬进屋内，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儿陌生人，说着一口夹带上海腔调的杭州话，提醒大家手脚轻些，不要磕坏了那个皮箱和煤球炉什么的。这是老谢伯第一次刻进我的印象里。

听父母亲说，老谢伯是舟山定海大户人家出生，家族曾在上海滩有实业，后来到杭州定居。他从城里下放到一个偏僻的小村，又辗转到我们生产队接受教育，先后被安排临时住在队食堂和我家。那天是把全部家当从食堂搬过来，其实他在我出生前就已经到我们队里了。只是我人小记不得前些年的事，而那辆当时农村少有的三轮车和同样少有的铁皮煤球炉，让我印象特别深，老谢伯在我记忆中就是从那天开始的。一段时间后，在邻里的帮助下，他在一块荒地上盖了土坯茅屋，这些家当再从我家搬了出去。

老谢伯是个有文化的人，戴的深度眼镜就是最好的标签。在这之前我们队里没一个戴眼镜的，“四眼佬”也就成了一些人背后议论老谢伯的专用。戴着眼镜下田很是不便，真是难为这个刚从城里下来的新农民，何况稻虱蚊虫牛蝇蚂蟥也总喜欢欺负生人。水稻搁田之前需要耘田以松土除草，对于个高腰直的老谢伯而言，干这种活就显得更加吃力，他几乎是跪爬着耘田的。双手撸拔着杂草，时不时要将滑落着的眼镜推上去，还要时不时防御驱赶各种虫子们的进攻，没多少工夫下来，泥浆和汗水已经模糊了眼镜污花了脸，而完成一垄田才可上岸歇脚的田塍还远着呢。

老谢伯有文化的实证是他那一手好字和一手好算盘，这在生产队里是绝无人可比的。为用人特长，队里分配他做记工员。于是，在村民们的围观下，老谢伯左手噼里啪啦拨弄算盘，右手行云流水记着工分，娴熟的样子让人叹服。需要算另一笔账时，算盘只是轻轻一抖，算珠便齐归原位。起初还有人怀疑他可能算错记错，而他总是板着脸仰着脖子说“落子不会错、落笔不须改”，一副非常自信的神情，有时还不忘数落人家一番。这是某些人认为他态度差、人难弄的证据之一，也许正是城里待不住要到农村受教育的一个原因。后来大家发现经他计算记录的工分账目确实丝毫不差，但毕竟算账记工换了别人并无大碍，怎么能让本该接受教育的人来教训人呢，老谢伯自然也就换了工种。

体力活不行脑力活又不配，老谢伯就只有改作放牛了。这是个不用湿手的行当，对喜欢抽空就捧着本书的他来说，真是求之不得。当然，摸着牛的习性并不简单，让体型硕大的水牛顺从地跟着走，花了他好些时日。放牛虽不像其他农活那样强体力，但也不轻松，既要起大早放早牛，又要管住饥牛只吃田塍和路上的草而不糟蹋旁边的庄稼，来不得半点马虎。牛吃了稻子吃了番薯藤的事难免也会发生，换作其他人那只是牛的问题，对老谢伯来说就可能被认定为人的问题。还好多数村民心地善良，原谅了这个城里来的落难人。一段时间下来，老谢伯适应了新的工种，甚至可以骑在牛背上悠哉游哉的看书了，当然原本还算挺拔的背脊为了保持平衡也变得佝偻起来。耕牛背上的眼镜和书本，成为村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老谢伯看的书大多是厚厚的。在那间小茅屋里，简易书柜上放着一大叠书，这是我平生首次看到一户人家居然有这么多的书。一套《三国演义》，纸张已经基本泛黄，我记得特别清晰。虽然大家公认老谢伯脾气孤傲、态度不好，但对喜欢读书的人还是和蔼的。看着我对这堆藏书感兴趣的样子，他露出难得的笑脸，说小孩子要好好读书，长大了才有出息。这些书现在你还看不懂，再长大些借给你看。在那间小茅屋里，与村里人家不同之处，除了书籍还有一台收音机。老谢伯抽空就捣鼓着收听时清时噪的几个节目，有时晚上很迟还在听。据说一段时间有人怀疑他收听敌台，悄悄地在窗外监听过，最终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老谢伯花钱将屋顶茅草翻改成瓦片，他已完全融入到农村生活了。有时收工以后做点小菜喝点小酒，翘起二郎腿看着书报，很是自得其乐。改革开放后，老谢伯因为落实政策还是依依惜别乡亲回城里去，好像是到一个中等专业学校当数学老师。起初他住在众安桥附近的一个大杂院里，我刚上大学时还到那里去看过他。之后他带着后来结成的老伴回过几趟农村会会老友，我因在外工作没能与他碰面。由于当时通信不像现在那样方便，说不出从哪时起没有了来往，也断了联系。而有一点可以肯定，老谢伯的晚年一定是幸福的。

                        吴忠云   2016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