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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译选自：《女性主义思潮导论》（Feminist Thought: A More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第九章 存在主义，后结构与后现代女性主义（Existentialist, Poststructural, and Postmodern Feminisms) 作者：Rosemaire Tong ＆ Tina Fernandes Botts 翻译：Snoper卓尔 校对：柴来人 本翻译文章基于CC BY-NC-SA 4.0发布，供学习研究，欢迎友善讨论与推敲翻译 网哲邻人部，自由自愿自主自律的联合协作哲学社科翻译社群，欢迎有志者私信加入 译者注： 1)《第二性》引文译文，均来自陶铁柱的全译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4-1 ISBN: 9787506806985。《性别麻烦》的引文，均来自宋素凤的译本，上海三联书店，2009-1，ISBN: 9787542628893。《导读巴特勒》的引文则选自拜德雅 | 重庆大学出版社的译本。其它未做说明之处，均为译者自行翻译。 2) De Beauvoir一律简化为波伏娃 3) 女性/女人，男性/男人仅仅是语文上的不同，没有语义上的区分。 4) Object本文统一处理成客体。如果你看到了“对象”，“物体”之类的翻译，它们都是为了语义连贯而进行的增补。 5) Mystic特指修女，不应和一般意义上的神秘主义者混淆。谁也无法否认神秘主义者薇依对社会解放的贡献吧，卡巴拉和威卡女巫结社本身就是反对所谓某种人格化的“至高无上之主体”，启蒙时代神秘主义和启蒙理性为了共同的敌人教会，甚至还有短暂的联盟。陶铁柱这里将mystic翻译成修女，应该也是考虑到了这点。 6） 本文内容可以和屋顶现视研：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导论（上）||或曰三万字译文讲清楚“男性凝视”概念一文配合食用。
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西蒙娜·德·波伏娃波伏娃使用存在主义本体论以及伦理学的语言，指出男人(men)将“男/人(man)”称为自我，将“女人”称为他者。他者会对自我构成威胁，因此女人自然就是男人的威胁。男人要想维持自由，就必须令女人屈服。当然，性别压迫并不是唯一的压迫形式。其它形式的压迫随处可见——有色人种知道白人在压迫他们，穷人也知道富人在压迫他们。尽管如此，多萝西·考夫曼·麦卡尔(Dorothy Kaufmann McCall)依然坚称，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有两个独特之处：（1）性别压迫与种族和阶级的压迫不同，它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实，不是一个时不时会受到挑战乃至颠覆的事件。女性自始至终都处于男性的支配下。（2）女性已经内化了异己的观点，即男人是必不可少的，女人则是无关紧要的[12]。 Destiny and History of Women 女性的命运与历史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在波伏娃眼中，性别压迫是独一无二的压迫形式，那就去读一读她对女性如何成为他者的分析吧。《第二性》的前三章分别名为“动物的性生活：生物学的依据”、“性一元论：精神分析学的妇女观”和“经济一元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妇女观”。在这三章中，波伏娃讨论了女性异于男性、劣于男性的原因。她认为，尽管生物学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可以说明女性成为“他者”的原因，但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解释是最好的。 波伏娃指出，生物学为社会提供事实，而社会则对这些事实进行解释，以适应其自身的目的。例如，生物学描述了男性和女性的生殖角色：“虽然雄性生命通过精子在另一个生命那里得到了超越，但在那一刹那，精子对雄性却变成了陌生者，从它的身体当中分离出来。因此，雄性在超越其个体性的同时，又完整地将其予以恢复。相反，当卵子完全成熟，从印泡中脱颖而出，落入输卵管时，它便开始了同雌性身体的分离过程；但若来自外部的一个配子使它受精，它则因被植入子宫又变成附属的。雌性先是被侵犯，后来便发生异化——它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有别于它自己”[13]。尽管这些生殖“事实”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成为自我与保持自我对女性，尤其是有了孩子的女性更难，但在波伏娃看来，这些“事实”并不能证明所谓“女性的自我实现能力在本质上低于男性”这种社会偏见。 波伏娃反复观察到，虽然有关女性的生物学和生理学事实——比如在生殖过程中，女性是主要角色，而男性是次要角色；女性的身体力量比男性弱；在异性恋性关系中女性处于被动地位，而男性则位于主动地位等等——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至于赋予这些事实多少价值，是由作为社会存在（social beings）的我们决定的。她写道，“物种对于女性的奴役以及她各种能力的限制，都是极其重要的事实；女人的身体是她在世界上的处境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她的身体不足以解释她是个女人。除了有意识的个体在社会中活动着的表现，没有任何真正活着的现实。生物学不可能回答我们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女人是他者？[14]’” 换句话说，因为女性既是自为的存在(being-for-herself)又是自在的存在(being-in-itself)，我们必须寻找超越生物学和生理学的原因和理由，来彻底解释为什么社会选择了女性来扮演“他者”的角色。 当波伏娃试图超越生物学，希望从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中，寻求对女性他者性的更好解释时，她感到失望。在波伏娃看来，老派弗洛伊德主义者笔下的女性故事大同小异：即女人是一个必须在“男性化(Viriloid)”和“女性化”倾向之间挣扎的生物，前者通过阴蒂性爱表现出来，后者则通过阴道性爱表现出来。为了赢得这场斗争——成为“正常人”——女性必须克服其“男性化”的倾向，并将其爱欲对象从女性转向男性。尽管波伏娃承认弗洛伊德的天才构想——他提出的性欲是人类境况的最终解释，具有开创性意义——但她仍然拒绝了这种观念，认为其过于简单化。换句话说，文明不能仅仅被解释为性冲动压抑或升华产物。文明比这更复杂，男女关系也是如此。 波伏娃特别提到了弗洛伊德对女性他者性的解释是不完整的。她批评弗洛伊德学派认为女性在社会地位上低于男性仅仅是因为她们没有阴茎。早在美国妇女运动的中心原则提出的几十年之前，波伏娃就拒绝承认是女性的解剖学结构决定了她们既是二等人(personhood)又是二等公民(citizenship)。波伏娃说，女性羡慕拥有阴茎的人，不是因为她们想要一个阴茎本身，而是因为她们渴望社会赋予阴茎拥有者的物质特权和心理特权。男性的社会地位无法被还原于男性解剖结构的某些特征，阴茎的特权(prestige of the penis)源于“父亲的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the father)”。“女性成为他者不是因为她们缺乏阴茎，而是因为她们缺乏权力[15]”。 最后，波伏娃思考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女性为什么是“他者”的解释，并像对待弗洛伊德一样，对他们的解释并不满意。恩格斯认为，最开始的时候，女性执行“自在”的任务(en-soi)——如烹饪、清洁和育儿，男性则执行“自为”的任务(pour-soi)——如狩猎和战斗，后者的大多数任务都需要他们使用工具，征服世界。这种特定的劳动分工使得男性占据了生产资料；他们成为“资产阶级”，而女性则成为“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对此乐意之至，因为它不需要为女性的家务工作付钱。在这个系统中，女性的家务劳动是无偿的。因此，男性将继续是资产阶级，女性将继续是无产阶级，直到资本主义被推翻，生产资料由男女平等拥有。恩格斯说，只有到那时，才能按照个体的能力、意愿，而非性别来分配工作。 波伏娃不同意恩格斯的观点，她坚持认为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并不能自动改变男女之间的关系。女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很可能成为“另类”，因为妇女压迫的根源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本体论式的。波伏娃强调，“如果人的意识不曾含有他者这个固有的范畴，以及支配他者这种固有的欲望，发明青铜工具便不会导致女人受压迫[16]。” 妇女的解放需要的远不止是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它需要的是消除男性控制女性的欲望——这是一个非常激进的女权主义观念。 不满意传统的生物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理论对女性压迫的解释，波伏娃希望能找到更深层次的原因，以解释男性为什么将男/人(man)称为自我，将女性称为“他者”。她推测，男性认为自己是能够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战斗的主体，所以他便将女性视为仅为繁衍后代的客体。波伏娃写到：“因为男人高于动物之处不在于给予生命，而在于用生命来冒险。这就是人类没有把优越性赋予去分娩的那个性别，却赋予了去屠杀的那个性别的原因。[17]”。波伏娃还推测，男性将女性降格为“他者”的原因可能还有更基本的解释。她观察到，一旦男性表明自己为“主体和自由者的同时，他者（Other）这个概念就产生了[18]”——具体来说，女性作为“他者”的概念产生了。女性变成了男性所不是的东西，变成了一种陌生的力量，男性最好的选择就是控制这种力量，以免女性成为自我，而男性成为他者。
Woman’s Lived Experience 女性活出的经验 与萨特不同的是，波伏娃认为社会角色才是自我或主体用来控制他者或客体的首要机制。她将女性可悲地接受自己的他者性质称为“女性谜团(feminine mystery)”，并通过对女孩的社会化教育代代相传。波伏娃还分享了她自己的经历——她是一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长大的法国中产阶级女孩。她声称女孩很早就认识到自己与男孩的身体差异。青春期、胸部的肿胀和月经初潮，使女孩接受并内化了她们的他者性质，视其为可耻和低劣的。波伏娃认为，这种他者性质在婚姻和母性的制度结构中被最终巩固下来。 波伏娃所言不假，妻子角色确实阻碍了女性的自由。虽然波伏娃相信两性可以彼此相爱，但她认为婚姻制度毁掉了夫妻关系。婚姻制度将自由给予的感情转化为强制性的义务和尖锐的权利要求。婚姻是一种奴隶制度，波伏娃说。它给予女性（至少是法国的中产阶级女性）的不过是“一种徒有其表却无抱负和热情的平庸，一种周而复始重复着的漫无目的的日子，一种渐渐走向死亡却不问其目的的生命[19]。”婚姻为女性提供了满足感、安宁感和安全感，但也剥夺了她们成为伟大的机会。作为自由的交换，女性得到的是“幸福”。渐渐地，她们学会了随遇而安。 “她把自己关在新家并不是没有一点遗憾。她还是个孩子时，整个乡间都是她的家园，森林也是属于她的。现在她却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大自然被缩小到只有一盆花那么大的地方，四面的墙壁阻断了她的视线。但她正在着手克服这些局限性。她在室内摆上了有些奢侈的古董，使自己也有世界上的动物和植物，也能体验到异国的情调和重温过去的时代。她有自己的丈夫，他代表人类社会，她也有自己的孩子，他会很方便地给予她整个未来[20]。” 如果妻子的角色限制了女性的自我发展，那么母亲的角色则更是雪上加霜[21]。波伏娃虽然承认抚养子女是一种存在主义行为（existentially engaging），但却坚称这并非是一种行动（action），而是仅仅是一种事件（event）。她强调怀孕会使女性与自我疏离，使她难以不受束缚地规划自己的命运。像激进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舒拉米丝·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一样，波伏娃质疑所谓怀孕带来的快乐，她观察到即使是想要孩子的女性似乎也会遭受痛苦。像费尔斯通一样，波伏娃也担心亲子关系会被轻易扭曲。一开始，孩子似乎有解放母亲的可能，使她从客体地位中走出来，因为她在孩子身上“得到了男人想从女人身上得到的东西：一个他者，他集自然和理智于一身，他是猎物又是替身[22]。”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变成了苛刻的暴君——幼儿、青少年、成年人再到有意识的主体，他只要看着“母亲”，就能把她变成一个客体，变成一个做饭、清洁、照顾、付出、特别是牺牲的机器。被降格为一个客体，母亲不出所料地开始将她的孩子视为物品，并将其用作弥补她的缺陷的手段。 波伏娃认为，妻子和母亲角色显然限制了女性的自由，但“事业型”女性的角色也同样如此，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第二阶段》一书中（译者注：江苏人民出版社有翻译，本书第一章也有论及，本号也有翻译，可搜【两万字讲清楚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思潮导论》第五版第一章】一文）详细探讨了这点。波伏娃强调，事业型女性与妻子和母亲一样，逃不出女性性（femininity）的陷阱。实际上，在某些方面，事业型女性的处境比待在家里的妻子和母亲还要恶劣，因为人们期望她随时随地像女人一样行事（act like a woman）。换句话说，事业型女性除了本职工作外，还要承担女性特质所暗含的义务——从社会看来，后者指的是迷人的外貌。 波伏娃说，虽然所有女性都会扮演女性角色，但有三种女性的扮演技术异常出色：妓女、自恋者（narcissist）和修女（mystic）。波伏娃对妓女的分析与我们在第二章的分析相符（本号未翻译）。一方面，妓女是女性作为他者、作为客体和被剥削者的典例；另一方面，妓女像购买她服务的男人一样，也是自我、主体和剥削者。波伏娃认为，她们卖淫不仅仅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获得男人对她们他者性的敬仰。与男人的妻子和女友不同，妓女在向男人们提供他们梦想的身体时得到了回报：“金钱和名声[24]”。 波伏娃承认街头妓女(streetwalker)会出售她的身体，因为那是她唯一能够出售的东西，但高级妓女(call girl)却与此不同，比如古希腊的交际花（hetaera），她将整个的自我都看作是资本，并且通常在关系中占上风[25]。男人对她的需要要比她对男人的需要更多。波伏娃的观点似乎是，即使像妓女、妻子和母亲这样无法逃避成为“他者”的交际花们（hetaera），至少还能利用这种“他者”身份来获得个人利益，把男人绕在手指上。 自恋者的问题比妓女更大。波伏娃认为女性的自恋是她的他者性造成的。女性不被允许从事自我定义的活动，同时女性性的活动又无法令人满足，因此她感到挫败[26]。于是女性便成为她自己的重要客体。她相信自己是一个客体——这种信念得到了周围大多数人的证实——她深爱，甚至着迷于自己的形象：面容、身体、服装。当然，同时成为主体和客体的感觉是虚无缥缈的。可是不知怎么地，自恋者就是相信自己是“自为”和“自在”合二为一的，那不可能达成的综合体本身[27]。 波伏娃认为，最具客体化特征的女性角色无疑是修女(mystic)，她试图成为至高无上之主体的至高无上之客体。修女混淆上帝与人，并把人看作上帝。她谈论神圣的存在时，就像谈论人类一样，同时也把男人看作神一样。波伏娃指出，在神圣爱（divine love）中，修女“首先追求的是私通女人（amoureuse）在男人之爱中所寻找的东西：对她自恋的赞美；这位主权者对她目不转睛和情意绵绵的注视，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天赐”[28]。修女不是通过上帝追求超越，而是希望成为上帝的至高所有物（supreme possession），成为上帝身边唯一的女人（who have no other woman before him）。修女想要从上帝那里获得客体性的升华。 当然，无论是妓女、自恋者和神秘主义者，都没有简单的逃脱方式——这些人被困在社会、礼节和男人强加给她们的限制、定义和角色中，这就是波伏娃所不断强调的女性的内在性（immanence）。如果女性想要摆脱“第二性”和“他者”的身份，她就必须克服环境的力量，她必须像男人一样拥有自己的发言权和选择权。在追求超越的道路上，波伏娃说女性可以采用四种策略： 第一，根据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观点（见第三章），女性可以外出工作。当然，波伏娃也承认，资本主义父权制统治下的工作是压迫性和剥削性的，尤其是女性既要完成在外的工作，还要承担家庭的工作。尽管如此，波伏娃坚持认为，无论多么繁重或累人，女性的工作仍开拓了她本不会拥有的机会。通过与男性一起在家外工作，女人“重新获得她的超越性”，她“作为一个正在积极筹划自己命运的人，真正地确认了自己作为主体的地位。”[29] 第二，是成为知识分子，成为妇女变革的先锋队。毕竟，知识分子的活动是思考、观察和定义的活动，而不是被人思考、被人品头论足和被人定义的非-活动（nonactivity）。波伏娃鼓励女性向艾米莉·勃朗特、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等作家学习，这些作家认真对待自己的写作，探索死亡、生命和苦难[30]。 第三，女性可以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变革。与萨特一样，波伏娃希望解决普遍存在于人类之间的主体-客体冲突、自我-他者冲突，特别是男女冲突。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在结论中加了个脚注，即所有的爱或联盟的尝试都注定会陷入受虐狂或施虐狂的二者之一。他解释说，他的“考虑并不排除救赎和拯救的伦理可能性。但这只有在一个我们在这里无法讨论的彻底转型之后才能实现[31]。” 最后，女性可以拒绝将自己的他者性内化——也就是不通过社会中主导群体的眼光来认同自己。波伏娃认为，接受作为“他者”的角色，就等于接受作为一个客体存在。正如约瑟芬·多诺万（Josephine Donovan）所写，“这意味着否认那个具有自主创造能力的主体自我”，并冒着“陷入一种永恒谎言中所导致的疯狂和精神分裂”的风险[32]”。一方面，女性的非本真（inauthentic）自我被视为男性世界所看到的“客体自我”；另一方面，女性的本真（authentic）自我则是一个“退缩-隐形自我——有时甚至对自己也是不可见的[33]”。因此，女性的人格是分裂的。 多诺万认为，梅瑞狄斯·泰克斯（Meredith Tax） 对于女性分裂状态的分析尤为深刻。梅瑞狄斯认为，女性走在街上，就会受到男性口哨和嘘声的骚扰。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她继续对这种痛苦保持敏感和无力感；要么告诉自己：他们只是在谈论我的身体，这与我无关，他们对我一无所知。从而抵消这种痛苦。不管是哪种方式，解决方案都是将心灵和身体分裂开来[34]”。 为了进一步阐述“他者的凝视”如何将女性的自我定格为客体，桑德拉·李·巴特基(Sandra Lee Bartky)猜测，在我们的社会中，女性内化的他者有其特定的形式，即“时尚美容综合体(fashionbeauty complex)”所创造的他者。她说：“目之所及，女性都被展示为完美女性化形象——在药店化妆品展示柜、超市杂志柜台和电视上[35]”；女性内化这些形象，无情地用高级时装品牌中所谓的完美身材来衡量自己的不完美身体。巴特基还说，我们社会中，确切地说，在任何存在化妆品和时尚的社会中，女性没有意识到波伏娃说的再清楚不过的一件事：那就是“习俗和时尚常致力于隔断女性身体与任何可能的超越之间的联系”。裹小脚和穿高跟鞋女性的行动能力受到限制；长指甲或镶嵌宝石的女性的灵活性受到影响。女性忙于关注她们不足的身体，没有时间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因此，女性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成为自己的唯一途径是从身体中解放出来，拒绝将外表视为“始终如一的全部(be all and end all)”，那样她才可以从事某些创造性或服务性的项目。 对波伏娃的批评： （这里就只翻译标题了，前两个是书中内容，后面的是译者整理总结的其它学者的批评，读者朋友也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1）波伏娃对女性身体的负面评价会起到反作用，会使一些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感到自卑，从而更加认同自己是“第二性” 2）波伏娃在赞颂“男性”价值观，总是在要求女性更像男人。 3）波伏娃的理论高度依赖主客二分法，并且她使用“他者”这个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因为这种用法将一方定义为“正常”，另一方为异常，过于简化了女性性。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是在强化已有的歧视结构。（比如第三次浪潮的女性可能会直接反问，为什么我们不能热爱拥抱自己的女性性呢。不过译者也看到有为波伏娃辩护文章，认为波伏娃是在反对二元对立思想的。） 4）波伏娃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缺少对非西方女性境遇的分析。 5）波伏娃在本质主义和社会建构理论之间反复摇摆，因此时不时会说出自相矛盾的话来。她的理论根植于经验，强调女性身份的社会化建构，却默认女性存在某种“普遍真理”以及某种“亘古不变性别压迫本质”。 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朱迪斯·巴特勒朱迪斯·巴特勒的思想受过多位思想家的启发，但最主要的灵感来源还是福柯以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在《性别麻烦》一书中，巴特勒挑战了通常的性别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生理性别（sex）、社会性别（gender）和性取向（sexuality）构成了一个无缝的网络，即如果一个人生物上是女性（有两个X染色体），她就会表现出女性特质并且找男性当性伴侣。巴特勒反对这种观点，她认为，一个人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她更进一步说明，“事实上从定义上来说，我们将看到生理性别其实自始至终就是社会性别[59]。”她赞同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观点，即女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后天变成女人的[60]。
但什么叫变成女人呢？是我选择成为一个女人的吗？还是像福柯所说的，话语权力（discursive power）决定了我成为女人？巴特勒认为，不存在预设的“我”去选择自己的性别。相反，她像福柯一样指出，“选择性别是以一种重新组织既存性别规范的方式来重新阐释性别规范。社会性别（gender）不是一个根本的发明行为，而是以自己的方式更新自己的文化历史的潜在任务。这不是我们必须努力完成的规范性任务（prescriptive task），而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完成的任务[61]。”在异性恋、同性恋或跨性别的话语领域内，巴特勒说，不仅社会性别是通过我们的行动构建的，生理性别也是如此。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多数当代女性主义者认为社会性别（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是一种构建出来的范畴，但并不认为生理性别（男male/女female）也是如此。然而近年来，包括巴特勒在内的一些人开始思考间性人（intersexed person）的身份。ta们的生理性别不明确，可能朝向男性也可能朝向女性。巴特勒认为，社会性别和性别更像是动词而不是名词。我不能自由地随心所欲地构建我的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是因为我的行为受到限制。正如巴特勒所说，我受到人类社会性别规范(script)的制约。要改变这些规范，需要相当的想象力和勇气。 很多阅读巴特勒的人试图重写控制ta们的规范（script），ta们聚焦于巴特勒对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讨论，误解为她的意思是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是广泛开放的范畴，以为个人完全可以选择并实行（enact）任何社会性别或生理性别。这些读者未意识到的是，自我发明（self-create）的选择是有限的，如萨拉 萨里（Sara Salem）所言： “在巴特勒的描述中，如果你决定忽略你的同伴、你的同事等人加在你身上的'打扮成一个性别’的期望和约束，就会惹恼那些有权管你或是批准你的人，所以你无法简单地重新发明你的性别'衣柜’或是得到一个全新的衣柜（即使你能从头创造一套衣柜，很显然，你也会被商店里有限的衣服所限制）。相反，你可以改变你现有的衣服，以表明你不以'传统’的方式穿它们——比如撕裂衣服，加一些亮片，或者前后翻转穿，或上下颠倒。换句话说，你对于性别的选择是有限的，你对于颠倒方法的选择也有限——这样一说，你就很难将这些行为当成是'自由选择’或'颠覆’你的性别[62]。” 巴特勒意识到很多读者无法理解她思想中的微妙之处，因此她试图区分表演（performance）和操演性（performativity）这两个概念。她使用分析哲学家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的理论来表达她的立场。奥斯汀区分了叙述性语句(constative utterance)/施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s），和操演性语句(performative utterance)/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s）[63]。 在萨里看来，叙述性语句/施效行为仅用于报告和描述某事，而操演性语句/施事行为，则使所说的事情发生。施效语言（perlocutionary statement）/行为是观察性语言(statement)，如“今天是有风的一天”或“我的连衣裙是蓝色的”。相反，施事语言/行为则是一种权力语言，如在婚礼上说：“我愿意娶你做我的妻子”。讲了这些话，字面意义上你就成为丈夫了。同样地，萨里评论说，在巴特勒的体系中，“当医生或护士宣称'是个女孩/男孩！’时，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对自己所见的进行报告……而是在为一个身体分配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这个身体不在话语之外[64]。”换句话说，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就必须适应这些类别。要完全摆脱“女孩和男孩”的游戏，就需要另一种个体分类的方法。为了表达清楚她的观点，巴特勒又提到了一幅漫画，其中一个婴儿被宣布既不是男孩也不是女孩，而是一个女同性恋者。萨里说，她这样做是为了引入这样一种想法，即“有可能以另一套话语组成的属性为基础，来指定或赋予身份[65]”。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许多巴特勒的解释者认为，她的底线是悲观的：至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很难从占据我们注意力的性别游戏和困扰我们的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 对后结构主义的批评： 后结构主义的黑话太太太多了 性别认同并非全球女性的核心问题 参考：12. Dorothy Kaufmann McCall,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and Jean-Paul Sartre,”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5, no. 2 (1980): 210. 13.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ed. and trans. H. M. Parshle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24. 14. Ibid., 41. 15. Ibid., 55. 16. Ibid., 64. 17. Ibid., 72. 18. Ibid., 89–90. 19. Ibid., 500. 20. Ibid., 502–503. 21. It is no secret that de Beauvoir was not enamored of motherhood as we know it. The following quotation is representative of her view: “As motherhood is today, maternity-slavery, as some feminists call it, does indeed want to be free and independent, for those who want to earn their living, for those who want to think for themselves, and for those who want to have a life of their own” (Simons and Benjamin, “Simone de Beauvoir,” 241. 22.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571 (de Beauvoir’s emphasis). 23. Ibid., 761–763. 24. Ibid., 630. 25. De Beauvoir’s view of the prostitute as an exceptional woman who dares to challenge the sexual mores of her society was rooted in several studies, especially those of ancient Greece describing the hetaerae. These studies described Athens as a center for prostitution, where the prostitutes were divided into at least three classes. Lowest on the status ladder were the pornai, who were checked over before their services were bought. Of slightly higher status were the ayletrides, or players, who entertained guests with their music as well as their bodies. Occupying the highest position were the hetaerae. In some ways these intellectually gifted and physically endowed women were more privileged than were respectable Athenian wives and mothers. They could amass great wealth and exert considerable power in the public domain through the men they entertained—this at a time when these men’s wives and mothers were withou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See Will Durant, The Life of Greec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39). 26.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700. 27. Ibid., 710–711. 28. Ibid., 748. 29. Simone de Beauvoir, The Prime of Life, trans. Peter Green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Books, 1965), 291–292. 30.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791. 31. Sartre, Being and Nothingness, 412. 32. Josephine Donovan, Feminist Theory: 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of American Feminism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85), 136. 33. Ibid., 137. 34. Meredith Tax, “Woman and Her Mind: The Story of an Everyday Life,” in Notes from the Second Year: Women’s Liberation—Major Writings of the Radical Feminists (April 1970), 12. 35. Sandra Bartky, “Narcissism, Femininity and Alienation,”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8, no. 2 (summer 1982): 137. 36.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147. 37. Jean Bethke Elshtain, Public Man, Private Woman: Wome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306. 38. Simone de Beauvoir, 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 trans. James Kirkup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Books, 1963), 131. 39.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553. 40. For an interesting analysis of de Beauvoir’s “linguistic ambivalence” about the terms “brotherhood” and “sisterhood,” see Eléanor Kuykendall, “Linguistic Ambivalence in Simone de Beauvoir’s Feminist Theory,” in The Thinking Muse, eds. Iris Young and Jeffner Alle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59.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8. 60.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61. Judith Butler, “Variations on Sex and Gender: Beauvoir, Wittig and Foucault,” in Feminism as Critique: Essays on the Politics of Gender in Late-Capitalist Societies, ed. Seyla Benhabib and Drucilla Cornell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87), 131. 62. Sara Salem, Judith Butl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50. 63. J. 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6. 64. Salem, Judith Butler, 89. 65. Ibid. 66. Martha C. Nussbaum, “The Professor of Parody: The Hip Defeatism of Judith Butler,” New Republic, February 22, 1999,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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