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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与王安石关于“新政”论辩的书信 北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时任右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司马光成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最主要干将 。在这年的二月二十七日，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长信，以朋友的身份劝说王安石改弦易辙，放弃变法，这就是有名的《与王介甫书》 。 第一封王安石未予答复。司马光再写了一封短信给王安石，王给了明确答复。第三封是司马光针对王安石回复再与理论。
《与王介甫书》司马光 二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惶恐再拜，介甫参政谏议阁下：光居常无事，不敢涉两府之门，以是久不得通名于将命者。春暖，伏维机政余裕，台侯万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月之雅也。虽愧多闻，至于直、谅，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则固不敢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处、语、嘿，安可同也？然其志则皆欲立身行道、辅世养民，此其所以和也。 曩者与介甫议论朝廷事，数相违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于光向慕之心未始变移也。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成被其泽矣。天子用此，起介甫于不可起之中，引参大政，岂非欲望众人之所望于介甫邪。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窃意门下之士，方日誉盛德而赞功业，未始有一人敢以此闻达于左右者也。非门下之士则皆曰：“彼方得君而专政，无为触之以取祸，不若坐而待之，不过二三年，彼将自败。“若是者不唯不忠于介甫，亦不忠于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则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则不然，忝备交游之末，不敢苟避谴怒、不为介甫一一陈之。 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其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 已逋责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樊须请学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知礼义信，况讲商贾之末利乎？使彼诚君子邪，则固不能言利；彼诚小人邪，则固民是尽，以饫上之欲，又可从乎？是知条例一司已不当置而置之，又于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炫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已甚矣。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四十余人，使行新法于四方。先散青苗钱，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钱，次又欲更搜求农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州县，骚扰百姓者。于是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故谤议沸腾，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书》曰：“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伊尹为阿衡，有一夫不获其所，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孔子曰：“君子求诸已。”介甫亦当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专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称施之；贷息钱，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雇市佣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独以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极之道，施之于天地，人皆不可须臾离，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也，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与贤皆过人，及其失也，乃与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谓用心太过者也。 自古人臣之圣者，无过周公与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尝无过，未尝无师。介甫虽大贤，于周公、孔子则有间矣，今乃自以为我之所见，天下莫能及，人之议论与我合则善之，与我不合则恶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进，谄谀之士何由远？方正日疏、谄谀日亲，而望万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远，难矣。夫从谏纳善，不独人君为美也，于人臣亦然。昔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之善否。或谓子产毁乡校，子产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薳子冯为楚令，有宠于薳子者八人，皆无禄而多马。申叔豫以子南、观起之事警之，薳子惧，辞八人者，而后王安之。赵简子有臣日周舍，好直谏， 日有记，月有成，岁有效。周舍死，简子临朝而叹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吾是以忧也。”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酂文终侯相汉，有书过之史。诸葛孔明相蜀，发教与群下曰：“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蹻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尝自校簿书，主簿杨颙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交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私业无旷，所求皆足；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孔明谢之。及颙卒，孔明垂泣三日。吕定公有亲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荐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壮，好直言，定公时有得失，原辄谏争，又公论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叹曰：“是我所以贵德渊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尽哀，曰：“德渊，吕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复于何闻过哉。”此数君子者，所以能功成名立，皆由乐闻直谏、不讳过失故也。若其余骄亢自用，不受忠谏而亡者不可胜数。介甫多识前世之载，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言以其所愿乎上交乎下，以其所愿乎下事乎上，不远求也。介甫素刚直，每议事于人主前，如与朋友争辩于私室，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如无也。及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昔王子雍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谓自信太厚者也。 光昔从介甫游，介甫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又曰：“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将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岂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何介甫总角读书、白头秉政，乃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之谋乎？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卿士，谋及庶人。成王戒君陈日：“有废有兴，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孔子曰：“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则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之事，未有专欲违众而能有济者也。使《诗》、《书》、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则已，若犹可信，则岂得尽弃而不顾哉！今介甫独信数人之言，而弃先王之道，违天下人之心，将以致治，不亦难乎？ 近者藩镇大臣有言散青苗钱不便者，天子出其议，以示执政，而介甫遽悼悼然不乐，引疾卧家。光被旨为批答，见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辞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义责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视事，更新令之不便于民者，以福天下。其辞虽朴拙，然无一字不得其实者。窃闻介甫不相识察，颇督过之，上书自辩，至使天子自为手诏以逊谢，又使吕学士再三谕意，然后乃出视事。出视事诚是也，然当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报天子之盛德。今则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言青苗钱不便，诘责使之分析。吕司封传语祥符知县未散青苗钱，劾奏，乞行取勘。观介甫之意，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不复顾义理之是非，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光窃为介甫不取也。光近蒙圣恩过听，欲使之副贰枢府。光窃惟居高位者，不可以无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极，故辄敢申明去岁之论，进当今之急务，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主上以介甫为心，未肯俯从。光窃念主上亲重介甫，中外群臣无能及者，动静取舍，唯介甫之为信，介甫曰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曰不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唯系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已意而不恤乎？夫人谁无过，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损于明？介甫诚能进一言于主上，请罢条例司，追还常平使者，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而介甫改过从善之美愈光大于前日矣，于介甫何所亏丧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陈其志，以自达于介甫，以终益友之义，其舍之取之，则在介甫矣。 《诗》云：“周爰咨谋。”介甫得光书，倘未赐弃掷，幸与忠信之士谋其可否，不可以示谄谀之人，必不肯以光言为然也。彼谄谀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缘改法，以为进身之资，一旦罢局，譬如鱼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国家之大计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彼忠信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或龃龉可憎，及失势之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将何择焉？国武子好尽言，以招人之过，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虽然，施于善人亦何忧之有？用是故敢妄发而不疑也。属以辞避恩命未得清，且病膝疮不可出，不获亲侍言于左右而布陈以书，悚惧尤深。介甫其受而听之，与罪而绝之，或诟詈而辱之，与言于上而逐之，无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不宣。光惶恐再拜。 《与王介甫第二书》司马光 光以荷眷之久，诚不忍视天下之议论汹汹，是敢献尽言于左右，意谓纵未弃绝，其取诟辱必矣。不谓介甫乃赐之诲笔，存慰温厚，虽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绝之，足见君子宽大之德过人远甚也。 光虽未尽晓孟子，至于义利之说，殊为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太过也。传曰：“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今四方丰稔，县官复散钱与之，安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数年之后，常平法既坏，内藏库又空，百姓家家于常赋之外，更增息钱、役钱。又言利者见前人以聚敛得好官，后来者必竞生新意，以朘民之膏泽。日甚一日，民产既竭，小值水旱，则光所言者，介甫且亲见之，知其不为过论也。当是之时，愿毋罪岁而已。 感发而言，重有喋喋，负罪益深。 《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覆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与王介甫第三书》司马光 光惶恐再拜，重辱示谕，益知不见弃外，收而教之，不胜感悚，不胜感悚。 夫议法度以授有司，此诚执政事也，然当举其大而略其细，存其善而革其弊，不当无大无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也。且人存则政举，介甫诚能择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虽日授以善法，终无益也。介甫所谓先王之政者，岂非泉府赊贷之事乎？窃观其意，似与今日散青苗钱之意异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顾以此独为先务乎？今之散青苗钱者，无问民之贫富、愿与不愿，强抑与之，岁收其什四之息，谓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于辟邪说，难壬人，果能如是，乃国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与变法而讲利者，邪说、壬人为不少矣。彼颂德赞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盘庚曰：“今我民用荡析离居。”又曰：“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又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又曰：“非废厥谋，吊由灵。”盖盘庚遇水灾而选都，臣民有从者，有违者，盘庚不忍胁以威刑，故勤劳晓解，其卒也皆化而从之，非谓废弃天下人之言而独行己志也。光岂劝介甫以不恤国事，而同俗自媚哉？盖谓天下异同之议，亦当少垂意采察而已。 幸恕其狂愚。不宣。光惶恐再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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