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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刑法原则考论》阅读碎札 吴营洲 读了一本法律方面的书，是为《唐代刑法原则考论》。阅读其间，偶有所感，遂信手草记如下：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在《秦律》中也有一条：“子告父母，妾臣告主，非公室告，勿听。”就是说，如果子告父母，臣妾告主，只要所告内容“非公室罪”，官府便不会受理。在汉简《二年律令·告律》中，甚至规定:“子告父母，妻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听，而弃告者市。”所谓“弃市”，就是“在人众集聚的闹市，对犯人执行死刑”。到了唐代，《唐律疏议》中规定了违背应容隐罪犯的处罚，其中第345条称：“告发祖父母、父母者：绞。”因为告祖父母、父母者，为“十恶”之“不孝”。如此这般，或许就没了“大义灭亲”者。——你想“灭亲”吗？那就先“灭你”！在所谓的“十恶”中，处刑最重的，自属“反罪”“逆罪”“叛罪”。其中，对行为犯均处最重的斩刑，并均缘坐亲属，且共犯不区分首从。而对仅仅是“谋反”，并未“真反”的，也是严惩不贷的。这就是，“口陈欲反、逆、叛之言，勘无真实之状者，也论罪处罚”。是为失言获罪、言辞归罪。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经》就已有言辞归罪的先例：“议国法令者诛。”到了秦代，据《史记·项羽本纪》载：“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这也是害怕“失言获罪”的。据《朝野佥载》：唐玄宗开元初年，“羽林郎将张仙坐与薛介然口陈欲反之状，俱流岭南”。是书称：“文献中记载因言辞归罪的情况也多处可见，且多集中在侵犯皇权专制统治罪。”
由于唐律不仅惩罚“十恶”犯罪中的行为犯，也惩罚言辞犯、思想犯。在后两者中，作为判断标准的客观因素较少，所以在实际的司法运行中，随意性较强，并且皇帝拥有最高的司法权，可以以权破法，专断独行。据《旧唐书·刘文静传》载：刘文静屡有军功，但身居下位，心怀怨望，他向唐高祖言：“起义之初，忝为司马，计与长史位望略同；今(裴)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征西讨，家口无托，实有觖望之心。”高祖却因此认为：“文静此言，反明白矣。”最后，刘文静因几句牢骚话而定谋反罪，遭杀身之祸，“籍没其家”。据《唐会要》载：“（贞观）十八年九月，茂州童子张仲文，忽自称天子，口署其流辈数人为官司。大理以为指斥乘舆，虽会赦犹斩。”——其细节无须详述，其实质就是，“皇帝拥有最高的司法权”。此前，我自然知道在我国的夏商周时代，是有奴隶的，且奴隶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是可以随意买卖的，但没有想到，到了唐代，竟然也有“奴隶性质”的人，也是可以随意买卖的，这就是所谓的“奴婢”。那时的奴婢，通常被认为是“物”非“人”，在《唐律疏议》中就认为，他们“不同人例”“律比畜产”“奴婢同资财”。他们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不具有人的法律地位。他们常与牛马在“口马行”进行交易，官方还公布统一的市估价。这，真的令我感到意外。——也更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历史知识的匮乏。但我知道，满清是有奴隶的。而那些奴隶同样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满清贵族对自己的家奴，可以打，可以骂，也可以随意地杀。对此任何人不得干预。但有一点，只要是你的家奴，只要你一时间并不想杀死他，那你就得养活他。不然的话，该贵族会被其他贵族笑话……诸如曹雪芹家，虽然获了罪，虽然家被抄了，但他身为旗人，每月可关四两银子，每季可领一石米，这就是所谓的“铁杆庄稼”……这些银子，这些米，也许能够维持曹雪芹一家人的日常开销……
在南朝齐朝时，还见有十岁小孩受罚的判例。“有小儿年十岁，偷刈邻家稻一束”，时任吴县县令孔琇之将其“付狱治罪”。有人劝阻，认为是否处理过严，孔琇之回答：“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消息传出，“县中皆震肃”。是啊，即便是而今的我，也感到“震肃”。所谓“震肃”，便是“因慑于威猛之政而风气肃然”。不过细细想来，这位县太爷孔琇之孔大人的断案理由或也没错，民间不是有这样一句俗谚吗：“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何况这个“偷刈邻家稻”的小孩都已“十岁”了，算是“定型”了。张瑝和张琇兄弟二人的父亲被人杀害，二人为父报仇杀了仇人，在又去杀仇人同伙时，“璜时年十三，琇少二岁”。张九龄认为年仅十三岁、十一岁的二人为父报仇，是为“孝烈，宜贷死”。但“侍中裴耀卿等陈不可”，最后“乃杀之”。
我读是书，方知在我国的古代，“私习天文”竟也是一种罪，且为重罪。据《隋书》载，有个叫张仲让的人，在朝廷不得志，辞官还乡，在民间“数言玄象事”，预测天象，“州县列上其状，竟坐诛”。是书称，法律禁止“私习天文”始于西晋。到了唐代，对“私习天文”者也是处以重刑的。《唐律疏议·职制律》总第110条规定：“私习天文者，徒二年。”是书称，古代的天文学，最初是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但逐渐成了帝王之学，带有了迷信色彩和政治色彩了，正如“君权天授”“天命转移”“天人合一”等等，因此研究天文的权力也收为国有。甚至，为了防止天象外泄，国家还严禁天文官员和非天文官员交往。
所谓“流刑”，就是把犯人遣送到边远的地方去服劳役。据我所知，屈原是被流放过的。至于他到了流放地是不是“服劳役”，我还没有见过相关史料。我估计，把屈原流放到流放地，或许是让他自生自灭的。苏轼是被流放过的。苏轼到了流放地自然没有“服劳役”，却也是让他自食其力，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以及全家。曹雪芹的舅祖李煦是被流放过的。他是被流放到了东北的打牲乌拉。他到了流放地是不是“服劳役”，我也没有见过相关史料，但在那个“苦寒”之地，年迈的他很快就死了。我曾经有个网友，就是大东北的。她对“流刑”一说极为反感。她说：“你们犯了罪，就流放到我们这里，那么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就都是罪犯吗？”她的此问，的确掷地有声。——印象里我当时是：瞠目结舌，一脸死灰。而现今我读了是书，才知道了，所谓“流刑”，其实就是“将犯罪人逐出本氏族”，或者说，是将犯罪人逐出一直是他安身立命的所在。我国属于农耕民族，农耕民族是“安土重迁”的，一个被流放的人，就像是个没了根儿的浮萍。个中滋味，非亲历者碍难体察。据说，有些“罪行”较重的，即便是“流刑”期满，也不让他重归故里。
诸如《二年律令·告律》中有这样一句：“以县官事殴若詈吏，耐。”即，因公事而殴打、谩骂低级官吏，仅罚“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如此一“耐”，自然是一种羞辱。这让我忽地想起了：杨绛先生当年被剃了个“阴阳头”，算不算一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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