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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高考记忆|邬国义:两次录取通知书

 zzq9788 2023-06-08 发布于上海
阅读×新知×人文关怀


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考入大学的一代,1977、1978级入学的两届大学生,已经作为一种专门名词,定格在中国高考的历史中。

我参加了1977、1978年的两次高考,第一次录取在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第二次录取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即华东师范大学)。两次高考,两次录取,第一次没去读,第二次才去报到入学。这样的经历,或许并不多见。自己一直未讲起此事,甚至与我同寝室的大学同学,也毫不知情。几年前在翻阅一本旧书时,意外地从中发现了一纸录取通知书。一看,原来是一张1977级的高考录取通知书——上海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上面写着我的姓名,以及报到的时间、地点等。看着这一纸久已忘却的通知书,不禁思绪连绵,勾起了40年前的高考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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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邬国义,1978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88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二十世纪学术史等。主要著作有《国语译注》《资治通鉴》(附考考异)《南朝五史辞典》(副主编),编校《史学通论四种合刊》《冯承钧学术论文集》《冯承钧学术著作集》等。参与国家九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王国维全集》的点校整理工作。

(本文转自:史学科班生)

1977年秋冬,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之后,我在地处松江郊县的上海第二冶炼厂已经工作了将近十年。

我是育才中学1966届初中生,还未毕业,1966年夏,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学校的校长、老师被批斗,学生没有书读,那是个非正常的年代。在学校、社会上闲荡了两年之后,于1968年8月底被分配到松江郊县的九〇一厂。

那是一个军工厂,是当年松江地区最大的两家工厂之一。“九〇一”是代号,属上海冶金局下属的一个军工单位(后改名上海第二冶炼厂)。另一家是六〇一厂,属航天部下属的保密单位。九〇一厂主要生产铍、钛、硅等稀有金属产品。我当年去报到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工厂地点在哪儿。只是身背着行李铺盖,在人民广场集合后,近二百个学生分别乘上几辆“巨龙”公交车,一路向西,也不知开往哪里。颠簸地开了近两个小时,领队的师傅指着车窗外说:“看到没有?那个最高的120米的大烟囱便是我们厂,那是华东地区最高的建筑,比上海最高的国际饭店还要高。”到了厂里,我和原来同校来的三个人一起,待在草棚搭成的大礼堂中等候分配。将近傍晚时,总算分到一个集体宿舍中安顿下来。

第一印象,华东最高的烟囱是我厂的标志。当时并不知道,烟囱越高,排出的气体越是有毒有害。此后近二百号人,一起分到了黄埔江边的“500号”车间。那是一个毒性更烈的单位,一般人都不愿意去。除几个技术员和老工人外,早先分去的都是松江的复员军人。车间全是男性工人,地点远在江边码头,从总厂乘有篷的卡车,有十几分钟的车程。每天的工作时间,为全国少有的6小时制,实行四班倒。进入厂区以后,脱掉全身衣服,换上防酸防毒的工作服,戴上三四层口罩,中间不能吃任何东西。下班后必须洗澡完毕,换上自己的服装,再乘车回到总厂食堂吃饭。关于其有毒有害性,举一两个例子,就可明了。车间生产排出的废弃渣滓,因有毒和放射性,厂里置有一支专门的船队,须运送到杭州的山洞中掩埋起来。若是工作中不慎碰伤出了点血,即可开一周的病假单。不过,待遇不错。平时每个月还有25张营养票,每张一毛五分钱,可以买一份肉菜。每年工人还享有两周到西郊冶金工人疗养院休假的待遇。

当时并没有感到什么。我出身于工人家庭,是家中的长子,中学毕业后能分到郊县的工厂,对我来说,比起那些到黑龙江军垦或崇明农场的同学来说,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但由于早班6点前就要交接班,清晨5点不到就得起床,匆匆吃了早饭,就乘车到车间去,中间又不能吃东西。待12点下班,再乘车回总厂吃完饭已到下午1点,总要经七八个小时。下一餐的时间间隔又很短。由于饮食没有规律,时饱时饥,这样一年半以后,肠胃就出了毛病,拉出的大便像乌黑的柏油一样。到厂里的医务室一看,赶紧转上海的医院,一查,大便出血四个+,患了严重的胃出血。

有一回为了吃饭甚至差点出了人命。一日交接班后洗澡出来晚了,回总厂班车的驾驶员以为人都到齐了,已经发动了卡车。若赶不上此车,那就只能饥肠辘辘地花半个多小时步行走回总厂再吃饭。于是赶紧一路奔去,抓住了车后踏梯的把手,但脚未站稳,摔倒在了地上。此时车已加速快行,我只能紧紧拽住车后的把手,身体一路被车拖曳着前行。又不敢松手,怕的是一旦松手,因惯性关系会往前冲而被车轮辗轧。这样在泥石的公路上被拖行了几十米,情况十分危险。直到前面的司机听到车上的工友大声呼叫“停车,停车”,车才停了下来。此时我身上的衣裤全被磨破,腿上伤口出血不止,还好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再说有毒有害,有些事还真令人难忘。有一回出了工伤,和工人师傅一起在卸装冶炼锅时,因手未及时抽出,被几百公斤的重物突然压住,一根手指前部一下子被压扁,指甲也脱落了大半截。后经医务室处理,被拔去整个指甲,也未上麻药。俗话说十指连心,那回拔去指甲的痛楚,记忆犹新。而伤口也难以愈合,至今我右手中指的指甲,长出来还带有明显的裂缝,那是留给我的永远的伤痕。那时提倡“革命加拼命”,一些长期在此车间工作的老师傅,平时既不注意戴口罩,抢修时又不戴防毒面具,因而导致有毒粉尘吸入肺部,造成慢性矽肺。当时尚感觉不到,到二三十年后,还会发出来。后来有的师傅刚退休没几年,就因矽肺死亡,肺部犹如棉絮一般。有一个和我一起进厂的“赤膊”朋友,读大学之后还一直有来往,他50多岁在家待退休时,一直呼吸困难。一天在家上厕所时,人没出来,家人进去一看,已经没气了。又,前面说过厂里的高烟囱,也出过事。一同进厂的一位青工,没过两年,便在一次爬上高烟囱维修作业时,一不小心从高空摔了下来,当场身亡。我们听到这一消息时,均兔死狐悲,不胜唏嘘。回顾这些往事,脑中还不时会想起“文革”中盛行的“老三篇”中说的一句话:在革命的队伍中,“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唉,以往说起我们这一代人,多的是讲知青上山下乡如何如何,其实在工厂也很不易,一言难尽。

此后我又胃出血了两次。这样就不能再在那个车间干了,于是就转到了另外一个代号“916”的车间,也算是因祸得福吧。当时1970年代,陈伯达曾提出“电子革命”的口号,厂里建有一个单晶硅车间。单晶硅是制造半导体原件的重要材料,也可说是当年的高科技产品,清洁质量要求很高,车间测试室的墙体是用厚塑料铺设的,上班穿的是白色涤纶的工作服,因而被称为“贵族车间”。我当时住在厂里,每天8小时按时上下班,每周返沪回家一次,周而复始,工作还是比较轻松安逸的。

那时已是“文革”后期,厂里虽然也有一些运动,包括社会上的“批林批孔”运动等,但相对来说,在上海地区,秩序还是比较稳定的。我就读的育才中学,也是上海的一所名校。虽然仅受了三年的初中学业,但因学校的教育关系,自己已经养成了一种自学的习惯,在工作之余,无非就是读读书。我有一个关系很要好的同学,经常有办法交换或借到各种书籍,于是我每周回家时,即借来带回厂里读完,返沪时再换些新书。在这段时间中,还真读了不少好书。除了背诵、抄录古典诗词,读一些中国名著和文学史、历史类著作之外,还读了不少的诗歌、外国翻译小说。当时凡是能借到手的,不管看得懂看不懂,都囫囵吞枣地读下去。虽说是饥不择食,但在知识匮乏的时代,则犹如小草之吮甘露,给予了自己知识的滋养与心灵的慰藉。自己至今还能开列出一串长长的书名,就是得益于当年的阅读。这也可称之为“文革”中的一种地下读书运动吧。我至今还十分感激借我书籍的那位顾姓同学。这些读书积累对于自己此后参加高考来说,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在工厂期间,过的是集体宿舍生活,日复一日。也谈不上枯燥不枯燥,反正就是工作、过活,当时也没有什么别的出路。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或许一辈子就这么过了。

读大学的想法则是逐渐产生的。我出身贫困,9岁时死了父亲,家中孤儿寡母,兄弟姊妹六人,全靠母亲一人养活,这样的家境,能读完小学、初中已是万幸,哪里敢存有上大学的念头?进了育才中学之后,正好遇到1963年的教育改革。老校长段力佩提倡“读读、议议、练练、讲讲”的八字教学法,主张减轻学生负担,又把我们初一(3)班作为教改试点班。当时育才教改的经验被报道,我们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林丽珍教学的照片还上了报纸,引起很大的轰动,各地都有到我们班来观摩听课的。插叙一句,林老师后来在“文革”中和七一中学的老师施济美,两人在淮海路的寓所一起上吊自杀(施是民国时期上海1940年代女作家,两人均单身未嫁,一直住在一起),也是很悲惨的,此事容当别叙。

在教改中,段校长还做过一项试验,挑选了六位高二在读的优秀生直接报考大学。结果考进了五位,另一位女同学,据说是考入了上海科技大学,但眼界颇高,称自己报考的是清华大学,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还差不多,因此没去。段校长由此想搞一个班试验,能不能四年即考大学。故我们班的课程与其他班均不一样,到1966年初三时,已学完了物理、代数、几何等课程,并学了高中的解析几何。不过,那时我年龄小,又早读书,比一般同学小了两岁,很多事都是懵懵懂懂的,成绩也排名在后,故并没有想过要读大学的事。

事实上,还未等此事实施,“文革”就开始了。记得1966年6月6日,《报日人民》刊登了北京市一女中高三(4)班学生向毛主席写的一封信,要求废除旧的高考制度,称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要“砸烂旧的高考制度”云云。我们班里的一些同学,也曾汇集在一位同学家中,写大字报签名表示拥护。不过,这和我们初中生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此后,在狂热的“文革”中,红卫兵批斗老师成风,写老师大字报,剃老师阴阳头的,所在都有。记得有一回我和几个同学骑着黄鱼车,一起到复旦大学去看大字报,感到大学真是大,算是对大学有了一点感性认识。以后大串联到北京,去了北大和清华,对大学有了进一步的印象。但此时也没有将自己与大学联系起来。两年后,我被分配到了郊县的工厂,自然更无从谈起读大学之事。

如前所说,全国高考在“文革”中被取消了,1970年代虽有“工农兵上大学”的事,但当时采取的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招生办法,须经过严格的政审,实行“哪来哪回”的政策。实际是暗箱操作,领导决定,走后门成风。厂里也有极个别的,被推荐到上海的高校学习。但名额既少,也轮不上自己的份。厂里也办过所谓的“七二一大学”,实行开门办学,读后仍回车间当工人,感觉也没多大意思。因此,也就不作别的想头,做好自己的工人就是。

人心总有躁动的成分,会有对知识的渴望与某种精神层面的追求。我所在的是有几千人的大厂,其中有不少大学生,有北大、清华、复旦的,更多的是中南矿冶学院的。“文革”后期,一些到农场锻炼的大学生也被分配到厂里。和那些人在一起,听他们的谈吐和知识,总是闻所未闻,包括所谓“黄金分割”比值为0.618,也是第一次听说。因此,一方面既深感自己知识的缺乏,另一方面也会心生羡慕,由此未免有一种对大学与大学生活的向往。

另外,当时在郊县厂的青年工人还别有一番苦恼,那就是面临的恋爱、婚姻问题。虽说我所在的工厂为市属工厂,户口还在上海,但毕竟人在郊区,要在上海找合适的对象,殊非易事,而又不甘心在当地找恋爱对象。因此,青年人朝思暮想的,便是如何有朝一日能调回市区。而在当时严格的户口制度下,这又谈何容易。此后厂里的青工想考大学,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当1977年秋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无疑是一大福音与机缘。尤其是还有一条,当时规定工龄五年以上的,在大学读书期间还可以保留自己原来的工资,带薪学习。这也是很有诱惑力的一个重要条件。我后来进校之后,四年来工资一直由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位同事带来。当时工资43元,加上5元奖金,后来在校时还普加过一次工资,总共有53元。与同我一起入学的上山下乡的同学只有17或19元的师范院校助学金相比,可以说是“大富翁”了。此时自己尚为单身,物价、书价又都很便宜,书只有几毛钱一本,平均不到1元钱,这可以说是在我的一生中,也是“自我感觉”最为富有的时候。

不过,当年招生时,还有一个毕业去向的问题,政策并不明确。经历了“文革”、上山下乡运动之后,有些同学几年前好不容易从郊县崇明农场抽调回沪,在上海工厂工作。我中学同班的有些同学,学习成绩远比我好,由于怕毕业后再被分配到外地,被吓怕了,故而就未敢报考,从而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现在想来,那真是十分可惜的。(他们后来大多是通过自考或上夜大学,获得了大学文凭,这也是一条出路。)

《易经》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后经伟人一说,变成“穷则思变”,成为人所皆知的一句话。其实意思已经改变。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家住沪西曹家渡,而远在上海东北角的吴淞地区一个钢铁厂工作。清晨4点多鸡未叫就要起来上班,炼钢车间高温酷热,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想改变自己的工作环境,就参加了高考。我在郊县,他上班路途遥远,工作又艰辛,故而都放手一搏。后来他和我一起进了大学,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有时我俩聊起这段往事来,便称“穷则思变”,看来还是很有道理的。这自然已是题外的话,但人的命运的改变,与个人所处环境及其追求确实是密切相关的。

现在已记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的,到底是社会上流传的小道消息呢,还是后来看到报纸上刊登的正式消息,已经模糊不清。反正知道之后,就起了报考的念头。当时我家三兄弟都在上海的工厂,两个已超过五年工龄,于是都报名参加了当年的高考。考虑到自己年龄较大,已过了25周岁,因而我就报考了上海的师范大学。

从知道消息到正式考试,时日已经不多。当时考试分为文理两科,作为只有初中文化水准的我,没有完整念过高中的数理化,要考理科显然是不可能,而且自己的兴趣也在文科,因此报考的自然是文科。我的两个兄弟报考的是理科,我自己报考的是历史与中文。自忖一直坚持自学,文史基础不错,对历史尤为喜欢,这方面的知识也掌握较多,就把重点放在复习数学、地理方面。于是赶紧把原来学过的代数、几何课本找出来复习,而未学过的高中数学如微积分等,要重新学起来就很吃力,也不是一时能够奏效的。又试着做了一两篇备用的作文。那年外语是参考分,并不计入总分,也就能考几分是几分了。时间紧迫,在工厂除8小时工作外,就想方设法抽出时间来复习功课。

上海的高考是在当年的12月下旬举行的。我高考的地点是在松江城里的一所中学,厂里还派车将参加高考的人送到了考场。几场考下来,我感觉还不错,就是有些担心数学。到了次年一月下旬,已经知道考试的初步结果,我和我的小弟弟均收到了体检通知,大弟弟则名落孙山,没来通知。那时并不公开高考的分数,虽说不知道自己的具体成绩,应该还是不错。于是到松江人民医院参加体检,身体状况正常。同时还有政审关,组织上要到厂里和里弄调查。我出身工人,在工厂表现不错,还入了党,应无问题。不过,我的小弟弟因为在厂里和人玩牌时来几根香烟,就被认为有赌博行为表现不好,虽收到了体检通知,后来就没被录取。可见在那个乍暖还寒时节,当时的政审还是挺严的。

这种情况到了第二年高考才有了很大改观,政审放开了,单位的材料还须经过本人的签字。这和原来“背靠背”,或自己背了黑锅还不知道的情况,显然大为不同。至少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写材料的人的权力,或会笔下稍许留情一些,不至于写得很糟糕。我后来的1978级的同学,有不少所谓“黑五类”子女,有问题或出身不好的能进入大学,无疑是得益于这一政策。不过我一直有一个私见,以为之后实行这一政策,和当时尚未“解放”的一大批老干部有极大关系,其时他们的问题多未解决,子女同样面临着入学的政审问题,1977年也因此遭挫,因而反应强烈,反映到上面,便都网开一面,“咸与维新”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收到了上海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的录取通知。不过我并没有去报到,放弃了。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自己想读的是历史或中文系,现在录取的是政教系,当时也不懂政教系包含了哲学、政治、经济等学科,以为就是单纯的政治教育,经历过“文革”之后,看多了政治运动的起起落落,不免对其另眼相看,因此不愿意去读;二是来的录取通知是两年或三年的专科,只是大专而非本科,因此不太情愿。要读就读自己满意的学科,下次再考就是了。就这样,既没有请教他人,也未和人商量,就自作主张地将这一录取通知书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而未去报到。

今日回想起来,其实这是一着险棋。当时年轻气盛,考虑不周,或也过于自信。如果下一年情况有变,或考试一旦失误,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不仅失去了上大学的天赐机缘,影响到自身以后发展的可能性,而且还可能沦落到在工厂下岗的地步。事实上,我所在的工厂,在十几年之后的改制中,几经周折,就遭遇了破产转制的境况。与我同时进厂的工人,就有被买断了工龄,自找出路的。虽说这已是后话,但忆及此事,还未免有些后怕。后来我还几次去过老厂,原来已经停产的老旧厂区,据陪我的同事指点,还多次被电影、电视剧作为拍摄以往厂矿企业的取景地。一个几千人的国企大厂,当时在松江地区赫赫有名,原本也是当地人最羡慕最想进入的企业,如何从兴盛走向败落、倒闭,之后也是我一直思考而搞不太明白的问题。

未去报到,仍在工厂做工。虽说因不了解情况,难免也遭人背后嘀咕几声,但自己收到了录取通知,故并不在意,依然保持了心态的平和。相隔半年多,很快就迎来了1978年7月的第二次高考。于是再次报名,再次考试。有了上次考试的经验,因此准备起来相对从容,也比较放松。我还以自身说法,认为大学也并不难考,拉了一个要好的中学同班同学一起迎考。那位同学之后与我的两个兄弟一直在一起复习,参加了高考,至今碰在一起,还会说起“当年拉了兄弟一把”之事。

那年9月底,我收到了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记得那天松江教育局的同志还往厂里打来电话,说是走读生,问我这次还去不去读,我自然赶紧说:“去的,去的。”接到通知的那天,自己压抑不住兴奋之情,赶紧匆匆收拾了行李,乘车赶回了上海的家中。到家后,知道我的大弟弟也收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三兄弟甚为兴奋,躺在床上讲了一夜的话。这也许是那十年中最为高兴的一天,也是永远难以忘怀的一天。

还有一事值得一记。第二天一早,当我回厂里办理手续,在人民广场等候乘厂车时,突然听到有人叫我,一看,我那位要好的同学也赶来了,告诉我他也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和我在同一个学校——华东师范大学,只是不同专业。那天他下了夜班后,一清早即首先到我家来通告这一喜讯,知道我刚离家返厂,于是赶到人民广场,找到我,以分享这一好消息。

高考,这对于一个人的人生来说,确实是一件大事。我由此告别了工作十年的工厂,迎接来的是新的人生、新的挑战与旅程。而实在说来,虽则此后进了高校,在工厂的十年依然十分令人难以释怀,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痕。还曾好多回“入梦”来,梦见自己回到原来的老厂,原来换工作服的更衣间,甚至在梦中还担心上工迟到了。毕竟从17岁进厂,到27岁时离开上大学,这整整的十年时间,正是人生中最为宝贵的青春时代。因此说是告别,其实告别不了。古诗词中所谓“不思量,自难忘”“待不思量,怎不思量?”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一方面,正如“文革”中流行一时的样板戏《红灯记》中所说的那样:“有了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另一方面,十年的底层工薪生活,对于重新认识社会实际和人生,包括后来的思想认识及转变等,乃至之后的学术工作,仍有相当的关联。尤其是对读文科的人来说,个人的阅历与切身历练,在此后分析社会矛盾和分层、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复杂性等方面,依然是很可宝贵的经验,还会发挥其应有的认知作用和价值。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场考试,此后自己又有过硕士、博士生的考试,以及职称考等,但对于经历过“文革”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1977、1978年的那两场考试,既是个人命运决定性的转折点,无疑也是最为重要最为难忘的考试。

来源:本文原载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的《我们的1978:高考重启与大学生活回忆》一书,78级参加高考的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们讲述了自己的高考经历以及他们的大学生活本号推送此文仅限于学术推广之目的,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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