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咸丰八年五月，清廷与列强签订《天津条约》。九年五月，英、法公使欲进京换约，清廷派僧格林沁赴天津布防，郭嵩焘随行参赞军务。而郭嵩焘认为洋人的目的在换约，并没有动武的意思，因此他主张先礼后兵，反复劝说僧格林沁，“至于上说帖一十有七次。大致以为，今时意在狙击，苟欲击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胜，保无后患，循理而败，亦不至于有悔。”“语瑞秋帆学士云:在军无所赞益，安危大局，稍能见及，不敢不言。夷人之来有辞，当求折冲樽俎之方，不足与用兵。即势穷力战，要使理足于己，庶胜与败两无所悔。”曾国藩致信郭嵩焘，说“五月二十五日之战，自庚子、辛丑夷务初起后，至是始一大创之，中外人心为之大快。”郭嵩焘致信左宗棠，也说“此间五月廿五日之捷，为二十年未有之快举，得其火轮船三只、舢板船二只、万斤内外大洋炮十馀尊。一切情形具详前缄中，想同一快。”他们都很高兴，但各自意味不同。曾国藩是真心高兴，而郭嵩焘是言不由衷，他高兴的背后，有不便言说的隐忧。但此时的郭嵩焘，是识时务的。面对清廷内外战胜洋人的信心高涨，他和周围的人一样，表现出喜悦，附和着说几句长自家威风的话，而将自己那些不合时宜的想法暂时藏了起来。郭嵩焘心理的微妙之处，曾国藩明察秋毫，但他没有追究，因为夷务和他关系不大。他必须集中精力对付太平军。咸丰十年五月，曾国藩署两江总督，处理夷务成了他的份内之责。他必须认真考虑如何与洋人打交道的问题了。于是，六月初三日，曾国藩致信时已因病回籍的郭嵩焘，说：“西夷之事，屡接来书，俱称御之有道，而所谓始终不一说破，战耶和耶？抑别有一术出于战和之外者耶？犹谈地者动称口诀，谈兵者动称锦函。此函倾听之，彼函固闭之，令人不省死。国藩所处之位，渐虞与彼族交涉，请阁下详悉指示：所谓康庄者安在？荆棘者又安在？可以不战者安在？战而胜与胜负皆无悔者又安在？祈告我浅显之情，无故作深妙之语，至要至荷。”七月初八日，郭嵩焘致信曾国藩。此信未见存世。从后来他俩的通信可知，此信回答了曾国藩提出的问题，但很简略。七月二十三日，曾国藩致信郭嵩焘，说：“《匈奴传赞》之言，亦尝肄业及之。然鄙意与外夷交际，但问强弱，不问曲直，不审哲人以为然否？”显然，曾国藩这个说法，是针对郭嵩焘七月初八日信而发的。这显示他俩在如何对待洋人的问题上有明显的分歧，曾国藩的态度是“但问强弱，不问曲直”，即以实力说话，不需讲道理。以前，他曾经对胡林翼说过“夷事办理太柔”。与“但问强弱，不问曲直”是相同的意思。就在曾国藩与郭嵩焘音书往来之时，英、法联军攻陷了大沽。郭嵩焘一年前的担忧，不幸成为现实。八月初，郭嵩焘听到消息，在日记中写道：“小臣昨岁之言，至今日乃微验，为之怃然。”他明显受到很大刺激，在日记中洋洋洒洒发了一通议论：“魏弱翁谏击匈奴言: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为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僧邸之幸胜夷人，忿兵也，骄兵也，曷足贵哉!举天下贸贸焉无一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在者。盖自南宋以来，中外之见横塞于心，士大夫务虚言而无实际。汉唐控制夷狄之方略，徒供一二腐儒訾謷议论。邓训之恩信，张奂之廉威，人且不能知之。推而至于旅獒之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春秋》之言国君含垢，与言内宁外忧之义，更无足与论此者矣。伤哉！《班史·匈奴传》:搢绅之儒守和亲，介胄之士言征伐。今则介胄之士不言征伐，而措绅之儒言之，此亦汉唐以后骛虚名而无实效之一证也。宋人言，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数百年诵此以为名言，而不知其为虚拟之词也。赵充国言: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馀。攻守之异势，古人论之详矣。守边之功，莫著于李牧。迁《史》言其谨烽火，多间谍。匈奴每犯塞，急人收保。数年蓄战士之气，一战而却匈奴数千里。故中外之相制，以守为要务。张魏公大举御金，有富平之败。金主亮入寇，又大举伐金，有符离之败，而宋不复可支。韩侂胄伐金，有宿州之败，而宋遂以亡。明人趣张镐出战，四路大举，而二道关、三坌口之败迭闻，丧师数十万，而国势不可为矣。值衰弱之时，外有强敌，而侥幸一战之功者，未有能自立者也。故中外之相制，强则拓地千里，可以战，可以守，而未始不可以和，汉之于匈奴、唐之于回纥叶蕃是也。弱则一以和为主，南宋之犹赖以存是也。而终南宋之世，二百馀年亦未尝废战。史册具在，可考而知也。而论控制夷狄之大，常一以守为本，计战与和二者，因时度势，存乎当国者之运量而已。未有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如明以来持论之乖戾者也。”大沽陷落与曾国藩“但问强弱，不问曲直”之论，两者叠加，使郭嵩焘不想再压抑自己。八月十八日，郭嵩焘致信曾国藩，长篇大论，强力反驳：“来谕言外夷，但问强弱，不问曲直。圣人之言过矣。春秋之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楚夷也，吴夷也，秦处中国，亦夷也，画中国以外而界之。夷者，地也。言忠信，行笃敬，蛮貊之邦行矣，此不可以地限者。且强弱者，一时之定势。曲直者，临兵之大用也。苟强矣，直可也，曲可也。弱矣，理又不直，可乎？兵强，不计曲直，以倾其国者，有矣，夫差、智伯是也。是以荀卿有言：兵，动于义者也。元人伐宋，动称宋人无信。我太祖之征明也，以七大憾事声罪致师，虽强而不能不据理以直其气。南宋之世，无韩侂胄四路之败，则国势犹可不倾。无史嵩之会元伐金之举，则国且后亡。处弱之世，支持强敌，侥幸一战之功者，未有能自立者也。魏相谏击匈奴，曰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见威于敌，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汉人尚实不务名，犹能为此言，宋以后议论繁多，无达斯义者矣。三代以下，民起为寇，无曲直必诛，所谓弟子叛其父兄者也。中外之相接，有交邻之道焉，有柔远之义焉。弱而相侵，则以道诛之。强而相逼，则以礼却之。而不问曲直，故曰圣人言过也。去岁夷人之来，为奉旨互换和约，僧邸诱其深入，薄而击之。嵩焘以为，夷人之来也有词，必欲以击之以快意，尤当据理为言，举旧约一二大者，与议除之。彼愈骄，而我辞愈和气、愈平，以持其变。幸而听我，万世之利。不听，必怒而逞。而后，我以正应之。则战而胜与败两无所悔。力争不可得，逞匹夫之小忿，而不顾国家之大计，深窃憾之。夷今狡且强，其能忍乎？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大沽之捷，鄙人亦滥功焉，而独以忧危之言私诸朋好，王壬秋、张竹汀并熟闻之。昨得竹汀一书，言天津论失，盛陈僧邸兵威为夷人所惮，而咎朝廷之议和，诬百姓之通夷，略无一言及鄙人之先见。南宋诸君子之言，贻祸有明，迄今而不知情事之屡异也。伤哉！自是而南宋之局成矣。以战不能，以和不可，鄙人之忧，正惟忧欲和之不可也。欲和不可，则一惟强惟弱，而真无曲直之可言矣。僧邸健者，而不知人不明理，所以致败，则骄耳。追咎鄙人陈谏兵事，藉端劾之骄也。在天津，而官民惴惴，痛伤隐憾，莫非骄也。去岁奉书，称其用人，乐奔走便给，而深恶异已。遇事，喜艰苦经营，而稍昧大局。其才胜于霍光，而不学无术亦复过之。自谓得僧邸之深，谕书责鄙人盛称僧邸，其坚忍耐苦，能用兵，固足称也。今虽败，岂遂敢以恩怨、成败定天下之是非哉？前书具在，可覆按也。夷人必来攻，必先裂北塘，过万人以上，其锋即不可当。鄙人言之屡矣，以告人，皆不能知。数奉书麾下，言之不详，以有是纷纷之论。要之，言虽详亦虚辞也。霍子孟诎边功不赏，郭汾阳单骑见迴纥，寇莱公赞幸澶渊，彼会其时也，而俱成功。制天下，御夷狄，有大机焉，不相袭也。去岁天津之役，凡三失机，吾皆言之。使夫明者见之，又不知所慨叹以为失机者几何也。使夫霍子孟、郭汾阳、寇莱公者处吾之地，喋喋能以所谓机者强人赴之，人之见之，又谓何也？”可以看到，这封信的部分内容与郭嵩焘日记有雷同之处。自咸丰九年五月大沽之捷以后，郭嵩焘隐忍一年多，终于得以一抒愤郁。不仅对曾国藩说，还对其他朋友说。从后来的情况来看，他显然改变了“但问强弱，不问曲直”的思想。同治九年八月，曾国藩在《海疆要缺择员署理折》中说：“窃维洋务之棘手，由于人才之匮乏。人才之罕观，由于事理之不明。中外交涉以来二十余年，好言势者，专以消弭为事，于立国之根基，民生之疾苦，置之不问。虽不至遽形决裂，而上下偷安，久将疲苶而不可复振。好言理者，持攘夷之正论，蓄雪耻之忠谋，又多未能审量彼己，统筹全局，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处理天津教案，正是为了避免“国家受无穷之实累”，曾国藩不惜搭进了自己的一生积誉。光绪四年，郭嵩焘说：“曾文正公办理天津教案，外国人服其公允，而闻中朝参劾訾毁，使我至今为之疚心。”他之所以疚心，应该是因为曾国藩受其影响，才有天津教案之处理结果。而咸丰十年八月十八日郭嵩焘给曾国藩的那封信，或许就是曾国藩“夷务”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起点。 
咸丰十年八月十八日郭嵩焘致曾国藩信
《郭嵩焘全集》失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