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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建筑史学家的梁思成，他的后半生都在致力于古都的保护与新生。推其缘由，自然是他与北平城结下的不解之缘。他的足迹曾沿着北平城的古建、城墙、园林，踏过各个角落，也使他愈来愈热爱这座古城。 1928年，梁思成、林徽因完成学业回国。回国后，梁思成接受东北大学工学院邀请，出任建筑系主任。这是中国大学里创办的第一个建筑系，老师也仅有两名：梁思成和林徽因。 1929年的一天，东北大学突然迎来了一位北平的客人——朱启钤。朱启钤此来希望留学归来的梁思成能够加入即将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担任法式部主任一职。 朱启钤曾任民国第一任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京都市政督办等职，负责重建天安门广场、中南海大门等重要建筑。1914年他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公园——北平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1925年创建中国第一个博物馆——故宫博物院。 梁思成、林徽因与朱启钤的渊源可追溯至1925年。1925年，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读书的梁思成，收到父亲梁启超寄来的《营造法式》一书。梁启超在书中扉页题写：“此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朱桂辛校印莆竣赠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 《营造法式》是中国第一本详细论述建筑工程做法的古建筑典籍，相当于今天的建筑设计手册和建筑规范，由北宋掌管建筑的官员李诫奉旨编修。1919年，朱启钤从江南图书馆发现“丙丁八千楼抄本”，商务印书社1920年发行该抄本影印本。虽然他很喜欢，但问题出现了，梁根本看不懂。梁思成曾说：“虽然书出版后不久我就得到一部，但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本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同'天书’一样无法看懂。”但他挚爱这本书，破译这本天书成为他和林徽因的终极愿望。为了纪念该书的作者，他们俩选择在1928年3月31日作为结婚的日子。因为，3月31日是《营造法式》作者李诫的生日；1932年，他们为刚出生的儿子取名“从诫”，也寄予“师从李诫”的无限深情。 朱启钤当面相邀，且是从事自己挚爱的事业，但梁思成当时并未答应，因为他还要专心地培养他的第一批学生。直到1931年秋，因为家庭和学校的多方面原因，梁思成终于接受了朱启钤的建议，加入营造学社，担任法式部主任。他们把家安在了北总布胡同3号，也就是今天的北总布胡同24号，这里距离营造学社办公室约3公里。 回到北平后，梁思成便从头开始，研究中国的建筑历史，创建中国建筑学体系。原来梁思成留美期间，学习了西方的建筑历史，他发现西方各个时期的建筑被严谨地整理记录，有条不紊，而中国什么都没有，没有建筑历史。学生时期，梁思成就希望改变这一切，现在有机会大展身手了。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建筑史，这一选择，将成为民族建筑史上一段永远的辉煌，而他自己也因此注定艰辛与坎坷。 几千年的古代中国，有关建筑技术方面的书籍保存下来的仅有两部，一部是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另一部是清代的《工程做法则例》。他决心在科学、系统的古建筑研究中征服“天书”。 由于《工程做法则例》是雍正十二年（1734年）修订的建筑术书，距离当时只有二百多年，国内保存的建筑实例较多，尤其是故宫有庞大的建筑群，是研究明清建筑最好的教材和标本，而且那些世代以修缮皇家建筑为生的工匠是最好的老师。于是，对照《工程做法则例》，以故宫的建筑为标本，梁思成拜了两位一辈子从事维修故宫里的清代建筑的老木匠为师。他和他们一起仔细检查了木构件之间的复杂关系，了解每一个构件的名称、它们的位置以及每一构件在整体建筑中的作用。1934年，中国营造学社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托，开始详细测绘故宫，梁思成作为负责人前前后后测绘故宫建筑六十余处，同时还测绘了安定门、阜成门、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新华门、天宁寺、恭王府等处。随着全面测绘故宫的推进，梁思成身心完全沉浸其中，这种以中国官式建筑为主流样式的测绘，对他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价值自然不言而喻。 正像梁思成所说：“有《工程做法则例》做教科书，木匠们做教员，清代宫殿做教具，对清代建筑方法和规则的研究开始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梁思成仅用了一年时间就把清朝的《工程做法则例》搞清楚了，并把研究学习的成果整理成书—《清式营造则例》。书中详述了清代官式建筑的平面布局、斗拱形制、大木构架、台基墙壁、屋顶、装修、彩画等的做法及构件名称、权衡和功用，被认为是中国建筑史学界和古建筑修缮专业的“文法课本”。该书于1934年出版。 《清式营造则例》是近代中国最早出版的以现代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古代建筑构造做法的学术著作，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但这还是研究中国建筑史者所必须经过的第一步。梁思成的目标是攻克李诫的《营造法式》，撰写一部出色的《中国建筑史》。他认为，必须实地考察现存的古建筑，发现其演变特点和规律。正像他一直强调的一样：“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梁思成带着营造学社的同事们，开始了对中国古建筑的系统考察。  1936年，梁思成、林徽因在天坛祈年殿屋顶上 古老的北平城留下他们考察的足迹。1932年12月，即在梁从诫出生百日之后不久，梁思成和林徽因共同考察了北平四郊的建筑物。平郊众多古建中，梁思成和林徽因重点观察了卧佛寺、法海寺、杏子口的石佛龛及天宁寺塔等古建筑。无论是卧佛寺，还是法海寺，抑或杏子口的三个石佛龛；无论是煊赫的“名胜”，还是消沉的痕迹，梁思成和林徽因都认为：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他们在考察的同时，还共同撰写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由天宁寺谈到建筑年代的鉴别问题》《平郊建筑杂录（续）》等。 他们的视野也越来越宽广，从北平走向全国。从河北蓟县独乐寺到山西应县佛宫寺，到1945年，他与营造学社的同仁一起，调查了全国15个省辖市200余县的2000余个古建单位。他们对一些重要的古建筑测绘、分析，并结合文献、史料进行研究。对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各个时代的古代建筑遗址，建立起一套包括图纸和照片的档案，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营造学社暂时解散，但梁思成忽然接到日方主办的“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出席会议，梁思成明白不出席这个会议的后果。于是，他第二日携全家老少只带了少量衣物离开了北平，开始了流亡之路。流亡期间，他们也不忘古建筑考察与研究，并完成了他多年写成《中国建筑史》的愿望。1943年梁思成先生写出了第一部具有科学性的《中国建筑史》书稿（1985年编入《梁思成文集》第三卷出版）。1946年第一次用英文写成《中国建筑史图释》一书（种种原因，该书于1984年才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美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对此曾作过如下评论：“他以英文写成这本书，就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宝藏及其结构原理。在外国人看来，他们在自己的专业中的成就几乎是无与伦比的。”终于“使中国古代建筑这一瑰宝，拂去尘埃，重放异彩于世界文化之林”。 《营造法式》一书的研究工作，因战后复员、迁徙而停顿下来，直到1961年，才又重新开始。1966年初，梁思成终于将《营造法式注释》一书的文字工作全部完成，1987年这部巨著连同他在中国建筑史、文物建筑保护诸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梁思成在测绘山西善化寺普贤阁斗拱后尾时留影 文章出处：《北京文史》——《梁思成的北平印记》 作者：冯雪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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