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批评儒家假大空，可谓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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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好就好在，他的逻辑比孔子好太多了

讲法家容易挨骂，因为法家说话不好听，尤其是韩非子，你如果是文艺青年，那肯定受不了。

韩非子把人性的黑暗、政治的残酷毫无掩饰的展现在你面前，很难让人接受。

还有一点是，大家对秦制的强烈反感，也自然会投射到法家身上，因为法家被公认为是是秦制的理论基础，因为批判秦制，把板子顺带打在法家身上，好像也顺理成章。

所以，在讲法家之前，我想先强调几点：

1、先秦法家和现代法治，不是一回事，虽然都是法，它们在性质上有共同之处，但差异也蛮大，不要混为一谈；

2、先秦法家讲的是实操，解决的是政治秩序紊乱的问题，目标是有效并有操作性，基本不解决政治哲学中的正当性问题，所以打着价值观的旗号来批法家，至少是找错了对手。

3、先秦法家诞生的年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即所谓“礼崩乐坏”的时代，旧的体制已经分崩离析，新的秩序还未建立，大家看历史一定要带入那个历史背景，从个人的视角去看，不能以现代人站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去理解，否则就会出现一些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荒唐见解。

好了，有了以上基础后，我来聊聊先秦法家，主要是韩非子的思想，应该怎么去理解？

首先，法家比之儒家，最好的一点是，法家是在有效的解决问题，而儒家是在用漂亮话回避问题，这是法和儒最大的区别所在。

这造成古代中国社会一个最为严重的弊病，我甚至认为可以用癌症来形容，那就是用形式主义来逃避问题的有效解决。

这非常要命。

大家要知道，当我们面对一个具体的问题，最怕出现的情况，不是我们解决方案错了，而是缺乏有效的反馈并适时纠错。

当有效反馈存在，那么如果A方法错了，那我们知道换B方法来解决，B方法还是错了，那我们换C方法来，只要我们直面问题本身、就事论事，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对吧？

但是，当我们用形式主义来逃避问题，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很显然，结果就是，空耗社会资源和成本，问题却依旧在，从始至终都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解决。

这就是儒家的假大空给古代中国社会带来的最为严重的伤害——不断轮回。

其中原因何在呢？

这是因为全社会笼罩在儒家的形式主义下自我麻痹，社会的实质问题从来就没有在真实的社会博弈冲突中得到过真正的解决和释放，所以总是在“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形式主义下把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必然陷入周期性的崩溃。

在韩非子看来，“儒以文乱法”，儒家学派的人，用文辞扰乱法纪，蛊惑君主和世人，韩非好就好在他说理，并非无脑攻击，他对儒家的批判是层层递进、逻辑严密的。

在先秦诸子中，像韩非子这样拥有基本逻辑和说理能力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极为难得。

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论述的？

首先，对于儒家希望回到先贤时代，用圣贤的古法治国，是“守株待兔”（没错，守株待兔这个成语就是韩非子发明的），是脱离时代背景的不知变通。

他指出，治国方法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变革，要救“急世之民”，不能用之前的“宽缓之政”。

为了论证这一论点，他详细阐述了上古、中古、近古以及当今不同时期，人民所面对的生存处境有什么不同，论述了人民对不同时期的执政者的要求也不尽相同，贤君也会随着时代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执政方法，不研究当代的实际情况，死板的沿用先贤的执政方式不做相应的改变，就会如“守株待兔”一样荒唐可笑。

韩非举了几个实例。

他说，在舜当政的时候，苗族不驯服，禹主张用武力去讨伐，舜说：“不行。我们推行德教还不够深就动用武力，不合乎道理。”于是便用三年时间加强德教，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苗族终于归服了。

到了共工打仗的时候，武器短的会被敌人击中，销甲不坚固的便会伤及身体；这表明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的德政方法只能用于古代而不能用于当今。

于是，韩非打了个总结说：当现实的情况变了，治国的措施也要跟着改变。

韩非接着说，古时人少，自然物质丰厚，所以大家不用争，君主也不用厚赏、不用重罚，人民能够自治。而现在人多，物产少，人民势必互相争抢，这种情况下，赏罚必须分明，国家必须施行法治。

像儒家这样，还期望仿效上古贤君以“仁”治天下，不过是脱离时代背景的痴人说梦。

在韩非看来，仁义只能用于古，而不能用于今，“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就如同没有缰绳却想驾驭悍马，是非常无知的表现。

“急世之民”只会屈从于权势，而很少会被仁爱打动。

韩非指着孔子的鼻子举了个例子。

他说你孔子是天下公认的圣人，没有人不赞美你的仁义，然而，愿意跟随你的人又有多少呢？才区区70人。

然而，一个并不高明、也不仁义的君主，比如鲁哀公，鲁国民众都要服从他，连你孔子这个举世公认的仁义之士也要服从他。

是因为仁义吗？不是，是因为他有权势。

所以，能够让民众真正服从的，不是仁义，而是权势，就连你孔子都因为权势而服从鲁哀公，你怎么能指望不如你的芸芸众生仅仅因为仁义而服从君王呢？

这不是痴人说梦，又是什么呢？用这套仁义之术去治国，又怎么可能行得通呢？

所以，韩非充分论证了，儒家试图以德治国，不过是儒生一厢情愿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已。

韩非拿纠正孩子的行为举例说，孩子不学好，无论父母、师长、乡邻怎样劝慰都不管用，但一看到官吏依法搜捕坏人他就害怕了，开始改掉恶习。

所以，在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结构下，只有用赏罚分明的法治之术，做正确的事会得到奖赏，做了坏事一定会被惩罚，只有法治才能管理好人民的预期，才能让政治秩序得以正常的运转。

在韩非看来，儒生夸夸其谈，不切实际，所提倡的“德治”根本行不通，这点批评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直指儒家政治学的命门，可谓一阵见血、一剑封喉。

当然，我今天聊先秦法家，肯定韩非子对儒家的批评，并不能掩盖法家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且问题还很大，但那是另一个问题，并不能否认韩非对儒家政治学的批评。

公号文章篇幅有限，我们另文再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