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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丝纺情缘之
浪 漫 学 徒 重庆磁器口古镇，背靠葱茏的歌乐山，面临蜿蜒的嘉陵江，风光旖旎，历史厚重。一条小溪从山坳里流来，在古镇的身旁绕过几道弯，静静地汇入江里。小溪对岸曾经有一座工厂，那就是重庆丝纺厂。
说来也巧，1950年妈妈带我来重庆，第一站就是磁器口。想不到二十多年兜兜转转，竟然又回到了这个地方。我不得不感叹命运的神奇，暗地里想，磁器口应该是我的福地。报到手续完毕，有老师带我去食堂买了饭票，安顿好单工宿舍。之后，我匆匆返回厂里吃过午饭，就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厂区面貌，于是一个人从大门口开始，沿着主干道慢慢溜达。这时刚过了饭点，路上还有三三两两的人群，但车间里机声轰鸣，人影幢幢；粗大的蒸汽管道高悬在空中，盘旋缠绕，穿墙入室，突突的冒着白烟；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满载煤炭驶向锅炉房，几个人推着小车运送物品；地面上有一段铁轨，一辆装满石块泥土的翻斗车“叮里哐当”地开了过来……我东张西望，走走停停，十分好奇。脚下的路突然变窄了许多，再往前走了几步，就望见一坡石梯，看看两旁已不像厂房的模样，分明是住家的人户。我有点纳闷，不过一会儿工夫怎么就走完了厂区？我回过头来放慢脚步，眼睛仔细搜寻，看见不远处有两根不起眼的砖柱，顶上还有一个金属的拱架，这大概就是厂区的后门吧？不经意间，我已走出了厂区。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工厂，也不知道应该是什么模样，不过对眼前的景象还是多少有点失望。后来，在学习班里得知，这是一家老厂，已有60多年的建厂历史。厂区狭窄，厂房破旧，机器设备老化。可是，工厂的产品主要供外贸出口，为国家换来宝贵的外汇。工厂也曾有过辉煌历史，文革之前是全市、全省的先进模范。听到这些，我的心里有了几分自豪。新工人学习班结束，我被分配到制绵车间甲班，做梳绵值车工，跟着郭好清师傅学徒。师傅把我领上一米多高的工作台，开动圆梳机，直径1.7米的大锡林慢速运转，机器下方前后两个布满钢针的梳理滚筒高速转动。师傅胯部靠着一条宽约30厘米的牛皮带，身子前倾面向大锡林弧面。随着机器加压装置的启闭开合，双手熟练地进行嵌绵、翻绵、揭绵操作。这是一套完整而连贯的动作，要领是干净利落准确无误，关键是要跟上机器运转的速度，掌握好节奏。师傅一边操作一边给我讲解，又不时地让我试手体验。这只是一个熟练的过程，熟能生巧，习惯成自然。仅一周时间，我基本掌握了要领，两周之后，就脱离了师傅，独自操作一台机器，在切绵、落绵工序的配合下进行生产。机器昼夜连续运转，工人三班轮流替换。当班梳绵工不能离开岗位，不准随便关机，上厕所、喝开水安排有人临时调换。因此，梳绵被公认为是全厂最苦最累的活儿，新进厂的学徒工们普遍抱有畏难情绪。可是，我却另有一番感受。时值冬天，车间里却有蒸汽供暖，我穿着单衣，站在操作台上心里想，这里没有太阳暴晒，不受风吹雨淋，不出大力气，不会挥汗如雨，也不会累得腰酸背疼，与当知青干农活相比，何谈最苦最累？伴随机声的轰鸣，看着眼前的一切，我无比的惬意，如鱼得水，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师傅多次询问，暗地里观察，也才放下心来。刚到工厂，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我与师傅们聊天，听他们讲工厂过去的人和事；我跨过小石桥，到古镇徜徉，流连于电影院和新华书店；上白班的傍晚，我和寝室的同伴到重大、建院、重师几所学校去散步，犹如逛公园。那时工厂的休息日定在星期四，通常我也少回家。师傅叫我去他的家，拜见了师母和婆婆，还认识了他的三个子女。我一个人去歌乐山游览，抄小路爬上云顶寺，看着断壁残碑发思古之幽情；到白公馆、渣滓洞参观，面对烈士遗迹，缅怀先辈英灵……那段时间里，我激情满怀，热血奔涌，浮想联翩。上班的时候，双手在习惯性地完成规定动作的同时，脑子里却天马行空酝酿诗句。我随身背着一个挎包，带着笔和小本，一有空闲就记录下来。就这样,先后写了《云顶飞歌》、《一代新人茁壮成长》等组诗。春节到了，厂里要出墙报，我填了一首《满江红》送到宣传科，美工老师用大幅行草书刊出。初试锋芒，引发小小的轰动，有几个诗歌爱好者主动找上门来与我交流,工友们也给了我“诗人”的称号。我认识了厂宣传科的陈老师，他是文革前中文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他为人谦和，悉心指导我。记得他曾鼓励说：“你那首《班前会》很有生活气息，可以试一下去投稿。”后来，他接受了知青带队的任务，暂时离开了工厂，为此我很是失落。1972年，厂里重新恢复党团组织，我被选为车间团支部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全厂举行赛诗大会，我包揽了我们车间参赛节目的创作、排练、演出的所有环节，并获得好评，一时间名声大噪，诗歌朋友圈迅速扩大。后来，在厂工会的支持下，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诗社，经常聚会交流，开展采风、笔会活动，还定期出版刊物--《银丝》。正值知青返城高峰期，加上国家退休顶替政策的推动，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来到工厂，慢慢的成为主体和骨干。厂里组织开展义务劳动、操作比赛、技术革新、文艺演出等等活动，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与此同时，正处于花样年华的男男女女自然而然地掀起了婚恋热潮，到处充满浪漫的气息，24岁的我也自然而然地加入到这个行列。
记得刚到车间的第一天，师傅不动声色地对我说，“你看，那边二号车的落绵工，她也是一个老知青。”接着，师傅详细地介绍了姓甚名谁、家住哪里等等。我的目光随着转了过去，只见她身着纺织围裙，头戴防护白帽，脸上捂着口罩，正在岗位上操作，动作麻利，步履快捷，一副轻松娴熟的样子。我不由得一震，心里泛起阵阵涟漪，几天之后，就主动和她认识了。我得知她的母亲在图书馆工作，一开始就试探性地向她借书。意想不到的是，她很爽快，有求必应，而且不厌其烦。几乎每一个星期她都会从家里给我带几本书来，有些是我指定要的，有的则是刚发行的新书。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郭沫若著的《李白与杜甫》，这是文革时期极为特殊的出版物，这本书的内容和风格都让我大开眼界。靠着图书这个媒介，我们开始了接触。没有花前月下的约会，没有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上班时隔着车台相望，下班时回宿舍相约同行。看了几场电影，去了一次博物馆。三姐过目把关，请我们在民族路餐厅吃了一顿晚餐。一来二往之中，我俩心照不宣，彼此认可了对方。1974年春节之后，开始筹备结婚事宜。那时我们只积攒了80元钱，在母亲的帮助下，置办了双人床、平柜、衣柜、圆桌、竹子书架等家具，爱人的初中同学闻讯送来一对竹制的椅子，这就有了日常的居家用品。班组的老师和同事们也凑了份子，买上暖瓶、铝锅、面盆等物品，贴上大红纸连同礼单送来。65个人共凑了68.60元钱，最多的2元，少的2角。我的师傅和党小组长刘老师一起送了一条床单，花了将近8元钱还有布票，那算是一份大礼了。至今，我还保留着这份红色的礼单。4月30日，我们去街道领取了结婚证。没有钱添置新衣服，没有拍结婚照，没有婚礼仪式，更没有婚房，两个人就这样喜结连理。周末回到母亲家团聚，平日里还是住在各自的单工宿舍。看到这种情况，师傅们忙着给我们张罗房子，几经周折在工厂附近租了一间农民的土墙瓦房。8月份，在师兄弟的帮助下，用报纸裱糊了墙面，打扫了房间，从城里搬来了家具，终于经营起简陋的小家。第二年春天，我们的孩子降生；当年11月，我进厂满4年，结束了学徒生涯，毫无悬念地定为二级工。短暂的四年光阴，我走过了人生的重要节点。从一个回城知青，经过学徒到出师，有了可靠的工作，具备了谋生的技艺；由单身一人，到两人世界，再到三口之家，完成了为人夫、为人父的重大跨越。
钟正国，重庆人，生于1947年。1964年初中毕业即上山下乡去达县专区平昌县社办林场，1969年插队落户。1971年11月招工进重庆丝纺厂，1984-1987年在职读电大。1987年调重庆市政府职能部门，工作至2007年退休。近年在本号发表多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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