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鵩鸟赋》贾谊的文学悲歌

贾谊是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虽然去世时年仅三十三岁，但是他短暂的一生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远见和文学魅力却照亮了整个汉代的历史天空。文采过人又博通诸子百家的他，在汉文帝即位之初，便被生命中的贵人吴廷尉推荐上去，成为了最年轻的博士。每次讨论国家大事，其他老先生才穷识短、捉襟见肘的时候，只见他一人辩才无碍口若悬河，说得人人自愧不如，一时风头无两。于是乎龙颜大悦，破格提拔，一年之中，贾谊便当上了执掌议论的太中大夫。

少年得志的贾谊彼时真是指点江山，意气风发，于是一鼓作气提出了诸般改革方法和条例，条条命中肯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就说道：“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让朝廷中一些位高权重的大臣们越来越忌惮之。于是，当天子想进一步委贾谊以重任，提拔他任公卿之位时，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等这帮身为既得利益者的职场老油条们都联合起来打压这个刚刚崭露头角的职场新秀。理由很简单：你一个乳臭未干，毛都没长全的小屁孩，一天到晚在老夫前面露才扬己，大放厥词，定是别有用心，企图借机上位，若真掌握了实权，不仅给国家添乱添堵，我们这帮人还怎么混？汉文帝虽然爱才，但看到这么多重臣都出来阻挠，毕竟众怒难犯，无奈作罢，顺手给了一个长沙王太傅的闲职，把这位小兄弟调离出了权力中枢。

不难想象，血气方刚的贾谊有多么抓狂和郁闷。胸怀经邦济世之志，身负擎天架海之才，又有大领导的加持，本来是前途无限的一只潜力股，正待撸起袖子加油干时，却猝不及防被当头棒喝，一腔抱负和锦绣前程都被雨打风吹去。鹏未举而翅先折，满腹经纶顿时化作了满腹牢骚。经此刺激，这个职场失意的政治愤青的文学细胞瞬间满血复活，先后写就了他人生中两篇最没有争议、如假包换的赋文。

第一篇是在赴任途中渡湘水时写的《吊屈原赋》，名为吊屈，实则自悼，通篇都是愤世嫉俗的气息和悲士不遇的感慨，诸如“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蹠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等句。他似乎不认同屈原的自沉汨罗，而希望“历九州而相其君”，换一句话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这恰好衬托出他本人的困境，因为屈原的时代，天下还分属列强，好歹还有几家寡头在竞争，虽然互相倾轧，却也相对制衡，一言不合就跳槽的事是完全可能的。而贾谊所处的时代，天下已经大一统，都归了刘氏集团，绝对的垄断企业，虽然股份比例因时代不同而略有差异变化，但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基本上都是刘家的嫡系，闹矛盾也是内部的矛盾。溥天之下，莫非刘土，除非你跳槽到匈奴，否则再跳也无非从一个部门跳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子公司跳到另一个子公司，还能跳得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吗？没有了择主而事的余地，一旦不为所用，也就意味着这辈子仕途的天花板已经到顶了，这是他比屈原更悲哀的地方。

在做长沙王太傅第三年的时候，贾谊写下了第二篇赋文《鵩鸟赋》。文中开篇即提到了创作时间“单阏之岁”，一说在汉文帝六年（公元前一七四），一说当在汉文帝七年（公元前一七三）。总之在这年初夏的某天傍晚，一只猫头鹰（即鵩鸟）突然飞到了贾谊的住所，停在那里一副“葛优躺”的派头，让贾谊颇感奇怪，于是占卜了一番以测吉凶，结果显示：野鸟入室，主人将去。这可把贾谊吓了一跳！尽管写完此赋一年多后，贾谊确实再次被文帝征见，似乎印证了卜辞的准确预见性，但对于当时尚处在消极彷徨中的贾谊而言，到底去哪里？是福是祸呢？这是他心中的困惑，也由此假托猫头鹰的想法写下了后面一番说理性文字以求自我释怀。话说猫头鹰作为一种不吉利的征兆和形象可谓由来已久，早在《诗经·豳风》中就有《鸱鸮》一诗，它已作为恃强凌弱的反面形象出现。即便是今天，在很多地方，猫头鹰叫也被视为不吉利的兆头。所以，贾谊有隐约不祥的感应并不足为奇。

在接下来的文字里，贾谊融汇《周易》和道家，表达出万物变化、世事无常、祸福相倚、流转不息的思想。“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差、勾践、李斯、傅说等几位历史人物由盛而衰、由成而败，或者由弱而强，由微而著的经历，都无非佐证。贾谊看到了人在命运与世事的无常面前微小和无助的一面，但也忽视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主观能动性。文中的他似乎看透了世间贪夫殉财、烈士殉名、夸者死权、愚士系俗的众生百态，无比向往至人、真人、德人释智遗形、超然自丧、知命不忧、与道翱翔的境界。但他越是极力旁征博引来自表超脱和旷达，便越是透露出此时他内心的无比纠结和烦恼，他并没有真正做到放下。

《鵩鸟赋》中关于道家的言论，有很多是直接引用或者化用自道家《鹖冠子》《老子》《庄子》等典籍的，尤其至少有二三十句与《鹖冠子》的文句惊人地相似。比如《鹖冠子》中有“忧喜聚门，吉凶同域”“迟速有命”“水激则旱，矢激则远。精神回薄，振荡相转”“天不可与谋，地不可与虑”“吴大兵强，夫差以困，越栖会稽，勾践霸世”“达人大观，乃见其可”等句，《鵩鸟赋》中有的一字不变，有的只是调换了一下前后顺序，有的则多加了一个“兮”字或者略改了个别字而已。那么，到底是谁在抄袭谁呢？有人（如唐朝的柳宗元）认为《鹖冠子》是伪书，于是有的主张贾谊是被抄袭的对象。但自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古文献后，已经证实《鹖冠子》并非伪书，确是战国时的著作。这样一来，贾谊无疑成为了抄袭者。

但真正关键的还不在抄袭，而是贾谊对道家思想观点的这种借用，充其量只能说明他对此的认同，而非体悟，他自身还远没有达到这种境界修为，没做到知行合一。否则，他就不会在梁怀王堕马死后，因过分自责与忧伤，最终也抑郁而死了。须知道家的高人从来都是视死如归的，君不见庄子亡妻之后，不悲反喜，边敲盆子边唱歌的那副德行么？哪怕以儒家“智者不惑，仁者不忧”的标准来衡量，贾谊也尚欠火候。某种程度上说，确实要归因于他太过年轻的缘故，才智虽足以傲世，心性尚缺乏修炼。至于他内心所耿耿于怀的，究竟是自己的仕途无望，还是天下苍生与社稷的安危，这就见仁见智了，也许都有。

清人涂启先将贾谊和董仲舒皆视为一代大儒，但认为贾谊学有未粹，“贾生刚毅奋发之意多，董子沉潜酝酿之力厚，贾生之学专明治术，董子之学洞见本原”（《贾谊董仲舒论》）。从贾谊的《陈政事疏》等代表性文章来看，他确实有王佐之才，并且可以看出他受儒家的影响颇深，终其一生，他所追求的还是治国安邦的入世事功，而非超然物外的乘桴问道，那只是他在失意时聊以自慰的借口而已。他不被重用，有外在形势所限，也有自身的原因。汉文帝从代王的位子登基，本是多方势力妥协的结果，彼时汉朝建立也才区区二十多年，又新经诸吕之乱，百姓疲敝，社稷思安，急需休养生息以恢复元气，汉文帝尚黄老之无为，不愿多事，既是他性格仁厚所致，也是权宜之计。环视诸王侯，尚有他的叔叔、兄长还有弟弟，以及开国重臣在，势力很大，种种关系，盘根错节，颇多掣肘，自己屁股还没坐热就一意孤行，难保没有变数。所以，只能一步步来。但年轻气盛的贾谊，像一匹无所顾忌的黑马，一出场就要求重新洗牌，搅动了多方势力的相对均衡，人家抱团打压也在情理之中。看看文帝刘恒，虽然比他大不了几岁，却能不声不响中就把事情给办了，反观贾谊，才经历了这么点波折，就郁郁寡欢要死要活的，可知不是他才能不大，而是书生意气，性子太急，不够沉稳老练，缺乏策略手段。正应了民国刘师亮所对的那副不甚工整的联：“要对付恶势力休得莽撞；想开辟新天地需要机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