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在150多年后的今天重评巴黎公社，不仅要理解其失败缘由，汲取其经验教训，也应立足于时代背景和环境来看巴黎公社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在作者看来，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它有力地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它的首创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它为全人类提供了一种更为新颖的民主形式，它的革命精神极大地鼓励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战斗意志，以及它的实践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与历史意义 李荣鑫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博雅博士后 一、巴黎公社何以失败 巴黎公社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仅存续了72天（1871年3月19日—5月24日），其建立政权的尝试具有偶然性但失败却有必然性。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巴黎公社政权创建者的自身原因。公社建立之初，政权领导人选就饱受外界质疑和诟病。正如文学家阿尔图尔·阿尔努说道：“市政厅是一个不知名的政府，这个政府差不多全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工人和小职员……这里边总有叫人害怕的成分。”毫无疑问，这些最普通的劳动者——工人、手艺人、小生产者、小知识分子等相比于资产阶级更具革命性和改变现状的强烈意愿，这直接促成了巴黎公社的建立。但巴黎公社或其临时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的弱点也在此，其成分、政治流派、政治团体以及政治意见混乱，缺乏一个坚强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领导。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雅各宾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激进布朗基主义掺杂其中，缺乏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指导，这种构成和理论上的局限性使得巴黎公社的领导人不能领导人民彻底革命。  1871年7月15日在L’Illustration上刊登的《公社的人们》，作者不详 在公社成员信仰的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中间，马克思主义当时在法国还鲜为人知。也正是基于此，将各种社会主义派别的人联合在一起组成公社的实验还不足以支持在建立政权之后继续管理政权。比如，左翼蒲鲁东主义者虽然在一些主张上接近科学社会主义，但对于工人改良资产阶级制度的政治活动却持否定态度；布朗基主义者虽然拥护革命的少数专政，但又赞同个人专政；（新）雅各宾党人作为革命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对工人运动和积极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诉求报以同情，但仍不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 在公社选举、是否进攻凡尔赛政府、如何接管法兰西银行等一些原则问题上，公社的最高领导人都犯了方向性错误： 1917年，列宁在谈及工兵代表苏维埃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时指出，苏维埃政府和巴黎公社属于同一类型。这个革命政府的建立依靠的不是选票而是依靠武装的人民，因此其权力来源于人民起义而不是议会的表决。列宁的论断直接指出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与巴黎公社两个政权是依靠革命的行动和人民的推举产生，而非依靠国家政权颁布的法律产生。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自身就代表了巴黎的武装人民，而全体巴黎人民始终不渝的大力支持则是它力量和权威的来源，但巴黎公社最高领导人却未意识到这一点。中央委员会一直坚持将其临时政权权力过渡到巴黎公社，期间，代表团成员纳皮阿·皮克曾建议将两者联合组建一个有革命专政的最强有力的政府，但此项建议被否决。马克思斥责了中央委员会的做法，“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公社。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 巴黎公社的成立并未代表国防政府的完全倒台，在中央委员会掌权的日子里，法国存在两个政权——工人阶级革命建立的巴黎公社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凡尔赛政府。但由于中央委员会没有使人民获得彻底的胜利，也未彻底消灭盘踞在凡尔赛的梯也尔政府，使得后者有卷土重来的机会。中央委员会始终将自身视为一个临时政权，对是否继续革命选择了消极等待的错误立场。即便当时诸如杜瓦尔和其他布朗基主义者主张逮捕梯也尔政府成员，彻底消灭国防政府，但由于这部分人只占少数，他们的主张也未得到广泛认同。中央委员会过分渴望采取选举措施，而不是革命措施，导致了革命力量的分散和破坏。马克思就此批评了巴黎工人阶级的这个错误“他们不愿意内战，好像邪恶的侏儒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而现实也表明，对资产阶级抱有幻想，逃避进攻，躲避战争，害怕流血，妄想和平必然导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无情镇压，如里昂、图卢兹和圣太田公社被资产阶级无情镇压并垮台。  1871年3月12日，拆除梯也尔居所 公社成立之初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公社一直未能接管银行，导致在巴黎公社存续期间，法兰西银行仍在为凡尔赛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但在蒲鲁东主义者占多数的公社内，所奉行的唯一经济政策就是拒绝没收法兰西银行。正如公社驻法兰西银行代表贝累在拜访法兰西银行总裁德·普列克侯爵时说：“夺取银行将是对凡尔赛政府、公社、整个国家、法国信用事业和全体工商界的严重打击。”当然，任命贝累为驻法兰西银行代表随后也被证明是错误的决定，他被完全当作公社在法兰西银行的人质。未能接管法兰西银行且任由其为梯也尔政府提供援助的直接后果是法兰西银行不仅在经济上成为凡尔赛反动政府的后盾，而且也成为凡尔赛政府在巴黎的反动堡垒。因此，对待法兰西银行的优柔寡断被马克思认为是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正如公社对贝累的任命直接导致了公社在接管法兰西银行问题上犯了致命错误一样，公社重组后对克吕泽烈的任命则造成了内战期间公社军事失利的严重后果。以克吕泽烈和罗谢尔等人为代表的军事委员会对第7区第105营采取了不公正的判决，这种权力的滥用极大地打击了军心。同时，克吕泽烈任职期间经常违背公社意志和命令擅作主张，这也加深了“公社与中央委员会为两个并列政权”的错误认识。而公社在策略和用人上的失误直接导致了公社的失败。 总结来看，公社领导阶级的局限性、对待选举问题的错误判断、对反动政府的妥协、经济政策的模糊（银行问题）、用人及策略上的失误都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公社事业的失败。 二、巴黎公社，世界工人运动与民主运动 公社虽然失败但其精神永存，尤其对激励世界工人运动及民主运动意义深远。巴黎公社建立之前，马克思就已经创建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群众性国际组织——第一国际，也正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鼓舞了巴黎无产阶级并做出建立政权的尝试。第一国际于各国的国际支部对巴黎公社给予了广泛支持，体现了国际工人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团结互助。马克思时刻关注巴黎公社的命运，他与恩格斯广泛建立了国际支部与法国工人的联系，并及时给予思想理论的指导。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作为巴黎公社的理论反思，不仅系统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而且深刻地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在对巴黎公社的早期观察中就指出，公社的建立反映了无产阶级新兴国家的特点，它的使命“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回信中批驳了将法国革命与小资产阶级山岳派起义相提并论的错误观点，马克思强调：“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代表的利益的国家的斗争……不是一蹴而就。”在公社成立之初，小资产阶级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公社事业给予了支持。在政权巩固期间，马克思就通过塞拉页、弗兰克尔和瓦尔兰等人提醒公社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进攻凡尔赛且要提防像费·皮阿等小资产阶级投机派。马克思还指出，为了加强公社与人民的联系，公社需要首先取得外省的支持，另外也要拉拢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等革命阶级，这些思想指导了公社事业的发展。 公社事业虽然失败，但巴黎公社受到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声援。与以往运动不同，1871年巴黎工人运动具有更高的自觉性和组织性，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有更为深刻的了解，而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则进一步巩固了公社失败后的思想阵地——宣传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历史经验。宣言的出版虽然遭到反动势力及资产阶级的强烈抵制，但仍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欧洲传播。巴黎公社的经验对各国工人阶级产生了重大影响，武装了全世界战斗的无产阶级。受巴黎公社精神的激励，西欧的法国、英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北欧的丹麦和挪威，南欧的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中东欧的德国、瑞士、捷克、南斯拉夫、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甚至土耳其，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欧亚大陆的俄国以及南美的巴西、墨西哥等地都出现了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 在英国克勒肯威尔-格林举行的由国际民主协会组织的支持公社的群众大会上，游行群众声援了巴黎公社战士所进行的抗争，并写了致公社战士的贺信：“兄弟们，我们为世界共和国向你们表示祝贺……还不足以使我们能效仿你们崇高的榜样。”声援者把公社看作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榜样，并在公社影响下举行了数次大罢工。英国工人对公社的声援与其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同步的，虽然英国工人与国际总委员会的联系一度被英国工人联合会（奉行改良主义）压制，资产阶级报刊如《现代评论》和《国民改革者》也对公社事业怀有敌意并进行诽谤。但在1871年5月末至6月初英国工人为争取保障公社流亡者的避难权所召开的多次民主阶层代表会议上，英国工人仍进行了大量宣传、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对引渡公社流亡战士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为英国工人加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丹麦工人阶级领袖路易·皮奥在巴黎公社鼓舞下创建了丹麦国际支部，并号召工人参与到国际队伍中来。此时丹麦工人组织已不再是简单的互助会而是工人阶级真正的战斗组织。1871-1872年间丹麦妇女参加政治的积极性高涨，工人也开展了多次罢工（主要在哥本哈根）以反对统治阶级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除工人运动外，在国际丹麦联合会的纲领性文件中还提到了公民的普遍民主要求，如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同时，吸取巴黎公社期间社员与农民关系的教训，国际领导者积极拉拢农民参与到革命运动中，试图与农民联合成一个独立的与城市工人有紧密关系的政党。关于丹麦工农联盟的想法在当时“走在了其他民族前面”，这也极大地巩固了丹麦左翼民主势力的联盟。同巴黎公社的命运类似，丹麦工人和农民运动在高潮时被统治阶级打压，最终未能完成推翻统治阶级的历史使命，但在公社影响下的丹麦工农群众运动为之后丹麦工人革命指明了方向。 西班牙在18世纪60年代末就已经建立了最早的一批国际支部，在1871年业已相对成熟。同时期，西班牙的各大城市如巴塞罗和马德里就已经爆发了数次工人集会和反战游行，不仅西班牙工人表达了对巴黎公社的支持，资产阶级联邦共和主义者也向公社表达了敬意。在他们看来，公社是可以接受的联邦主义思想而不仅仅是无产阶级革命。即便在西班牙反动派和反动党团的黑暗迫害下，国际西班牙联合会仍通过地下活动进行抗议。巴黎公社对西班牙工人运动的最大影响在于改变了西班牙工人的思想，使其摆脱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进而转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以保尔·法拉格为首的社会主义者在1872年创立了新的马德里联合会，在真正意义上阐释和传播了巴黎公社的思想。在此期间，恩格斯对这批社会主义者在正确理解公社的经验教训方面也提供了很大帮助。但在西班牙工人运动的后期发展中，无政府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占据上风，工人运动陷入歧途。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洲也有一些代表人物参加了公社事业。早期美国无产阶级并不了解巴黎公社以及法国工人革命运动，但美国各工人支部不遗余力地向工人解释公社的性质，最有觉悟的工人相继成立了一批新的国际支部。1871年7月纽约支部在纪念巴黎公社的活动中公开宣称，“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美国工人阶级更是将公社视为“民主共和国的真正范例。”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致美国工人》的广泛传播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工人对公社本质的理解。美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民主派虽不赞同公社思想，但也对其革命精神多有赞赏。美国政论家威廉·詹姆斯·林顿（William James Linton）曾在《纽约论坛报》和《国民旗帜报》发表多篇文章介绍公社的历史，同时也揭露了凡尔赛分子仇视公社社员的各种诽谤，美国社会进步阶层如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实证论者H.施留特尔（Hellmann Schluter）等都对巴黎公社抱有积极态度；同时，巴黎公社对美国革命传统中的自由民主等进步思想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巴黎公社与俄国和十月革命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列宁在创立和领导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努力从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中寻求答案。作为俄国最早一批接触并研究巴黎公社的领袖，列宁早在1895年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工作时就对巴黎公社社员G.勒弗朗赛的《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之研究》进行了认真的研读。该书关于巴黎公社的两个结论——第一，巴黎公社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第二，民族战争是资产阶级政府的欺骗勾当——对列宁指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直接影响。巴黎公社的其他经验也指导了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如在军事策略问题上，列宁翻译并委托B.B.费拉托夫将巴黎公社将军G.P.克吕泽列的《回忆录》（题为《巷战》）刊登在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上，以此来指导工人作战。在革命思想上，列宁翻译校对了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和《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这些著作的传播对俄国无产阶级起到了巨大的思想教育作用。列宁总结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问题”，即巴黎公社社员的英勇斗争是值得赞扬的，但公社失败——包括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未能清晰认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截然对立的立场，未能区分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矛盾。此外，列宁通过对比分析巴黎公社与1905-1907俄国革命，揭示了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本质。  1922年，列宁宣布苏联成立 列宁对巴黎公社的再次反思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中明确阐释了无产阶级的重要任务，就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重要经典著作的总结不仅指导了俄国革命，也升华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最重要的是，列宁将巴黎公社关于新型国家的探索，运用到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上。他在《远方来信》中强调：“被武装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必须建立直接政权。”这就进一步指明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从两个并存政府——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巴黎公社型政权）——向全权工人代表苏维埃前进。 三、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 很显然，谈论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不应纠结于其最终失败的命运，也不应局限于法国本土内，而应该透过公社本质分析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历史经验。总结来看，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公社有力地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公社的首创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公社为全人类提供了一种更为新颖的民主形式；公社的革命精神极大地鼓励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战斗意志；以及公社的实践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虽然对公社的经验和教训总结不在少数，但公社仍留有许多未竟事业。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共产主义事业并非一帆风顺的背景下，总结公社的历史意义，反思公社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助于重新发掘公社的现代价值。  巴黎公社社员墙 巴黎公社促进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有力地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公社的经典总结中认为，公社所践行的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运动，其具有国际性、世界性的特点。即便公社最终失败，它也是“旧的，法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的坟墓，同时又是新的国际共产主义的摇篮。”马克思恩格斯虽未使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念进一步解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但毫无疑问，公社的经验在经列宁总结之后，直接指导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经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广泛传播开来，并成为各国共产党及此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研究、阐述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国际工人运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统称。 列宁将苏维埃比作巴黎公社的继承者，苏维埃所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建设以及践行的民主原则都是巴黎公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在此意义上，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十月革命之后在世界范围内相继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如芬兰社会主义共和国、不来梅苏维埃共和国、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以及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包括其后在德国、保加利亚、波兰、奥地利等国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这些政权虽然存续时间不长，或被资产阶级残酷镇压、或因内部分裂导致最终失败，但这些宝贵的经验振奋了世界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新尝试。在20世纪下半叶，站在巴黎公社与俄国十月革命肩膀之上，一批人民共和国或民主共和国相继诞生，如蒙古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新历史时期的新发展。 巴黎公社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首先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第一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继而在1851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得出了“必须打碎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的结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些重要思想在巴黎公社的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共和国第一次从它的敌人的政府下解放出来了。”正如马克思在《公社的性质》中所说的那样，巴黎公社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斗争，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规律。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不再是以前通过简单的破坏机器来反对资产阶级剥削这种幼稚的工人运动，而是无产阶级建立新政权并将其经验传遍世界的尝试。相比于18世纪90年代出现在法国的其他公社，巴黎公社展现出了“新的东西”，这就是将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夺取权力以掌握自己命运。虽然公社建立初期并未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一词，但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建立新型国家政权。正如列宁后来在与考茨基的论战中所明确指出的，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即废除常备军和警察以及消灭旧的官僚制度和各级旧官僚机构。而巴黎公社就是这么做的，公社的经验不仅在于其证实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假设的正确性，也在实践上指明了如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方向。 更进一步看，巴黎公社虽然通过议行合一的公社委员会制建立了无产阶级的专政，也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建立廉价政府，改革司法制度等确保了公社政府能够真正服务于人民。但公社作为一种政权组织形式，虽然拓展到了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其仍不是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不过公社提供了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的终极形态，也即无国家的自由制度。公社的伟大意义在于，它创建的“为实现普遍自由而力图消灭国家形式本身的国家”完美诠释了作为过渡性质或者“正在消亡的国家”如何通过“弱化暴力职能”和“扩大民主”两方面来解放全人类，实现普遍的自由和民主。 巴黎公社为全人类提供了一种更为新颖的民主形式，这种新颖的民主以人民的普遍选举和直接参与国家管理为主要特征。如公职人员实行全面选举制和撤换制，公社本质上是一个“人民政府”，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公社的民主形式彻底防止了国家和国家机关由人民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而这也正是资产阶级民主向无产阶级民主转变的重要标志。公社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形式被马克思恩格斯描述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真正民主”，但其实质与现代社会主义民主并无二异。在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主体，国家政权为人民服务，国家公务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巴黎公社及苏维埃政权，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都践行了人民民主的终极理想，也即，当下所采取和践行的民主措施都在于体现人民主体地位，为人民服务。而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不是以制度而是以一种习惯保留在“自由人联合体”中。  巴黎公社选举出的委员在举行会议 我们可以从巴黎公社的民主实践中提炼出一些即便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价值的民主原则。比如，公社虽然拒绝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但仍选举人民公仆来实现管理国家的目的，只不过国家公务员要服务于选举他的人民而非资产阶级民主下对人民的压迫；但公社所倡导的人民主权，人民参与国家管理却又体现了直接民主的内涵，这就形成了公社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结合的民主形式。公社提供了现代民主决策的重要价值和手段，比如通过民主参与、协商、投票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决策，既体现了多数决原则，又保护了少数人的利益。公社复杂的领导派别构成（蒲鲁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雅各宾派人、马克思主义者等）决定了重要决策必须要经过激烈争论、协商、退步甚至妥协来达成。即便在公社后期“多数派”与“少数派”的争论中，两派依然宣称在对抗凡尔赛政府以及维护民众利益上的一致性，少数的声音仍然得到了保护。同时，公社人民民主的原则也表明公社领导与人民之间平等的关系，这不仅体现在地位的平等，而且体现在权利，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的平等。所以，公社的民主原则与实践到现在也不过时。 公社的革命精神极大地鼓励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战斗意志，壮大了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的力量。从巴黎公社——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府建立到1917年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中间虽历经工人运动的低潮，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历史发展却在发生变化。公社的革命即便未能彻底打败资产阶级，但却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反民主本质，这是法国甚至国际工人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最本质特征。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另一历史经验，是国际工人间的合作，即公社的国际主义。公社事业和法国工人运动一直受到欧美各国工人联盟的支持，国际工人运动也将巴黎公社视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希望从中看到自己的命运。所以公社的斗争被映射成国际间两大阵营——剥削阶级，各国的特权阶层、大私有者以及剥削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农民以及民主革命主义者——之间的斗争。  1883年，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举行的纪念活动 巴黎公社产生于法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被压迫者与剥削者之间矛盾激化且不可调和情形之下，但大的国际背景也是催生巴黎工人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重要条件。19世纪中叶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巩固新生政权。公社正是基于此种国际国内大环境下产生。其中，第一国际的纲领和章程为巴黎公社革命和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在公社其后的发展中，公社在精神上的感召力和实践上的参考性越来越展现出了对于国际以及世界工人运动的鼓舞和推动。典型的，巴黎公社对于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所组织的工人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这种高涨的工人运动士气从德国主要大城市如柏林、汉堡、不来梅等逐渐扩展到德国全国。当然，巴黎公社对俄国1905和1917年工人革命所产生的影响最大，列宁在总结巴黎公社与俄国革命实践基础上得出了重要结论，公社巨大的历史意义及革命传统在世界工人阶级的伟大解放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社的实践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巴黎公社在实践上验证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体现在公社极大地推动了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完善和发展。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及其后多部论著中多次阐释了巴黎公社对于革命、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民主等方面的创举和实践，这不仅显示了巴黎公社经验在经马克思总结升华之后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丰富和完善，更体现了公社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中的重要地位。首先，公社进一步强调了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主动性和首创性。这体现在，工人阶级不仅有解放自己的历史主动性，且担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为达到这一目的，工人阶级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真正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这一创举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其次，公社的实践在深化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同时，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走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的重要性，也即，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和共产主义学说。最后，公社失败的惨痛教训再次印证了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对于工人运动的重要性，以及争取、团结和领导其他阶级阶层对于巩固革命胜利果实的关键作用，这就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思想。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巴黎公社留下的未竟事业，需要后继者们持续不断的奋斗。我们可以说，19世纪末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巴黎公社提供的经验和教训，但在20世纪上半叶所建立的短暂无产阶级政权却都以失败告终，20世纪下半叶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的民主共和国或人民共和国虽许多延续了下来，但有些国家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这也说明了巴黎公社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所提供的经验虽然指导了后发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但却在如何进一步建设政权和国家、巩固人民民主、完善社会治理等方面与现实脱节。但无论如何，公社的精神是永存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事业需要一代代共产主义者的艰苦奋斗才能最终实现。 本文节选自《政治通鉴》第四卷。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文字编辑：Léo 技术编辑：曹政杰 责任编辑：孙宏哲 友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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