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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一桩文学史公案，但文章属于证据学。 “印证”本来就是文史研究用词，迄今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仍未偏离原意，即，印证是反映言词真实性的关系评价。 言词与言词相合，我定义为印合；言词为观察所证实，我叫印验。这是印证方法的一种理论规划。 印合的特别在于：即使我们无法确定单个言词证据的真实性，但两个或若干言词证据相合，我们可能承认它们是真的。但是，可印合可能是假合。因此印合特定重视印合质量分析，力避偶然和作弊。这是其他证实关系没有的特点。例如，两个物证反映的事实相合，必须先确定两个物证都是真的，两个并列（科学）意见证据不是依赖关系，必须独立证真，否则“相合”没有意义。又如，认定一段言词与观察证据吻合，必须确定观察是真的，不然就是荒谬。所以，“互相印证”这个说法，只适合言词对言词的关系评价——互相印证就是证明力，但不一定能自证。 苏雪林女士是东吴大学的前辈，她的小楼房就在我办公室的对面。几年前，苏州大学要拆掉那栋楼，被文物保护者举报，只拆了屋顶，被迫中止。俯看那栋小楼房，我头脑里充满悬念，我比其他文学研究者的悬念都大，因为我天天面对它，而苏女士与鲁迅的关系又是一个有学术价值的证据学问题。苏女士半生都在恶评鲁迅，她活了102岁啊，确切地说，她用了别人一辈子的时间对付鲁迅，这是为什么呢？ 学者猜测的原因总不令人满意。大家都在想，不至于嘛，苏先生您可是赞美鲁迅的哦，苏先生极尽赞美地说，鲁迅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呐喊》《彷徨》“已经使他在将来的中国文学史站到永久的地位了。”《阿Q正传》已“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苏雪林：《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1934年《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四十四期） 苏先生自有解释，用得上我定义的术语：一个印合、两个反印验（证伪）。 苏先生提到的第一个原因是，1928年7曰7日，她与鲁迅的一次见面令她反感。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苏先生有没有见过鲁迅呢？诶，历史就这么奇妙，有三个人作了三个记录，印合了。 苏先生记载：“我在上海也曾晤及鲁迅。那是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在一家酒楼办了一席，请凡在他书店出过书的人。北新是当时印行五四后新文艺唯一的书局……林语堂、郁达夫、张依萍都在座。鲁迅对我神情傲慢，我也仅对他点了一下头，并未说一句话。鲁迅之所以恨我缘故，我知道……...因我曾在《现代评论》发表过文章，又与留英袁昌英等友好。鲁迅因陈源写给徐志摩一封信，恨陈源连带恨《现代评论》，恨《现代评论》连带恨曾在《现代评论》上写文的我，遂有那天的局面出现。”（《苏雪林自传》） 《鲁迅日记》1928年7月7日的记录是：“得小峰柬招饮于悦宾楼，同席矛尘、钦文、苏梅、达夫、映霞、玉堂及其夫人并女及侄、小峰及其夫人并侄等。”苏梅就是苏雪林。 郁达夫日记也记了：“中午北新书局宴客，有杭州来之钦文、川岛等及鲁迅、林语堂夫妇。席间遇绿漪女士，自法国来，是一本小品文的著者，文思清新，大有冰心女士的风趣。”苏雪林又叫绿漪。 所以，鲁迅先生与苏先生一起吃过饭是真的。理论上我们也可以怀疑，他们三个是不是都说了假话，或者误记，但鉴于是三个人的独立记录，记录动机完全不同，细节完整，他们干嘛要造假来骗我们呢？参加者罗列那么详细，却巧得集体记忆错误，也不是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样想，印合的证明力很强大。 鲁迅的态度有间接印合，但是态度原因得不到印验，竟然被证伪。 鲁迅对苏先生的态度，只有孤说，没有直接印证。但鉴于苏先生记忆如此深刻，我们应当相信鲁迅是没有给她期待的表现，这是人性分析。间接印验证据是，鲁迅1928年3月14日致张廷谦的信有铺垫，他提到“该女士我大约见过一回，盖即将出'结婚纪念册’者欤？”信中对苏女士的口气比较冷漠。那么，既然见过，还是像没有见过似的，苏先生肯定是感到明显的冷遇。推测宴席上苏先生向鲁迅赠送了那本“结婚纪念册”——散文集《绿天》。鲁迅博物馆有这本书，扉页写着“鲁迅先生教正学生苏雪林谨赠 7，4，1928”。据潘文龙《人文苏州 苏州名人故踪》说，书的毛边没有裁开，也就是说鲁迅可能没有读过，更是忽视对方啊。（下次去鲁迅博物馆考察一下） 记忆深刻的另一表现是，为把鲁迅的“神情傲慢”坐实，却错为因果，颠倒时间。她说在《现代评论》发表文章，鲁迅迁怒于她——这是一个生动的结怨推理：“恨陈源连带恨《现代评论》，恨《现代评论》连带恨曾在《现代评论》上写文的我，遂有那天的局面出现。”此时你会发现印验的另一个精妙，就是证伪：苏先生发表在《现代评论》的文章分别是1928年11月4日204期、205期、206/207/208合期，鲁迅在7月7日怎么迁怒11月4日的事情呢？我们人生中很多结怨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事前、事中误会，事后误会更大，乃至出现严重记忆偏差。 苏先生提到的第二个原因，还是对“神情傲慢”的解说。在悼念杨荫榆（三一八事件的北女师大校长）的文章里，她写道：“我曾在一篇《几个女教育家的速写像》中介绍一二。提到北京女师大风潮曾替荫榆先生说了几句公道话。她原是已故某文学大师的对头，而某大师钦定的罪案是从来没人敢翻的，我胆敢去太岁头上动土，岂非太不自量？所以这篇文字发表后，居然吃了人家几枝暗箭。这也是我过于爱抱不平，昧于中国古贤明哲保身之道的结果，只好自己骂一声'活该'!”(《悼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 但是，这一说辞与饭局说辞都忽略了一个大问题，饭局发生在1928年，《几个女教育家的速写像》发表于1930年，用的是笔名“春雷女士”，无名小卒会引起鲁迅的关注？想多了吧，（这篇文章我找到了，读后对杨荫榆女士增加了很多好感），苏先生的《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写于1934年，她在1934年还是很爱鲁迅的啊。 因此，言词印证只支持唯一的结论，即使1928年7月7日鲁迅“神情傲慢”，苏先生失落，但她仍是鲁迅的粉丝，而且超级崇拜他。苏先生的自述解释说不通。 鲁迅去世一个月后，苏先生发表《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第一次批判鲁迅，确切地说是恶骂，言词冠绝中国：“鲁迅之劣迹，吾人诚不能不呼之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方当宣其罪根，告诸天下后世，俾人人加以唾骂。”真真实实的疯态啊。究竟为什么？ 有两个极具想象力的猜测。 【猜测一】房向东《鲁迅：最受污蔑的人》： 陈漱渝（大陆鲁迅研究学者——引者注）采访苏雪林时曾问她为什么要对鲁迅采取激烈攻击的态度？苏雪林说：“有人说，我之以攻击鲁迅，是因为我对鲁迅单相思，爱而不得转为恨。这是没有根据的。”苏雪林不说也罢，陈漱渝并没问她是不是爱上了鲁迅，她先说了。她为什么又性急了呢？她要表白什么？她要洗刷什么？我搞不清楚，只有天晓得。 这个很有解释力（最佳说明理论），爱情可以制造出任何情绪。但解释理由本身是真的吗？ 【猜测二】梁归智：《<红楼梦>里的四大风波》 胡适给苏雪林上过课，其风采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自传中，苏雪林写到自己在胡适面前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在胡适招呼她共享茶点时，她竟然感到羞怯而逃避；在胡适家的客厅里对坐时，她会有受宠若惊、亦真亦幻的恍惚；她自承感情麻木，但在胡适逝世后，她竟然悲痛至极，连自己都不能理解那种奇异的经验……厉梅说读苏雪林这些回忆文字“能感到一种甜甜的爱情味道”，认为苏雪林实际上将自己婚姻中虚缺的爱情转换成一种对胡适柏拉图式的恋情。而胡适的宽容和鲁迅的傲慢构成强烈对比，苏雪林在胡适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镜像版，发现了自己女性性质的一面，她已接受了已将野性压抑起来的自己现在的形象，并对胡适作了误认，将其误认为父亲之外的另一个男性形象，这种误认使她对胡适充满了感激和仰慕。 苏先生的情感确实很特殊，胡适去世后，她悲伤涕泣20多天，这也太悲伤了吧。 其实这两个猜测都不可信，尽管第二个解释接近真相（指向非爱情原因）。苏先生反鲁是政治原因，认真读《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在“鲁迅之劣迹”后面全部是政治论述，不能视而不见吧。无论她是自发还是被安排，她的动机都不是文学，也不是怨情。苏先生为什么诉诸蔡元培，大多数读者可能不明就里。1927年蔡元培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紧急会议之主席，任务是清党，蔡元培审定的179名“首要危险分子”名单堪称独具历史慧眼，把那帮人干掉，也就没有一九四九了。但是蔡元培先生在行动上是摇摆的，政治信念与人事关系极其冲突，后来历史基于蔡先生对新文化运动的重大贡献，给予他积极评价，但是教科书给人印象不全面，没有反映蔡元培的可怕政治身份。 不过把鲁迅先生、胡适先生特别提出来，是抓住了因果核心。很难想象一个人既喜欢鲁迅又喜欢胡适，对于一个强烈渴求指引的女性而言，尤其这个女性是期盼中国最高级别认可的那种，一位大师神情傲慢，一位大师像父亲，她的情感和立场是没得犹豫的。所以她在《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发表后，写信给胡适先生说：“不怕干犯鲁党之怒……很想做个堂·吉坷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一矛。”心迹清晰。胡适先生当然没有那么浅，他要苏先生温文尔雅。 苏先生持续反鲁，是政治，但也是人性中的正常不服。因为她面对的是她根本不能承受的强大压力，迄今我也没有找到与鲁迅对干，而承受住压力的人。我母校的教授杨邨人先生，比苏先生厉害多了，他可是引起鲁迅直接应战的： 却说卡尔和伊理基（公号作者注：就是马克思和列宁）两人这日正在天堂以上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忽见下界中国文坛的大戈壁上面，杀气腾腾，尘沙弥漫，左翼防区里面，一位老将紧追一位小将，战鼓震天，喊声四起，忽然那位老将牙缝开处，吐出一道白雾，卡尔闻到气味立刻晕倒，伊理基拍案大怒道，“毒瓦斯，毒瓦斯！'扶着卡尔赶快走开去了。原来下界中国文坛的大戈壁上面，左翼防区里头，近来新扎一座空营，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无产阶级文艺营垒受了奸人挑拨，大兴问罪之师。这日大军压境，新扎空营的主将兼官佐又兼土兵杨邨人提起笔枪，跃马相迎，只见得战鼓震天，喊声四起，为首先锋扬刀跃马而来，乃老将鲁迅是也。那杨邨人打拱，叫声“老将军别来无恙?”老将鲁迅并不答话，跃马直冲扬刀便刺， 那杨邮人笔枪挡住又道：“老将有话好讲，何必动起干戈？小将别树一帜，自扎空营，只因事起仓卒，未及呈请指挥，并非倒戈相向，实则独当一面，此心此志，天人共鉴。老将军试思左翼诸将，空言克服，骄盈自满，战术既不研究，武器又不制造。临阵则军容不整，出马则拖枪而逃，如果长此以往，何以维持威信?老将军整顿纪纲之不暇，劳师远征，窃以为大大对不起革命群众。老将鲁迅又不答话，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只见得从他的牙缝里头嘘出一道白雾，那小将杨邨人知道老将放出毒瓦斯，说的迟那时快，已经将防毒面具戴好了。正是：情感作用无理讲，是非不明只天知！欲知老将究竟能不能将毒瓦斯闷死那小将，且待下回分解。（杨邨人《新儒林外史》） 杨先生堪称勇士。这文笔，情趣，战斗风格，是鲁迅先生喜欢的。与此相比，苏先生的能力不足与战，只能在老将死后鞭尸。杨邨人先生1955年跳楼自杀，这是“下回分解”的结果，但杨先生也是个悲壮男人啊。 苏先生是个女士，又无能力真正战斗，但她就是不认输，所以只能用时间换取尊严。鲁迅在世，她不发声，是相当有算计的。后来，鲁迅的历史粉丝们没有她活得长，她还有骂的时间，这就是骂了半辈子的原因。 这是文坛旧账，适合证据学印证理论的应用。 需要提醒的是，本文提及的两位争议女性，苏雪林、杨荫榆都是中华民族的杰出女性。国难时期，杨荫榆女士在苏州反抗日军暴行，被杀害了。苏雪林女士捐出了50两黄金购买飞机、支持抗战。她们也是东吴大学的杰出校友，著名教师。
苏雪林女士
杨荫榆女士 历史充满悬疑，说起杨荫榆女士，我又想到了民国的潘大道教授——318惨案的被害人律师。关于他，我有证据证明他的死因应当改正，要修改官方史书，相当敏感。我只能暗示，但没有人找我。（注明一下：潘大道教授是开县人，碰巧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开县统战部，严格来说，他的历史归我管，可惜我在统战部没有呆上一个月。后来我成了警察警监、逻辑学教授、法学教授，兴趣所在，自然是以考证文章示范证据方法，这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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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夏日windy > 《法治(法律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