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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韩道国偷了西门庆一千两银子这件事，吴月娘还一直被蒙在鼓里，在家里巴巴等着韩道国回家汇报货物售卖的情况。直到有一天吴月娘带着众人给西门庆烧纸，被张安告知韩道国很早之前已回清河县。吴月娘奇怪，叫陈敬济去打听才知道韩道国两夫妇早已逃到东京去了。吴月娘这才叫陈敬济下码头找寻自家的船。来保这才得知韩道国先拿着一千两银子是私吞了，所谓“人面咫尺，心隔千里”，见西门庆确实是不在了，心里也盘算着要韩道国，把西门庆的货物据为己有。于是他把陈敬济引诱到酒楼上，安排歌姬陪伴，自己偷偷地把船上价值八百两货物搬到自己家里。如果说韩道国是明着抢了一千两，那么来保就是暗地里偷了八百两，并且，来保还将这八百两的账目也全部算到韩道国头上，反正韩道国偷走多少银两已无对证。吴月娘本想要求来保上东京追问韩道国银子的下落，在她眼里，翟谦受西门庆保亲，多多少少会念点旧情。可是来保心里早已有了算盘，自然不会同意再去东京，于是对吴月娘说：“女儿正在翟家春风得意，只会护他娘老子，莫不反护咱家不成？”又道：“这话只当在家对我说，外人知道，传出去到不好了，只当失这几两银子罢，更休题了。”来保的话表面上剖析人情世故，并且为吴月娘操心，实际上确实在为自己找机会，因为真正追查起来，被他偷走的八百两逃得掉吗？吴月娘没有办法，也只好作罢。 
来保将偷来的货物尽数兑换成银两，并且用这些银两买了房子，开起生意铺。剩下的货物，吴月娘没有门路，只好再叫来保找买主售卖，并吩咐陈敬济全程跟着兑银讲价。来保仗着生意上的熟门熟路，又欺负陈敬济年少不懂事，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自己把持着整门生意。最后找来几个熟人，花二千两银子把剩下的货物全部发卖了。这其中有多少被来保中饱私囊，吴月娘就算看在眼里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不过最后四千两银子还是保住了两千两。更加过分的是，身为下人的来保，行为越来越过分。某日晚夕，来保在外面吃醉了酒，借着酒醉，调戏起吴月娘来：你老人家青春少小，没了爹，你自家守着这点孩子儿，不害孤另么？”那时吴月娘才三十出头岁，也算是青春年华，受到来旺的调戏，吴月娘并不上道。可以说，吴月娘是《金瓶梅》中所刻画的女性角色中少有的在伦理道德上正确，为人正派的人。也正因为如此，吴月娘得以七十岁善终而亡，得到了个充满“正义”的结局。来保如今发达了，他的媳妇惠祥嫂也跟着富贵起来，开始每天穿金戴银，招摇过市。身为一个下人的女人，突然间穿金戴银炫起富来自然会引起人们的质疑。最终来保的罪行被揭穿，来保装疯卖傻，说如果不是他，西门庆留下的货物根本就卖不出去。惠祥嫂不觉羞愧，反而闹了起来：“……就说是俺落的主子银子治的！要挤撮俺两口子出门，也不打紧。等俺每出去，料莫天也不着饿水鸦儿吃草。我洗净着眼儿，看你这些淫妇奴才，在西门庆家里住牢着！”当年惠祥嫂怒骂宋蕙莲的时候，说的也是类似的话，只不过那时正是宋蕙莲得宠于西门庆洋洋得意，惠祥嫂则是被丢在厨下烧菜泡茶。如今风水轮流转，惠祥嫂因为来旺的背叛开始实现阶级跃迁，虽然不厚道，但是她们的腰板依然挺得很直。对于惠祥嫂这类人来说，决定地位和话语权的，就是财富，而至于财富是怎么得来的，她们并不在意。
正所谓“势败奴欺主，时衰鬼弄人”。吴月娘面对这样的下人也只好忍了下去，给足颜面让他们自行离开西门府。对于现在的来保来说，有了背叛得来财富的兜底，他们已经是不屑于继续在西门府当下人，离开也正合他们的意。搬出西门府之后，来旺明火执仗，就在西门庆的家旁边开起了绸缎铺，完全取代了西门庆的生意。来保的行径佐证了一句话：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情谊。自古一来，古今中外，如出一辙。韩道国、王六儿和来保，是典型的市井小人物形象，他们出身于底层，目不识丁，也没有多少教养，所以在他们身上我们并不能看到有多少礼教和道德感，对于他们来说，评判利害关系的第一准则就是利益，这种反应最原始，也最直接。当他们把利益放在第一位时，他们就会心狠手辣，毫无羞耻心，为了银子完全可以颠覆正常人的三观，而当彼此间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的反水和翻脸也绝对是毫不留情，毫不犹豫。
而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又不必太多地去苛责，因为这也是人性中共性的东西，只不过是大多数人心中强烈的道德感和羞耻感告诉他们不能这样子做。同时，又是时代和社会造就了韩道国、王六儿和来保这样的人。他们身处的时代只有肆无忌惮的权力，法律虚有其表，社会福利遥不可及，总的来说就是没有任何一样形式上的东西可以给他们带来安全感。说到底，士大夫们可以选择“捍卫世道人心”，那是因为他们食有美器，衣有美服，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像他们这种时代最底层的普通人，是完全被割裂的一级，他们没得选择，唯一能做的就只有背叛，背叛自己，同时也背叛别人。所以王六儿才会说出这样的话：自古有天理到没饭吃哩！即便他们的行径看起来很卑鄙，但那却是整整一个时代的人的无奈与原罪。如果硬要苛责他们，那就有点道德卫士们站在道德制高点说“何不食肉糜”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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